陈平军先生的散文诗创作，一直在我的视界之内，看着他从《边走边唱》《好好爱我》写到《心语风影》，直到最近寄来的书稿《紫阳书》，前后垂三十年。“三十而立”，是一位作家由摸索逐渐走向自树的阶段，从人格精神到艺术技巧日臻完善的阶段。
　　一
　　《紫阳书》确实使我看到，在他过往散文诗作中没有呈现过的东西，或者是作为潜质、隐性存在，并未显露出来而为读者感知的因素。这种新变使人欣喜。
　　诚如本书“内容简介”中所言：“作者始终充满了尝试和创新的探索，力求不重复自己，无论题材、修辞、结构、手法和风格等，都在不断求变。”请注意两个关键词：“探索”和“求变”，探索，意味着进入未知领域;求变，意味着抛弃既成的格局，以新姿态傲视于人。探索与求变，对于一个艺术作者来说，是一段艰辛的努力，也是心灵和艺术走向成熟过程中不可或缺一段。如果以“探索”与“求变”为抓手，细读文本就不难领略《紫阳书》的要义和艺术特色之所在，就不难衡估这部散文诗集在陈平军个人创作中的意义。
　　怎样才能感知和认识《紫阳书》中显示的“探索”精神和“求变”后呈现出的异象呢？
　　笔者在读《心语风影》后写过一段文字，似乎可作为解读《紫阳书》的参照系。在那篇文字中是这样写的：
　　它（指《心语风影》）不像其他的散文诗人那样视界开阔，涉墨成趣，只是默默地打量身边有限的世界：丰饶的陕南紫阳小城，生于斯，长于斯，蛰居于斯多年的山村白果，在油灯下默默批阅作业、备课的乡村小学屋舍，朝夕相处的家人，熟稔的乡亲，所有这些，构成了变动不居但幅度又不那么大的乡土社会的情境，亦即带着中国中西部特征的——聆听到、期盼着现代化的步伐的逼近，心想奮进而力有不能，焦躁不安而又转复平静。《别样的视界和表述》
　　《紫阳书》，顾名思义，是在紫阳这方土地上书写的，或者说，是为这方土地上所曾有的和现实存在的一切——山岳、河川、建筑、物产、风习、观念形态、活着的和已经逝去的人们：家人、亲人、认识的和未必认识的人——而书写的。就这点而言，陈君已经不再执着于书写生于斯、长于斯的白果村、那所执教过的小学，那个可以视为历史见证的“端坐在白果村底部的石磨”，他从城里自己栖身的泗王庙巷走出，或是进入陈家老院，面对“超越宿命迁徙”的先人，心生愧意;或是去向汉江之滨，品赏错落有致的吊脚楼;或是来到徐家老宅，寻绎它的前世今生;或是与东城门对视，也算得上“相看两不厌”;或是历数瓦房店镇曾有过的会馆群：湖广的、福建的、江南的、浙江的……吊问沦落异乡不得归去的亡灵;或是为了寻觅育婴堂的遗迹，去向泰山庙，理出有关愚人溺婴和善人救赎的那段历史;或是去悟真观，拜谒紫阳真人，就是他给这方带来了华彩名字的道士;或是盘桓在大排档、钟鼓湾，在烟烧火燎、划拳痛饮，品尝“三转弯”“麻辣串”中，历练世情人生。陈君的足迹似乎还不止于此，他来到巴水和汉江的合流处，望云起云飞，看两水汇流激起的浪花，登神峰、凤岭，俯瞰紫阳大地，神驰文笔峰，董理自我痴情文学的万般情怀，涉淇水，神接卫国的贤君、淑妃卫武公、许穆夫人，沉吟于山旁泽畔的曹丕、王维、李白。
　　汇总起来，一方面，他从相对闭塞的山村走向灵动的诸水汇集、数省鸡鸣相闻的城市，散落的山川、村落和种种历史留存;一方面，他从熟稔的村民、亲人、天真的孩子走向市民、乡民，从他们的行为、话语走向心灵深处。
　　城镇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从城镇入手能更好地观照一方土地文明发展的程度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很有意思的是，陈平军在对城市新貌和世态众生相的书写中显示出社会的进步与沉滞，隧道，改善城市的交通条件，快件，便利了商品流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系着世道人心，构建了和谐社会。陈平军的诗笔既著录了紫阳这方土地上涌现的孝老养亲、助人为乐、敬业奉献、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的先进人物，留存了普通人的历史;又从一些习见的镜头中写出人们精神猥琐、素质有待于提高的一面，泗王庙巷扫地的老大爷对乱抛垃圾者一复一日的咒骂，麻将馆走出的老头、老太牌局得失的感慨，低头一族的学生妹、打工仔在手机麻将游戏中的沉迷。
　　陈平军先生一段下乡工作的经历，既昭示着精准扶贫大趋势下，扶贫工作队员的作为和贫困户的改变生存状态强烈愿望的一面，又写出了某些农民积久形成的贪心、狡诈，卖弄小聪明的一面，子女在城里有豪车豪宅，老人还想再沾一点扶贫款去修老房，比穷、嗑穷，以穷为荣，作者的笔刺向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民粹主义残留。这种城市和乡村的沉滞，很容易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生活在鲁镇、未庄的阿Q、王胡、小D，尽管一个世纪过去了，文学承担的精神启蒙的使命依然存在。
