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0世纪末，现代主义主视角的叙事方式对电影的影响很明显，经典的叙事方式逐渐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单一的时间向度被解构，多重时间线、不可靠的叙述者、倒叙、闪回、信息的遮蔽和延宕等手段成为“新黑色电影”的惯用形式。随着类型与观众的不断互动、各种媒介元素的融合、互文本的杂糅等大趋势出现，类型本身也在不断完成自我发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语境之下，相似的叙事结构往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效果。
关键词：不可靠叙事 身份认同 价值传递 奇观杂糅 明星效应
电影至少包含两个叙事层面，即视觉层面和听觉层面，而其叙事结构与时代地域语境密不可分。影片的深层结构体现为社会文化的一种编码，相同或相似的叙事规范和程式狭义上称为类型。在叙事系统内加入差异化的元素，成为占据基础性地位的经典好莱坞叙事架构不断吸收从黑色电影到谜题电影的复杂叙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复杂叙事与视觉奇观
叙事，是一种将时空性文本按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方式，表现为电影所呈现的内容；叙述则表现为怎样将所发生的事情呈现给观众。“非线性电影叙事结构的最大特征在于单一时间向度被打破和解构，时间成为不连贯的片段且前后颠倒。情节、事件和动作的事理逻辑（因果关系）被（人物的或导演的）主观心理逻辑取代，经典的事理结构演变成现代的心理结构。”a从叙述方式的总体发展来看，一般认为从全知视角的客观描述到主观单一视角叙述的转变是从传统经典电影到现代主义电影的分水岭。b
电影的叙事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来呈现，视角即视点。视点最根本的功能是与片中角色形成身份认同，并决定判断。“与复杂系统论相似，复杂电影借助复杂性和各要素的差异完成其叙事过程，诸如在作为其主要类型的谜题电影中，要素的散点分布和非线性结构对故事产生深远影响。”c
电影《非常嫌疑犯》的主角罗杰·金特（凯文·史派西饰）是不可靠叙述中典型的非病理性精神问题的带有欺骗性质的叙述者，同时带有误导观众判断的特征，比如他伪装的肢体残疾。影片以限制性的第一人称主观叙述完成其叙事功能，这种叙事视角赋予了观众一定程度上的视线自由，让观众主动加入叙事的空白填补，然而也更隐匿地左右着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并制造悬疑与视觉盲区。
影院中的“凝视”是主体如一个窥淫癖一样窥视投射的欲望，是对镜像的观看中主体在倒退进自我想象的“自恋”满足，实际上主体在外界的“完形”参考中也伴随着属于来自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使她们具有被看性的内涵。作为性欲对象被展示出来的女人是色情奇观的主导动机，她承受视线，她迎合男性的欲望，指称他的欲望。”d
电影《无双》的主体叙事也是以主角李问（郭富城饰）的主观叙述完成的，他的神经质怯懦也是伪装出来的易误导观众判断的特征，同时在叙事中加入印制假币时制作母版和电板、仿制水印、采购无酸纸、研制变色油墨、回收凹版印刷机、制作浮水印等一系列细节，其区别于日常生活所可以接触的疏离感不断带给观众新的审美惊奇。还有豪华游艇上来来往往的穿比基尼的美女、李问在酒店与假阮文（张静初饰）缠绵的色情奇观以及画家（周润发饰）双枪扫射向小马哥致敬的情怀片段。在枪战的镜头片段中为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用慢镜头来表达暴力的瞬间。当暴力在影片中风格化甚至标志化时，让观众在“凝视”的过程中获得原始畅快的审美体验。观众对叙事的理解能力及叙事建构能力在不断加强，视觉奇观的杂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满足观众消费预期的同时为他们提供期待之外的惊喜。
二、结局处理与价值传递
“通常认为，电影符号学分为第一电影符号学和第二电影符号学。第一电影符号学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方法，主要研究电影的语言符号特性、电影符码的划分以及影片的叙事结构；第二电影符号学则将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相结合，对电影影像结构与心理结构进行类比分析，着重探讨影片文本与观影主体之间的关系。”e在第二电影符号学产生以前，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述中，且都注重具体电影文本的解析。自从第二电影符号学出现之后，理论研究的重心就转向了对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影院机制问题的研究。
