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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鹿鼎记》既是一部讲述主人公机智言行的幽默喜剧，又是一部通过小人物发家史进行辛辣反讽的讽刺喜剧。在喜剧外表下的《鹿鼎记》实则蕴含着双重悲剧内核，不仅表现了小人物突然遭遇命运垂青之后陷入虚无与迷茫，也暗示了江湖走向衰落之后武侠时代的结束。
关键词：《鹿鼎记》 悲剧内核 喜剧外表
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用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了主人公韦小宝由小混混官至鹿鼎公的市井传奇，相关改编作品也多以喜剧面貌示人。然而《鹿鼎记》事实上以喜剧写悲剧，满篇调侃戏说的背后，却难掩小说侠客远去、江湖落幕的悲凉底蕴，把笑中带泪的艺术效果推到极致，被众多评论家推为金庸小说之最。
一、《鹿鼎记》的喜剧外表
王国维认为喜剧的结构与悲剧截然相反，始于悲终于欢、始于困终于亨，是人物从逆境到顺境的故事。《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正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物，生母韦春花作为烟花女子，不仅说不清孩子生父是谁，连最基本的抚养义务也很难尽到。按照常理，韦小宝或许永无翻身之日，但金庸通过描写他的机智言行，巧妙地将《鹿鼎记》变成一部记录韦小宝从小人物逆袭变身大人物的发迹史，既是一出幽默喜剧，又是一出讽刺喜剧。
喜剧是笑的艺术，《鹿鼎记》的幽默气息，多半要归功于书中刻画人物言行举止时无处不在的“机智”。喜剧中机智言行描写的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史记·滑稽列传》中“滑稽”的本意正是机智的话语：“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异同也。”a恰到好处且合情合理的人物机智言行描写，能够在不引起读者反感的情况下，将幽默感隐藏于字里行间，因而幽默喜剧也被称作“高喜剧”。金庸小说中机智言行着墨最多的人物，自然要数韦小宝。他的机智，有时是急中生智，当称赞康熙贤明时，他无从组织措辞，临时借用了“鸟生鱼汤”阿谀奉承；有时是妙语连珠，面对胖头陀威胁，大字不识一个的韦小宝结合对神龙教的一知半解，现场编造一篇碑文，将“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连在其中，骗得见多识广的胖头陀奉他为先知。韦小宝的识字水平决定了他与文盲相差无几，他的“机智”源于出身复杂环境的多年浸淫，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底層生存智慧的自然流露，因此并不招人厌烦，只会引人发笑。
喜剧与讽刺之间密不可分，从审美意义上说，喜剧是为了在不引起痛感的情况下揭露丑，而讽刺正是“在喜剧中通过美对丑的压制，直接否定丑”b。《鹿鼎记》借着韦小宝这面未经社会规训而天然形成的镜子，在市井与皇宫之间上演了一出绝妙的讽刺喜剧。小说第四回，韦小宝初进上书房，便敢坐在龙椅上一试究竟，心中暗想“椅子也不怎么舒服，做皇帝也没什么了不起”。众人须得顶礼膜拜的神圣宝座，在他眼中不过是一把舒适度欠佳的普通椅子。借着韦小宝的奇妙经历，金庸不仅无情地嘲弄了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也消解了封建皇权与生俱来的权威性，“只有多少带点丑陋的东西，才能引人发笑”c，讽刺之意十足。讽刺让《鹿鼎记》的喜剧效果更加凸显，也隐隐展现了小说喜剧外表下悲剧内核的冰山一角。
二、以喜剧写悲剧
《鹿鼎记》是一部以喜剧写悲剧的双线叙事小说，除了喜剧化的韦小宝的个人传奇之外，故事的真正脉络实则围绕着江湖和朝廷两股斗争势力的此消彼长展开，现实而残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运用喜剧手法表现悲情人物。张健在《中国现代喜剧论稿》中指出，随着道德水平的迁善，喜剧作者也更加偏向于塑造英雄，以保持读者的愉悦感；当喜剧中的英雄人物陷入绝境时，也更能引发读者对于美的怜惜与向往。《鹿鼎记》中的头号英雄人物，当属韦小宝的师父陈近南，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英雄，所谓“平生不识陈近南，纵称英雄也枉然”。面对弟子韦小宝将自己拿到《四十二章经》这一惊天秘密的坦白，他不为所动，倒是叮嘱韦小宝记住地图之后及时毁灭以防万一。不料，这样一个万众敬仰的英雄人物，最后竟死在了纨绔子弟郑克塽的手里，其后尽管金庸安排了韦小宝隔三岔五问郑克塽要银子以补偿自己的情节，用韦小宝的聪明机智反衬了郑克塽的无能懦弱，充满了喜剧张力，但如此微不足道的报复手段并不能弥补陈近南抱憾而亡的结局，反倒让他的悲情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让悲剧效果在喜剧描写中达成了和谐统一，“喜剧和悲剧一样，都能引起快感与痛苦的混合”d。
