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农村青年，现在重庆一家公司打工。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对信访工作讨论得很热烈，勾起了我对自己一段信访经历的回忆。４年前，我从部队退伍回乡，当了一个最小的“官”——社长。我的家乡地处三峡库区，虽然是山区，但资源丰富，地上有果树，地下有煤炭。然而，正是那给我们带来不少收入的煤炭使我和全社的村民与信访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一个私人老板到我社开了个煤矿，无节制地疯狂开采，可把我们村民害苦了。１９９９年上半年，有两户村民的房屋地下被挖空引起墙体裂缝。村民找煤矿老板，老板不认账；找乡领导，乡领导说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当年９月，使用了几十年的沟渠多处出现垮塌，蓄满水的山坪塘也干了个底朝天。村民们忍无可忍，一起找到煤矿老板交涉，老板说，把这些责任推到他头上，没得科学依据。于是我们又到乡上反映，但接待我们的副乡长像是和煤矿老板串了“口供”一样，也要我们拿出科学依据来。为了这个“科学依据”，我几次到县上找煤管局，请他们到现场看看，他们都说抽不出人来，今天不是这个开会去了，明天就是那个出差去了。一个办事员被我找得不耐烦了，板着脸说：“全县这么大，我们局又不是专门为你们社设的！”有村民怂恿我说：“现在要想解决问题，就是要把事情闹大；事情闹大了，领导才重视；领导重视了，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你把我们全社的人带到县里去闹，保证县上马上就会派人来。”
　　但我再三考虑，没同意。我毕竟是个共产党员，带着１００多号人到县上去闹，肯定不对头。但问题又不能一直摆起不解决，于是，我们以全社社员的名义，给县上有关领导和煤管局、信访办等部门写信。我们没再找乡领导，因为大家对乡领导已不再信任了，认为他们经常和煤矿老板一起吃吃喝喝，“穿的是一条裤子”。
　　没想到，信发出去后，像石头扔进大海一样，一个多月没一点音讯。我又跑到煤管局去问，煤管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说：“你们给县领导写信，不就是要县领导给你们解决问题吗？还找我们做什么？你们去找信访办吧。”在信访办，我看到了县领导在我们信上的批示：“请信访办协调解决。”信访办主任说他已与煤管局联系过几次，而煤管局说工作忙，要等一等，信访办没有“硬火”（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过硬的权力或本事），只能慢慢协调。他说，如果领导把话说硬点，他们就好办些。
　　信访办热情的态度让我有火发不出，我理解他们的苦衷，想为群众办事的部门手中没有“硬火”，有“硬火”的人又不愿给群众办事。这样，又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任何消息。我的思想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带村民去县里上访，明显不对头；按照“规矩”反映情况，问题又得不到解决。眼看春播就要到了，塘里无水，生产怎么办？况且还有几户村民的住房安全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啊。在纪律和群众利益之间，我只能顾一头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被迫成了“群访”的领头人。
　　２０００年春节前，我带着社里８０多位村民到县政府上访，想请县长听听我们的汇报。没想到还真管用，接待我们的分管副县长要求我们派５个代表到会议室开会，信访办、煤管局和我们乡里的领导都到了会场。听完我的汇报，副县长当即拍板说，５天内由煤管局拿出勘查结果，如果确实因挖煤给群众造成了损失，由乡政府在１０天内负责协调处理好。他同时还批评我不该拉这么多群众到县里来上访。我虽然有些委屈，但想到只要能解决问题，也没必要申辩什么了。
　　后来的事情就顺利多了。虽然比县领导要求的时间晚了１０多天，但问题总算解决了，村民们讨回了公道，得到了应得的经济补偿。当然，我也因此受到了乡党委的处理，挨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对这个处分，我没什么想不通，处分我一个，帮了全社人，值得！我想不通的是，那些迫使我成为“领头闹事者”的当权者却毫发无损，我不知道他们还会制造出多少“群访”事件。
　　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不想给领导找麻烦，更不想和政府作对。俗话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只有把小事闹成大事，领导才会重视，事情才能解决？我真想大声地提醒某些公仆：老百姓折腾不起，我们的国家也折腾不起啊！
　　一个普通村民 于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