电影《非常嫌疑犯》不仅在巧妙的剧作结构、连贯的剧情细节设置和悬念的处理上达到了层层递进的颠覆性效果，还在结尾的处理上采用了“一分钟营救”的交叉剪辑，从而使观众产生焦虑感和紧迫感的同时，获得催眠式的代入快感和逃避现实的轻松感。在这一过程中，观众经历了两次同化。第一次同化是“我”作为一个观影者将欲望投射给银幕人物的过程，第二次同化是“我”与摄影机视点的同化。结局处的悬念设置所集体指涉的独特审美诉求强调内在心理的高度投入以及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期待感，成为一种观众主动参与解码的探究式的更深层观影审美体验。伴随着罗杰·金特最终完成其高超不可靠叙述的完美逃脱，也完成了这个狡猾诈骗犯角色的成功塑造，并让观众获得了避免犯罪、冒险、违反人伦等真正反社会行为的替代性的满足。
从叙事学的功能角度来看，悬念的叙事核心一般都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审美载体。电影《无双》中的最后部分基本保持了对真相揭秘的处理，但在真相的揭示上，李问超强记忆的天才能力只是为画家突破技术难关、暴力抢油墨、金三角的枪战等奇观替代提供合理的展示契机，没有体现出故事性、连贯性的逻辑细节，于情节反转处没有形成强烈张力的戏剧性表达。“我们认为，动力源泉只能来自于故事。有故事方有叙述，叙述只是故事的載体。来自‘真正的作者’的动力（宗旨、动机、情感等）业已在构思时融入故事，叙述一经开始，它便受着故事动力的连续推动。叙述本身没有意义，‘叙述者’也只是为故事存在，没有故事的支撑与推动，叙述随时可能停止。而故事不光凝聚着作者给予的初始动力，它本身还具有因果联系赋予的动力。”f在最后何蔚蓝（周家怡饰）找到真阮文（张静初饰）告知其案情结果时，阮文对李问开头恋情讲述部分的否定性回答成为影片的另一个反转设计，但因为不同线索之间的独立性、关联性没有形成与整体线索的一致性，吴复生（周润发饰）的指认画像、秀清（冯文娟饰）的自画像等集中表达李问天赋异禀的“英雄性质”被解读成幕后“画家”阮文得以脱身的技法，导致这一设计使部分观众将幕后主使归因到真阮文身上。影片在主题和意识形态上强调法律、秩序和正义战胜犯罪和邪恶。在结尾的情节设置上体现出观众对黑帮英雄的特殊情感，一方面在满足观众对原始本能和欲望冲动的同时，另一方面观众的理智和道德感促使他们希望回到一个安全的、有秩序的现实，绳之以法或个体心理生理的灭亡式结局是犯罪角色的最终归宿。 三、叙事技巧与明星效应
“从解码的心理渊源来看，类型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土壤，谜题电影则注重游戏过程的智性体验；从解码方式上看，前者必须借助全系统语法帮助读解，后者一般只需要在单个影片中累积完成；从解码的对象来看，一个是通过形式对影片意义内涵的解码，另一个则专注于形式。”g
电影《非常嫌疑犯》更注重叙事技巧的运用，即注重电影的故事性，在结构的编排上做出了创造性的实践，在真实与谎言之间建立起隐蔽的“蒙蔽机制”。罗杰·金特以高智商的诈骗技巧从影片开始就控制和操纵着银幕上的人物，同时也引导着观众的观影心理，在最后的悬念叠加终于真相大白时，形成结局的大反转，大大超出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明星出场作为完全以展示演员为出发点的时刻，标志着明星的奇观化。”h通过明星的“出场”，让角色的独立个性变得相对次要。明星其“惊人的上镜头外貌，表演才能，在摄影机面前表演的风度、魅力和个性特征、性感、迷人的嗓音和气质”i，经常被选作某一类型化美的典型，而明星的神话中也经常强调明星的魅力，比如场景的重点放在明星身上、利用镜头语言建立明星形象、叙事结构服务于明星形象的建构等，通过对明星表演的奇观化来展现明星的吸引力。“在一定情况下，一位演员对一部影片的影响力可以同编剧导演或制片人一样；有些演员的影响力甚至比其他人更大；还有极少数演员，他们的表演能力和银幕形象强有力到体现并界定他们所演影片的精华本身。……这些不仅影响着艺术决策（选派角色、编写剧本、指导运景等），而且以他们的银幕形象为依据要求一定限制的演员，则完全可以被视为‘作者’。”j
电影《无双》通过明星的出演与加入，实现了观众的身份认同、幻想和消费期待，“宣布了‘这就是那个明星’的奇观目的和‘这就是那个（很有可能）扮演主角的人’的叙事目的”k。为了将明星的品牌效应发挥到最大，导演采取了强化明星的独特符号和以往确定的类型形象以及典型化表演的手段。比如影片中周润发充满荧幕气质的风衣打扮；其手持双枪替父报仇的片段就是他在《英雄本色》中同样手持双枪血洗黑帮为兄弟报仇的独特符号的应用；背影照片对应了同样是周润发饰演的《赌神》中高进的背影照片，甚至保留了高进不喜欢拍照的人物习惯；在金三角装满一身炸弹的人物造型在《英雄本色2》中也出现过。“明星被用来吸引固定的观众群，成为某种娱乐产品的类型象征，并且是影片制作质量的一种保证。”l已形成品牌效应的明星符号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片的市场保障。