二是将悲壮宏大的历史斗争主题掩藏在整体喜剧氛围之下。《鹿鼎记》开篇就借着吕留良之口讲述了《明史》引发的文字狱案，但自此之后书中再没有出现任何有关政治斗争的直接叙述，而是开启了韦小宝的传奇喜剧人生。然而，他的背后始终同时存在着两股势力——以康熙为首的朝廷和以陈近南为首的天地会，这两派恰好是“反清复明”斗争的中心阵营。他本人与这两股势力均关系匪浅，既是清朝皇帝的少年至交，又是反清复明首领的唯一弟子，金庸把他作为各路线索的交汇点，将隐秘而完整的历史斗争透过小人物的发迹史一一呈现。在小说中，金庸多次旁敲侧击地暗示历史斗争的残酷性，比如通吃岛上的韦小宝，已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在皇上和师父之间的抉择难题深感担忧，因此向政治经验最为丰富的苏荃寻求建议，偏偏事关重大的抉择问题放在他的口中问出来，总是带着些玩笑色彩，连建宁公主都忍不住插嘴：“皇帝哥哥要是派你去倒便壶、洗马桶呢？”韦小宝因此转向建宁公主发起脾气，众人嬉闹起来，对未来的忧虑仿佛一扫而空。于是，在不停的插科打诨中，原本严肃的政治问题被稀释得无关紧要，悲壮宏大的历史斗争也被整体的喜剧氛围所笼罩而变得不易察觉。
喜剧就是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喜剧外表下的《鹿鼎记》，讨论的主题却是再正经不过的“反清复明”。只是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以大化小地揉进了韦小宝人生的一个个小插曲，金庸以喜剧写悲剧，举重若轻地运用喜剧手法塑造悲情人物，将悲壮宏大的历史主题掩藏在整体的喜剧氛围之下，从而达到了悲喜合一的艺术境界。
三、《鹿鼎记》的悲剧内核
披着喜剧外表的《鹿鼎记》的内核其实蕴藏着双重悲剧主题：既是韦小宝个人的命运悲剧，又是江湖落幕的历史悲剧。 从个体层面上看，《鹿鼎记》的悲剧是韦小宝陷入个人价值观的虚无与迷茫的命运悲剧。韦小宝在机缘巧合之下，偶然从底层进入了朝廷这个中国古代最高的权力中心。他与康熙结为至交，成为皇上的左膀右臂，还拜了天地会首领陈近南为师父，逐步确立了继承人地位，大有一统江湖之势。可是，从随茅十八进京的那一刻起，韦小宝的命运已经处在两股势力分裂之下，不能自己做主。第三十七回康熙坦白已知晓他的双重身份，此时的韦小宝不免使人想到另一个悲剧英雄萧峰，二人同样陷入了忠孝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可惜他并无萧峰的胆魄与见识，只有眼前利益的衡量：
韦小宝大声道：“皇帝逼我去打天地会，天地会逼我去打皇帝。老子脚踏两头船，两面不讨好。一边要砍我脑袋，一边要挖我眼珠子。一个人有几颗脑袋，几只眼睛？你来砍，我来挖，老子自己还有得剩么？不干了，老子说什么也不干了！”e
一个最重义气的人，因为无法兼顾多方利益落荒而逃，即使带着妻子母亲得以全身而退，也难称得上圆满结局。韦小宝的悲剧，正是盛极而衰之后的一地疮痍，徒留个人的虚无与迷茫——他以为自己有能力改变命运，却在真正面对自己命运抉择时无从衡量：少年兄弟从此陌路、与师父天人两隔，就算最后他侥幸回到家乡，可其中代价是否太高？究竟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怕是韦小宝自己也不能解答。康熙再也寻不到韦小宝的音信，仿佛他从未出现过一般的结局，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群雄逐鹿、问鼎中原已是昨日云烟，如今只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从整体上看，《鹿鼎记》的悲剧是侠客远去、江湖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历史悲剧。小说里江湖与朝廷的位置颠倒过来，呈现出了明显的衰落趋势。一方面，江湖自身的影响力不复从前，武林门派数量大幅下降，引以为傲的武功水平亦引人怀疑，譬如武侠名门少林寺的般若堂首座澄观，仅花四十二年练成一指禅，号称全派“千年第三”，反而要韦小宝在一旁出谋划策，才能击败毫无内力招式杂糅的阿珂。千年门派沦落至此，折射的是江湖整体水平的没落。另一方面，在面对朝廷等外部势力时，江湖也失去主导地位，甚至一步步变成了朝廷的附庸。以陈近南为首的天地会坐拥众多英雄好汉，却对台湾郑家到了愚忠的程度，成员之间虽然义薄云天，但主观上早已放弃了像郭靖守卫襄阳一般正面抗争到底的勇气，也在朝廷不懈的渗透查探与处处追捕之下失去了翻身的可能。
