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驾座金阙云宫灵霄宝殿，聚集仙卿，见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二将果奉旨出门外，看得真，听得明。”这就是长篇小说《西游记》关于齐天大圣—孙悟空横空出世的描写。没有童年，出世后即会跑、跳、说话甚至于探险（探水帘洞当美猴王），而且惊动了掌管三界的玉皇大帝。小说固然是虚构的，但历史上确有一物没有初创萌芽期，一出现就是一棵参天大树。当人们看到它的时候，就不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而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瓷器中确立了其霸主地位，一直盛烧不衰，成为瓷都景德镇生产的主流。这就是青花瓷器。
　　一、唐宋青花的谬传
　　最近，唐宋青花风靡一时，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瓷器爱好者，动辄就把青花瓷的创烧年代提到唐宋时期，那么唐宋时期所谓“青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器？
　　要搞明白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青花的概念。现今公认的概念是：以钴料在白瓷素胎上描绘纹饰，再罩以透明釉，于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笔者翻看了许多陶瓷鉴赏书籍，虽对青花的定义文字稍有不同，但构成因素几乎完全相同，那就是—白瓷胎、透明釉、钴料、釉下彩、高温一次烧成五项特征（大部分还指出纹饰是描绘的而不是洒上或刷上的，有极少数未提到这一点我们不作为依据）。由此说明被称为青花的器物应该同时具备这五大要素。那么唐宋青花是不是真正的青花呢？
　　我国著名陶瓷鉴赏家、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李辉炳先生经过考证已经得出结论，所谓的唐宋青花胎质虽有陶、瓷两种，但是釉上彩而不是釉下彩，唐代多施化妆土，不符合我们所熟知的青花概念。同时，宋代考古在我国考古工作中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陶瓷考古无论是窑址调查还是墓葬发掘，数量都远远超过其他时代，出土唐宋瓷器也异常丰富，然而真正的唐宋青花却没有发现。因此，据青花瓷器的科学概念而论唐宋时代均无青花（可以参看李辉炳、耿宝昌先生合著的《青花瓷器鉴定》青花瓷器的发展二、青花瓷器的起始年代）。如果非要把白地蓝花瓷器均认为是青花，那另当别论。可见，唐青花、宋青花只是中国人喜欢做文字游戏的结果，但它会造成初学者和业余爱好者概念的混乱。这也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二、元代青花创烧的历史背景
　　虽然青花瓷器在元代中期诞生之日起就非常成熟，但这绝不是偶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元代具备了青花产生、发展的条件，并促进了青花迅速成长为瓷器的霸主。
　　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王朝，也是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国家，结束了宋、金、西夏的分裂对峙局面。在政权得到巩固后，随着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措施的推行，经济文化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频繁，文化繁荣。绵延百年为瓷器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元代疆域极其辽阔，文化兼收并蓄。不知是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还是蒙古草原自然环境的造就，蒙古人尚白、尚蓝。对两种颜色的喜爱使得统治阶层对青花有一种追求和推崇的文化情结（当时伊斯兰地区已能生产白地蓝花的陶器），这就为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
　　元朝在灭亡南宋的前一年即公元1278年，把统辖全国贡瓷的唯一官方管理机构—浮梁瓷局设置在景德镇，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设置大使、副使各一员。瓷局实物的特异纹饰由元廷将作院提供。该院下属机构分工极细，除有制造物品的专业司、局二十五所之外，还设有一职能特殊的画局。该局不生产任何产品，其职能是为将作院下属各专业司、局“描造诸色样制”，其规模略大于瓷局。浮梁瓷局和将作院的建立为瓷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同时也促进了高技术窑工向景德镇聚集。大名鼎鼎的青花、釉里红、五彩、卵白釉等新品种正是在瓷局的掌管下创烧的。