四、结语
无论是出于由观念、习惯、普遍行为等社会编码构成的本土语境的需要，还是从宏观历史发展的考量来看，都需要与时代性和本土性相接轨。改编者正是通过原叙事结构同义符码的替换、本土性的地域能指、具有时代性的现代刑侦技术与精细的高水平犯罪等，将观众代入有着其深层认同的叙事背景中，从而在审美效应上实现个人与审美公共领域相均衡的辩证目的。
a 游飞：《导演艺术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b 游飞：《观看与呈现：论电影化的视点》，《当代电影》2009年第11期，第65—66页。
c 〔英〕玛利亚·波拉基：《基于复杂视阈的好莱坞谜题电影叙事回溯与观念重构》，谢辛译，《当代电影》2018年第4期，第41页。
d 〔美〕劳拉·穆尓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周传基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第643—644页，转引自陈晓云：《电影理论基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88页。
e 陈晓云：《电影学导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73页。
f 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g 岳莹：《一种伪命题——关于“谜题类型”的若干辨析》，《当代电影》2018年第4期，第33页。
h k 〔英〕保罗·麦克唐納：《好莱坞明星制》，王平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22页，第216—217页。
ij 〔英〕理查德·戴尔：《明星》，严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第239页。
l 陈晓云：《电影理论基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48页。
作 者： 李鹂璞，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2016级本科生；崔颖，博士，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不可靠叙事 身份认同 价值传递 奇观杂糅 明星效应
电影至少包含两个叙事层面，即视觉层面和听觉层面，而其叙事结构与时代地域语境密不可分。影片的深层结构体现为社会文化的一种编码，相同或相似的叙事规范和程式狭义上称为类型。在叙事系统内加入差异化的元素，成为占据基础性地位的经典好莱坞叙事架构不断吸收从黑色电影到谜题电影的复杂叙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复杂叙事与视觉奇观
叙事，是一种将时空性文本按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方式，表现为电影所呈现的内容；叙述则表现为怎样将所发生的事情呈现给观众。“非线性电影叙事结构的最大特征在于单一时间向度被打破和解构，时间成为不连贯的片段且前后颠倒。情节、事件和动作的事理逻辑（因果关系）被（人物的或导演的）主观心理逻辑取代，经典的事理结构演变成现代的心理结构。”a从叙述方式的总体发展来看，一般认为从全知视角的客观描述到主观单一视角叙述的转变是从传统经典电影到现代主义电影的分水岭。b
电影的叙事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来呈现，视角即视点。视点最根本的功能是与片中角色形成身份认同，并决定判断。“与复杂系统论相似，复杂电影借助复杂性和各要素的差异完成其叙事过程，诸如在作为其主要类型的谜题电影中，要素的散点分布和非线性结构对故事产生深远影响。”c
电影《非常嫌疑犯》的主角罗杰·金特（凯文·史派西饰）是不可靠叙述中典型的非病理性精神问题的带有欺骗性质的叙述者，同时带有误导观众判断的特征，比如他伪装的肢体残疾。影片以限制性的第一人称主观叙述完成其叙事功能，这种叙事视角赋予了观众一定程度上的视线自由，让观众主动加入叙事的空白填补，然而也更隐匿地左右着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并制造悬疑与视觉盲区。