江湖的衰落也导致了侠客的远去。金庸将侠义精神概括为“奋不顾身，拔刀相助”，但《鹿鼎记》里这种理想主义已没有了用武之地，韦小宝既没有家国情怀，又因天性懒惰放弃学武，自绝侠客之路；已成名的侠客也忘记了侠义精神的真正内涵，天地会与沐王府竟因“拥唐”还是“拥桂”而内斗，间接导致反清复明毁于一旦。第三十四回吴六奇的高歌已经预言了江湖的衰落：“跳出重围，故国悲恋，谁知歌罢剩空筵。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侠客与江湖本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不再信奉侠义精神的侠客沦为武功出众的凡俗夫子，失去侠客的江湖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落幕。
《鹿鼎记》是金庸在经历十余年的武侠创作生涯之后自我探索的成果，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反传统武侠套路的喜剧小说，然而如前所述，喜剧外表下的《鹿鼎记》仍具有相当深刻的悲劇内核，金庸借这部小说，反映了当人物自以为在到达某种巅峰之后面临的迷茫和价值的虚无，也隐隐昭示着充满理想主义的江湖最终衰落的结局，以此封笔，为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画上了一个完满而不同的句点。
a 司马贞： 《史记索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卷二十七。
b 朱克玲： 《悲剧与喜剧》，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年版，第63页。
c 陈瘦竹：《戏剧论文理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d 柏拉图： 《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朱光潜译，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页。
e 金庸：《鹿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03页。
作 者： 宋倩钰，中南大学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鹿鼎记》 悲剧内核 喜剧外表
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用幽默诙谐的笔调讲述了主人公韦小宝由小混混官至鹿鼎公的市井传奇，相关改编作品也多以喜剧面貌示人。然而《鹿鼎记》事实上以喜剧写悲剧，满篇调侃戏说的背后，却难掩小说侠客远去、江湖落幕的悲凉底蕴，把笑中带泪的艺术效果推到极致，被众多评论家推为金庸小说之最。
一、《鹿鼎记》的喜剧外表
王国维认为喜剧的结构与悲剧截然相反，始于悲终于欢、始于困终于亨，是人物从逆境到顺境的故事。《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正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物，生母韦春花作为烟花女子，不仅说不清孩子生父是谁，连最基本的抚养义务也很难尽到。按照常理，韦小宝或许永无翻身之日，但金庸通过描写他的机智言行，巧妙地将《鹿鼎记》变成一部记录韦小宝从小人物逆袭变身大人物的发迹史，既是一出幽默喜剧，又是一出讽刺喜剧。
喜剧是笑的艺术，《鹿鼎记》的幽默气息，多半要归功于书中刻画人物言行举止时无处不在的“机智”。喜剧中机智言行描写的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史记·滑稽列传》中“滑稽”的本意正是机智的话语：“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异同也。”a恰到好处且合情合理的人物机智言行描写，能够在不引起读者反感的情况下，将幽默感隐藏于字里行间，因而幽默喜剧也被称作“高喜剧”。金庸小说中机智言行着墨最多的人物，自然要数韦小宝。他的机智，有时是急中生智，当称赞康熙贤明时，他无从组织措辞，临时借用了“鸟生鱼汤”阿谀奉承；有时是妙语连珠，面对胖头陀威胁，大字不识一个的韦小宝结合对神龙教的一知半解，现场编造一篇碑文，将“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连在其中，骗得见多识广的胖头陀奉他为先知。韦小宝的识字水平决定了他与文盲相差无几，他的“机智”源于出身复杂环境的多年浸淫，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底層生存智慧的自然流露，因此并不招人厌烦，只会引人发笑。
