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义和团运动作为“三大革命高潮”之一，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标志性事件。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一面必须给予足够的肯定。但是，历史事件的复杂之处在于在运动的过程中往往具有多重面相，在这里，我主要想探讨一下义和团运动中群众所表现的蒙昧的一面。
　　关键词：义和团；民众运动
　　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拉开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帷幕。这一运动的发生，深刻的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自从这一运动结束之始，围绕它的无休无止的讨论就随之展开，清末民初它被冠之以“庚子拳乱”“拳匪变乱”的字眼，時人对它持否定态度，直到五四前，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社会名流看到了义和团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民主科学的矛盾，仍然反复强调“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依然对这一运动持批判的态度。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逆转，还是他们在五四运动后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以及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份地位的变化，陈独秀，李大钊开始领导共产党革命。他们开始公开的颂扬，重新定义它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义和团消极愚昧一面的批评完全不见了，戚本禹，翦伯赞等人将义和团运动重新定性为一场彻底的反帝爱国伟大运动，义和团成为神话。
　　历史事件需要不断的认识与再研究，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对义和团这一事件多重面相的揭示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一、义和团组织结构的涣散与领导者自身素质的低下
　　义和团源流于多个教门，秘密会社，他们各自为阵，互不统属，以他们发展而来的义和团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松散的群众组织联盟，由于义和团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在一个笼统而神圣的大口号“扶清灭洋”下组织起来的各色各样的人，成分极为复杂。不同的团体建立各自的“坛口”，他们盲目的排外，捣毁教堂，杀死教士，刨掘坟墓，对西方外来的一切进行坚决的消灭。现代文明的代表，诸如铁轨、电线也进行拆毁焚烧。他们残忍的杀戮，殉难者更多的是中国的教民而不是西方的传教士。义和团时期死难的西方传教士两百人左右，而死难的教民则高达两万人以上。有因“身边随带洋笔一支，洋纸一张，学生六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者，有因“凡百二余人，被诬为白莲教众，未讯供，尽戮于市”者。略举这两例说明组织结构涣散，民众就不受纪律秩序的制约。这些反理性的做法就会被狂热的民众无限的放大。那么作为义和团的首领，他们又是怎样的人呢？赫赫有名的义和团女性头领黄莲圣母据记载“黄莲圣母者船家女也，自幼淫乱，小字黑儿。一土娼称圣母，国家安得不亡？”又有建立“天下第一团”的天津著名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他本为白河沟一船户被一帮当地泼皮无赖拥戴为坛主。难怪时人说“噫，团匪本属市井无赖，乌合之众，借端生事尔…祸国殃民若此”。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纵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但当战争真正到来的时候他们形成不了强有力的合力，起不到克敌制胜的效果。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斗中，十几万义和团没有抵挡几个时辰，便一夜之间四散而去消失的无形无踪了。破城之速，让许多北京百姓都始料未及。
　　这些无非是想说明，在没有崇高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强有力的组织约束力下而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运动的性质容易发生变质并且形成不了真正强有力的力量，实现不了他们那个“扶清灭洋”的初衷。
　　二、义和团民众行为的蒙昧和荒诞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除了西方势力的侵略外，天灾的频发和东西文化深层次的对立冲突也导致义和团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1898年后发生在鲁西北的洪灾和旱灾，给这一地区的百姓带来严重的焦虑和剧烈的情绪波动，在这饿殍遍地的时候，无家可归的难民将天灾这一人力无法左右的因素归因于“只因洋人遮住了天”。他们认为只要“杀了洋鬼子”，就会“猛雨往下流”。村里乡间更是盛传洋人肢解人体，买卖器官以为制药，迷拐幼童并送往教堂挖眼剖心等大量的谣言。将这些上天造成的灾祸归因于外来的洋人洋物，再加上自身对这些金发绿眼的“怪物”妖魔化的臆想，仇恨的怒火燃烧起来了，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不到三月“遍地红”。另外，义和团尊奉的理念和崇信的对象也是不科学的。义和团崇信“刀枪不入”的理念，这是他们内心里对洋枪洋炮的畏惧。他们吞服念咒，请神和降神附体，崇拜民间小说中诸如“猪八戒”，“弥勒佛”，“赵云”等各式各样民间小说中的人物。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将天灾归因于洋人触怒神灵，还是崇信虚幻的神秘力量，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荒诞的。这带来的后果也是残酷的。当八国联军的枪林弹雨使无数自以为刀枪不入，有神明护佑的义和团民众倒在血泊之中时，他们自会认清自己终究还是血肉之躯。一旦“神明”的力量不在了，“法术”的威力失效了，他们便会惊慌失措跑的更快。
　　三、民粹民族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蕴含着民粹民族主义的狂热，它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排斥毁灭一切跟“洋”有关的东西，以及非理性的将自身所承受的一切灾难归罪于洋人。义和团民众不仅是仇恨洋人洋教士，对崇信洋教的教民，主张社会变革推行新政的洋务派官员是更加的恨之入骨。他们被指斥为“二毛子”，“三毛子”，当时主导变革的力量，在这一运动中备受打击。
　　激烈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由于义和团没有目的性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领导，所以谁能迎合他们“灭洋”的需要，谁就会得到盲从的义和团民众最有利的支持。慈禧太后、端王载漪迎合了他们这一点。她们成为了义和团最大的代言人，反过来她们也正是看到了义和团民众容易控制这一点，利用他们去对抗洋人，保全自己的权位。
　　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就它本身来说，组织形式是松散的，领导人物的素质是低下的，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这就使运动容易产生民粹民族主义的狂热，义和团民众始终没有认清坚定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结构对运动成败的重要性。在运动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独立性的丧失使他们被以慈禧、端王载漪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所利用，成为清政府保全自己，对抗西方势力的一个“工具”。千百年来深受“孔孟之道”熏陶的齐鲁、燕赵义和团拳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西方物质方面，思想文化方面的冲击，表现出了强烈的卫道意识和正统意识，在这一意识的驱使下做出了大量极端的、非理性的行为，这种野蛮的蒙昧的表现，引发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剧烈冲突，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狂热的群众运动，最为缺乏的就是“理性”因素的加入，一旦民众跨越了“理性”的警戒线，运动就容易失控，失控的运动就好比洪水猛兽，威胁着身处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
　　参考文献：
　　[1]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2]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义和团运动史料》 中华书局，1978.
　　[3]故宫博物院：《义和团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1959.
　　作者简介：李金晖，男，1993年11月，河南开封人，硕士学位，河南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