影院中的“凝视”是主体如一个窥淫癖一样窥视投射的欲望，是对镜像的观看中主体在倒退进自我想象的“自恋”满足，实际上主体在外界的“完形”参考中也伴随着属于来自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使她们具有被看性的内涵。作为性欲对象被展示出来的女人是色情奇观的主导动机，她承受视线，她迎合男性的欲望，指称他的欲望。”d
电影《无双》的主体叙事也是以主角李问（郭富城饰）的主观叙述完成的，他的神经质怯懦也是伪装出来的易误导观众判断的特征，同时在叙事中加入印制假币时制作母版和电板、仿制水印、采购无酸纸、研制变色油墨、回收凹版印刷机、制作浮水印等一系列细节，其区别于日常生活所可以接触的疏离感不断带给观众新的审美惊奇。还有豪华游艇上来来往往的穿比基尼的美女、李问在酒店与假阮文（张静初饰）缠绵的色情奇观以及画家（周润发饰）双枪扫射向小马哥致敬的情怀片段。在枪战的镜头片段中为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用慢镜头来表达暴力的瞬间。当暴力在影片中风格化甚至标志化时，让观众在“凝视”的过程中获得原始畅快的审美体验。观众对叙事的理解能力及叙事建构能力在不断加强，视觉奇观的杂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满足观众消费预期的同时为他们提供期待之外的惊喜。
二、结局处理与价值传递
“通常认为，电影符号学分为第一电影符号学和第二电影符号学。第一电影符号学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方法，主要研究电影的语言符号特性、电影符码的划分以及影片的叙事结构；第二电影符号学则将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相结合，对电影影像结构与心理结构进行类比分析，着重探讨影片文本与观影主体之间的关系。”e在第二电影符号学产生以前，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述中，且都注重具体电影文本的解析。自从第二电影符号学出现之后，理论研究的重心就转向了对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影院机制问题的研究。
电影《非常嫌疑犯》不仅在巧妙的剧作结构、连贯的剧情细节设置和悬念的处理上达到了层层递进的颠覆性效果，还在结尾的处理上采用了“一分钟营救”的交叉剪辑，从而使观众产生焦虑感和紧迫感的同时，获得催眠式的代入快感和逃避现实的轻松感。在这一过程中，观众经历了两次同化。第一次同化是“我”作为一个观影者将欲望投射给银幕人物的过程，第二次同化是“我”与摄影机视点的同化。结局处的悬念设置所集体指涉的独特审美诉求强调内在心理的高度投入以及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期待感，成为一种观众主动参与解码的探究式的更深层观影审美体验。伴随着罗杰·金特最终完成其高超不可靠叙述的完美逃脱，也完成了这个狡猾诈骗犯角色的成功塑造，并让观众获得了避免犯罪、冒险、违反人伦等真正反社会行为的替代性的满足。
从叙事学的功能角度来看，悬念的叙事核心一般都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审美载体。电影《无双》中的最后部分基本保持了对真相揭秘的处理，但在真相的揭示上，李问超强记忆的天才能力只是为画家突破技术难关、暴力抢油墨、金三角的枪战等奇观替代提供合理的展示契机，没有体现出故事性、连贯性的逻辑细节，于情节反转处没有形成强烈张力的戏剧性表达。“我们认为，动力源泉只能来自于故事。有故事方有叙述，叙述只是故事的載体。来自‘真正的作者’的动力（宗旨、动机、情感等）业已在构思时融入故事，叙述一经开始，它便受着故事动力的连续推动。叙述本身没有意义，‘叙述者’也只是为故事存在，没有故事的支撑与推动，叙述随时可能停止。而故事不光凝聚着作者给予的初始动力，它本身还具有因果联系赋予的动力。”f在最后何蔚蓝（周家怡饰）找到真阮文（张静初饰）告知其案情结果时，阮文对李问开头恋情讲述部分的否定性回答成为影片的另一个反转设计，但因为不同线索之间的独立性、关联性没有形成与整体线索的一致性，吴复生（周润发饰）的指认画像、秀清（冯文娟饰）的自画像等集中表达李问天赋异禀的“英雄性质”被解读成幕后“画家”阮文得以脱身的技法，导致这一设计使部分观众将幕后主使归因到真阮文身上。影片在主题和意识形态上强调法律、秩序和正义战胜犯罪和邪恶。在结尾的情节设置上体现出观众对黑帮英雄的特殊情感，一方面在满足观众对原始本能和欲望冲动的同时，另一方面观众的理智和道德感促使他们希望回到一个安全的、有秩序的现实，绳之以法或个体心理生理的灭亡式结局是犯罪角色的最终归宿。 三、叙事技巧与明星效应