喜剧与讽刺之间密不可分，从审美意义上说，喜剧是为了在不引起痛感的情况下揭露丑，而讽刺正是“在喜剧中通过美对丑的压制，直接否定丑”b。《鹿鼎记》借着韦小宝这面未经社会规训而天然形成的镜子，在市井与皇宫之间上演了一出绝妙的讽刺喜剧。小说第四回，韦小宝初进上书房，便敢坐在龙椅上一试究竟，心中暗想“椅子也不怎么舒服，做皇帝也没什么了不起”。众人须得顶礼膜拜的神圣宝座，在他眼中不过是一把舒适度欠佳的普通椅子。借着韦小宝的奇妙经历，金庸不仅无情地嘲弄了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也消解了封建皇权与生俱来的权威性，“只有多少带点丑陋的东西，才能引人发笑”c，讽刺之意十足。讽刺让《鹿鼎记》的喜剧效果更加凸显，也隐隐展现了小说喜剧外表下悲剧内核的冰山一角。
二、以喜剧写悲剧
《鹿鼎记》是一部以喜剧写悲剧的双线叙事小说，除了喜剧化的韦小宝的个人传奇之外，故事的真正脉络实则围绕着江湖和朝廷两股斗争势力的此消彼长展开，现实而残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运用喜剧手法表现悲情人物。张健在《中国现代喜剧论稿》中指出，随着道德水平的迁善，喜剧作者也更加偏向于塑造英雄，以保持读者的愉悦感；当喜剧中的英雄人物陷入绝境时，也更能引发读者对于美的怜惜与向往。《鹿鼎记》中的头号英雄人物，当属韦小宝的师父陈近南，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英雄，所谓“平生不识陈近南，纵称英雄也枉然”。面对弟子韦小宝将自己拿到《四十二章经》这一惊天秘密的坦白，他不为所动，倒是叮嘱韦小宝记住地图之后及时毁灭以防万一。不料，这样一个万众敬仰的英雄人物，最后竟死在了纨绔子弟郑克塽的手里，其后尽管金庸安排了韦小宝隔三岔五问郑克塽要银子以补偿自己的情节，用韦小宝的聪明机智反衬了郑克塽的无能懦弱，充满了喜剧张力，但如此微不足道的报复手段并不能弥补陈近南抱憾而亡的结局，反倒让他的悲情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让悲剧效果在喜剧描写中达成了和谐统一，“喜剧和悲剧一样，都能引起快感与痛苦的混合”d。
二是将悲壮宏大的历史斗争主题掩藏在整体喜剧氛围之下。《鹿鼎记》开篇就借着吕留良之口讲述了《明史》引发的文字狱案，但自此之后书中再没有出现任何有关政治斗争的直接叙述，而是开启了韦小宝的传奇喜剧人生。然而，他的背后始终同时存在着两股势力——以康熙为首的朝廷和以陈近南为首的天地会，这两派恰好是“反清复明”斗争的中心阵营。他本人与这两股势力均关系匪浅，既是清朝皇帝的少年至交，又是反清复明首领的唯一弟子，金庸把他作为各路线索的交汇点，将隐秘而完整的历史斗争透过小人物的发迹史一一呈现。在小说中，金庸多次旁敲侧击地暗示历史斗争的残酷性，比如通吃岛上的韦小宝，已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在皇上和师父之间的抉择难题深感担忧，因此向政治经验最为丰富的苏荃寻求建议，偏偏事关重大的抉择问题放在他的口中问出来，总是带着些玩笑色彩，连建宁公主都忍不住插嘴：“皇帝哥哥要是派你去倒便壶、洗马桶呢？”韦小宝因此转向建宁公主发起脾气，众人嬉闹起来，对未来的忧虑仿佛一扫而空。于是，在不停的插科打诨中，原本严肃的政治问题被稀释得无关紧要，悲壮宏大的历史斗争也被整体的喜剧氛围所笼罩而变得不易察觉。
喜剧就是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喜剧外表下的《鹿鼎记》，讨论的主题却是再正经不过的“反清复明”。只是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以大化小地揉进了韦小宝人生的一个个小插曲，金庸以喜剧写悲剧，举重若轻地运用喜剧手法塑造悲情人物，将悲壮宏大的历史主题掩藏在整体的喜剧氛围之下，从而达到了悲喜合一的艺术境界。
三、《鹿鼎记》的悲剧内核
披着喜剧外表的《鹿鼎记》的内核其实蕴藏着双重悲剧主题：既是韦小宝个人的命运悲剧，又是江湖落幕的历史悲剧。 从个体层面上看，《鹿鼎记》的悲剧是韦小宝陷入个人价值观的虚无与迷茫的命运悲剧。韦小宝在机缘巧合之下，偶然从底层进入了朝廷这个中国古代最高的权力中心。他与康熙结为至交，成为皇上的左膀右臂，还拜了天地会首领陈近南为师父，逐步确立了继承人地位，大有一统江湖之势。可是，从随茅十八进京的那一刻起，韦小宝的命运已经处在两股势力分裂之下，不能自己做主。第三十七回康熙坦白已知晓他的双重身份，此时的韦小宝不免使人想到另一个悲剧英雄萧峰，二人同样陷入了忠孝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可惜他并无萧峰的胆魄与见识，只有眼前利益的衡量：