　　走向历史的那端，不止于行走，在过往的陈迹中怀想，还在于从文献中搜寻。陈平军比《心语风影》走得更远了，从落脚到紫阳的近柤走向江州聚族而居的先祖，被大唐僖宗褒奖为义门的，历数了这个家族经历了几个朝代中发生的传奇：人的、动物的，描述了在宋仁宗敕旨下大家族被迫分崩离析的情景，《家谱记》就是这段历史的诗化演绎。笔者设想过在这种呈现中，是不是还可以更多点理性的审视，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予以深层次的考较。因为“只有从现在的最高力量的立场出发，你才有可能解释过去”（尼采），当代诗人可以而且应该有超越古人“一览众山小”的人文情怀，重释历史，实现诗性和理性的交融。
　　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相因、相续、相承的传统与现实，期待着在陈平军的散文诗中会有着泯然无痕的结合，实现更为完美的抵达。
　　二
　　“探索” 与“求变”，不止于题材范围的扩大，立意的新颖，还在于表现方式的求新、求异，也就是“陌生化”的追求。前面提到的作者在“修辞、结构、手法和风格”求变的追求，就属于这个范畴。
　　首先，要提的是结构的求变。结构是艺术家将内在的思绪外化为可感的艺术形象必不可少的一步，是决定作品成败的重要关键，清代戏曲家李渔，在他的理论作品中将结构经营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提出“结构第一”，即将结构经营放在第一位。散文诗与戏剧虽有所不同，不必追求戏剧语言的动作性和情节的环环相套，但因为其体制一般比较短小，必须将诗的凝练和散文很好地统一起来，扩大作品的容量。在陈平军以前的散文诗中，往往有将笔墨过多集中于一点，用笔过重的地方。散文诗和写意画一样，细部与整体、意笔与工笔，要搭配得当，要做到“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从泗王庙巷进出》《瓦房店吊脚楼》，很能显现陈平军结构经营的孤心苦诣，可谓纳须弥于芥子。 　　“二重唱”也不失为散文诗结构方式的创新，每首散文诗前面有一首诗或者叙述性文字，类似旧体诗词的原作与和作、诗序与诗作的关系。文学作品最好是不要只听作者一个人在叙述或吟唱，这种散文诗前加上一段他人的诗文，称得上是一种“复调”。
　　其次，要提的是修辞——广而言之曰话语方式的求变。《紫阳书》的笔致似乎放得开了。诗人只有懂得放纵与节制的统一，懂得什么场合该“惜墨如金”，什么场合该“泼墨如云”，才能创制出完美的画幅来。陈平军《在白鹤村徐家老宅烤火》中，有着很精彩的文字：
　　不过一切演绎都会经过黑漆漆的夜晚的过滤，黑黢黢的“大烟筒”里黑黢黢的火炉坑、黑黢黢的罐大钩、黑黢黢的管家婆、黑黢黢的吹火筒……火炉坑上黑黢黢的腊肉，竹楼下挂着的黑黢黢的大巴山人一生黝黑的时光，最终从大烟筒里化作一股青烟，在石瓦屋顶上飘摇，久久不愿离去。
　　这段散文诗连用了八个“黑”字，一开始是“黑漆漆”，继而是六个“黑黢黢”，最后是一个“黝黑”。查一下字典，“漆漆”“黢黢”“黝”，都是形容黑的，并无程度上的不同，但经过陈平军一组合就很有意思了。一则黑漆漆，使人联想起漆，一切是夜的涂抹，有象征意味;一则漆与黢韵母分别为“ī”和“ǖ”，前者为齐齿呼，后者为撮口呼，黝韵母为“ǒu”属开口呼。试着读一下，你就會从口型的运动中体会出诗的声韵美。
　　紧接下去的一句，似乎更有意思：
　　这一切都逃不过石板作为判官的眼光，脸色铁青，传递有关生命密码的高深。
　　惜墨如金，用青石板来见证这六百年老屋的沦沉，顿挫有力。
　　再次，是手法和风格上的求变。前面所说的选材、立意、建构、修辞，都属于手法范畴，就不再赘言了。至于风格，也就是作家艺术个性的最高体现，陈平军先生是在艺术创作尝试中逐渐走向定型的，他不疲倦地写紫阳，注意作品的打磨，显现出他个性中的执拗;探索和求变显示他的艺术勇气和创新精神，乡土气和不肯止步，是艺术家气质中最可珍贵的，也是陈平军君的风格所在吧。
　　三
　　“探索”和“求变”，大致有两种范型，一种是“破茧化蝶”，例如白石老人的衰年变法，从早年的工笔画蜕变为泼墨、大写意;一种是“守正出新”，一点一滴地改变，就像时光作用于人的形貌一样，积久了照镜子才会觉察自己真的老了。但不管哪一种范型，都在于积累、历练，都在于艺术继承上的努力。齐白石诗云：“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表示对前辈艺术大师徐渭、八大和昌硕的虔诚和崇敬。他后期画中的细部，草虫的真，很能显示出早年工笔画的功力。
　　“守正出新”，积久变化，到了临界点，就会有质的变化，就会“破茧化蝶”。年轻陈平军先生正以自己不倦的努力，实现着这种精神超越和艺术超越，《紫阳书》就是着力的一步。
　　秦兆基，1932年生，江苏镇江人，现居苏州。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出版散文诗集《揉碎江南烟水》等，评论集《散文诗写作》《永远的询探》《诗的言说》等，散文集《错失沧海》《苏州记忆》《红楼流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