“从解码的心理渊源来看，类型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土壤，谜题电影则注重游戏过程的智性体验；从解码方式上看，前者必须借助全系统语法帮助读解，后者一般只需要在单个影片中累积完成；从解码的对象来看，一个是通过形式对影片意义内涵的解码，另一个则专注于形式。”g
电影《非常嫌疑犯》更注重叙事技巧的运用，即注重电影的故事性，在结构的编排上做出了创造性的实践，在真实与谎言之间建立起隐蔽的“蒙蔽机制”。罗杰·金特以高智商的诈骗技巧从影片开始就控制和操纵着银幕上的人物，同时也引导着观众的观影心理，在最后的悬念叠加终于真相大白时，形成结局的大反转，大大超出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明星出场作为完全以展示演员为出发点的时刻，标志着明星的奇观化。”h通过明星的“出场”，让角色的独立个性变得相对次要。明星其“惊人的上镜头外貌，表演才能，在摄影机面前表演的风度、魅力和个性特征、性感、迷人的嗓音和气质”i，经常被选作某一类型化美的典型，而明星的神话中也经常强调明星的魅力，比如场景的重点放在明星身上、利用镜头语言建立明星形象、叙事结构服务于明星形象的建构等，通过对明星表演的奇观化来展现明星的吸引力。“在一定情况下，一位演员对一部影片的影响力可以同编剧导演或制片人一样；有些演员的影响力甚至比其他人更大；还有极少数演员，他们的表演能力和银幕形象强有力到体现并界定他们所演影片的精华本身。……这些不仅影响着艺术决策（选派角色、编写剧本、指导运景等），而且以他们的银幕形象为依据要求一定限制的演员，则完全可以被视为‘作者’。”j
电影《无双》通过明星的出演与加入，实现了观众的身份认同、幻想和消费期待，“宣布了‘这就是那个明星’的奇观目的和‘这就是那个（很有可能）扮演主角的人’的叙事目的”k。为了将明星的品牌效应发挥到最大，导演采取了强化明星的独特符号和以往确定的类型形象以及典型化表演的手段。比如影片中周润发充满荧幕气质的风衣打扮；其手持双枪替父报仇的片段就是他在《英雄本色》中同样手持双枪血洗黑帮为兄弟报仇的独特符号的应用；背影照片对应了同样是周润发饰演的《赌神》中高进的背影照片，甚至保留了高进不喜欢拍照的人物习惯；在金三角装满一身炸弹的人物造型在《英雄本色2》中也出现过。“明星被用来吸引固定的观众群，成为某种娱乐产品的类型象征，并且是影片制作质量的一种保证。”l已形成品牌效应的明星符号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片的市场保障。
四、结语
无论是出于由观念、习惯、普遍行为等社会编码构成的本土语境的需要，还是从宏观历史发展的考量来看，都需要与时代性和本土性相接轨。改编者正是通过原叙事结构同义符码的替换、本土性的地域能指、具有时代性的现代刑侦技术与精细的高水平犯罪等，将观众代入有着其深层认同的叙事背景中，从而在审美效应上实现个人与审美公共领域相均衡的辩证目的。
a 游飞：《导演艺术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b 游飞：《观看与呈现：论电影化的视点》，《当代电影》2009年第11期，第65—66页。
c 〔英〕玛利亚·波拉基：《基于复杂视阈的好莱坞谜题电影叙事回溯与观念重构》，谢辛译，《当代电影》2018年第4期，第41页。
d 〔美〕劳拉·穆尓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周传基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第643—644页，转引自陈晓云：《电影理论基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88页。
e 陈晓云：《电影学导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73页。
f 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g 岳莹：《一种伪命题——关于“谜题类型”的若干辨析》，《当代电影》2018年第4期，第33页。
h k 〔英〕保罗·麦克唐納：《好莱坞明星制》，王平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22页，第216—217页。
ij 〔英〕理查德·戴尔：《明星》，严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第239页。
l 陈晓云：《电影理论基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48页。
作 者： 李鹂璞，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2016级本科生；崔颖，博士，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