韦小宝大声道：“皇帝逼我去打天地会，天地会逼我去打皇帝。老子脚踏两头船，两面不讨好。一边要砍我脑袋，一边要挖我眼珠子。一个人有几颗脑袋，几只眼睛？你来砍，我来挖，老子自己还有得剩么？不干了，老子说什么也不干了！”e
一个最重义气的人，因为无法兼顾多方利益落荒而逃，即使带着妻子母亲得以全身而退，也难称得上圆满结局。韦小宝的悲剧，正是盛极而衰之后的一地疮痍，徒留个人的虚无与迷茫——他以为自己有能力改变命运，却在真正面对自己命运抉择时无从衡量：少年兄弟从此陌路、与师父天人两隔，就算最后他侥幸回到家乡，可其中代价是否太高？究竟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怕是韦小宝自己也不能解答。康熙再也寻不到韦小宝的音信，仿佛他从未出现过一般的结局，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群雄逐鹿、问鼎中原已是昨日云烟，如今只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从整体上看，《鹿鼎记》的悲剧是侠客远去、江湖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历史悲剧。小说里江湖与朝廷的位置颠倒过来，呈现出了明显的衰落趋势。一方面，江湖自身的影响力不复从前，武林门派数量大幅下降，引以为傲的武功水平亦引人怀疑，譬如武侠名门少林寺的般若堂首座澄观，仅花四十二年练成一指禅，号称全派“千年第三”，反而要韦小宝在一旁出谋划策，才能击败毫无内力招式杂糅的阿珂。千年门派沦落至此，折射的是江湖整体水平的没落。另一方面，在面对朝廷等外部势力时，江湖也失去主导地位，甚至一步步变成了朝廷的附庸。以陈近南为首的天地会坐拥众多英雄好汉，却对台湾郑家到了愚忠的程度，成员之间虽然义薄云天，但主观上早已放弃了像郭靖守卫襄阳一般正面抗争到底的勇气，也在朝廷不懈的渗透查探与处处追捕之下失去了翻身的可能。
江湖的衰落也导致了侠客的远去。金庸将侠义精神概括为“奋不顾身，拔刀相助”，但《鹿鼎记》里这种理想主义已没有了用武之地，韦小宝既没有家国情怀，又因天性懒惰放弃学武，自绝侠客之路；已成名的侠客也忘记了侠义精神的真正内涵，天地会与沐王府竟因“拥唐”还是“拥桂”而内斗，间接导致反清复明毁于一旦。第三十四回吴六奇的高歌已经预言了江湖的衰落：“跳出重围，故国悲恋，谁知歌罢剩空筵。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侠客与江湖本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不再信奉侠义精神的侠客沦为武功出众的凡俗夫子，失去侠客的江湖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落幕。
《鹿鼎记》是金庸在经历十余年的武侠创作生涯之后自我探索的成果，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反传统武侠套路的喜剧小说，然而如前所述，喜剧外表下的《鹿鼎记》仍具有相当深刻的悲劇内核，金庸借这部小说，反映了当人物自以为在到达某种巅峰之后面临的迷茫和价值的虚无，也隐隐昭示着充满理想主义的江湖最终衰落的结局，以此封笔，为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画上了一个完满而不同的句点。
a 司马贞： 《史记索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卷二十七。
b 朱克玲： 《悲剧与喜剧》，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年版，第63页。
c 陈瘦竹：《戏剧论文理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d 柏拉图： 《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朱光潜译，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页。
e 金庸：《鹿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03页。
作 者： 宋倩钰，中南大学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