　　青花瓷器的装饰手法的出现亦不是偶然。1983年南京雨花台一座吴末晋初墓出土一件带盖的青瓷罐，胎上用褐黑彩通体绘满纹饰，有人首鸟身动物、异兽、持节羽人、仙草、云气等纹饰，证明早在三国时期已出现釉下彩绘工艺。在唐代，四川邛窑和湖南长沙窑采用铜和铁的矿物材料，烧制出成熟的釉下彩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上也有釉下褐彩装饰；宋金时期釉下彩绘工艺遍及南北瓷窑，其中以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和江西吉州窑的白地褐花最具代表性。
　　青花瓷的着色剂主要以钴为原料，钴在我国的应用是很早的。据考古资料，河南固始县侯堌堆出土的春秋时期的蜻蜓眼绿琉璃，配有蓝白两色的琉璃。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蓝琉璃珠，经过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发现这类蓝色琉璃的着色元素是钴，这是我国陶瓷史上最早出现钴蓝的实物。唐代最早用钴蓝料的实物是1972年陕西乾县唐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出土的一件白釉蓝彩盖罐。盖钮是蓝彩，说明唐初已经使用氧化钴装饰瓷器了。盛唐时，唐三彩用钴着色的蓝彩更为普遍。另外元代统治阶层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伊斯兰地区用钴装饰陶器已相当普遍，对于青花瓷器的诞生也应该有一些直观的影响。特别是在13世纪初，由于成吉思汗异军突起，他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征服了中亚、西亚，打通了中西文化交通的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崇尚伊斯兰文化的突厥人涌入中国，其中包括工匠、天文学家、医学家等，带来了西域的文化。对青花的创烧起到了促进作用。
　　宋代景德镇已能生产有“饶玉”之称的青白瓷，造型丰富，色彩白中泛青，使用透明釉。如果把青花瓷比作一件画作艺术，钴的成功使用相当于拥有了画笔，那么这种青白瓷的创烧就像是提供了优良的画板。
　　三、青花瓷器的创烧
　　青花瓷器是景德镇窑工在困境中奋起勃发的产物。宋元对外贸易频繁，再加上北方瓷窑的战争破坏，以景德镇、龙泉为代表的南方诸窑得到较大发展。为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景德镇借鉴宋定窑的覆烧法提高产量，进入了一个只追求产量而忽视质量的误区。同时，尤其是忽必烈时期，为发展国家经济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出口瓷器也以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龙泉青瓷为主，而景德镇至沿海码头道路崎岖，跋山涉水，运输成本颇高。在这种情况下，元朝便在一些港口附近建立许多新窑，仿景德镇青白瓷出口。因此，元中期景德镇瓷业一时出现不景气的局面。为了改变现状，迎合统治阶级和西亚伊斯兰国家尚白、尚蓝的审美特征，景德镇窑工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创造了白地蓝花瓷器，揭开了陶瓷史上辉煌的一页。
　　然而，我们对元青花的认知却比较晚，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在大维德基金会所藏青花瓷中，发现一对带“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款的云龙象耳瓶，并将其从明代众瓷器中分辨出来认定为元代瓷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一对象耳瓶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青花瓷器。随后，陆续出土，特别是江西九江延祐六年墓出土的青花塔式罐揭示了被称为“延祐型”青花的面貌。同样是我国古陶瓷鉴赏家李辉炳老师已经多次发表了关于元青花实物的考察结论，那就是：首先，“至正型”是“延祐型”的延续和发展青花瓷器；其次，青花瓷出现的上限不可能上溯到元代早期，但把青花瓷的起始年代提到延祐六年以前是有科学根据的。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虽有了钴蓝装饰陶器和瓷器，也有了釉下彩装饰的成品，但这两种工艺未合二为一，也就是说量变未达到质变，所以科学意义上的“唐青花”“宋青花”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目前还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随着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在元代中期，终于修成正果，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元青花横空出世，并迅速君临天下，确立了其瓷器中的霸主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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