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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鄙视链”这个词似乎很流行。据说,导火索是成都某个小区业主为了孩子能进一个不错的小学发表了对相对低收入人群的歧视性意见。继而引发了人们对所谓中产阶级内部高收入者对相对低收入者逐级鄙视的说法。比如,给小孩起英文名的家庭鄙视没起英文名的家庭;带小孩去欧洲旅游的家庭鄙视带去东南亚旅游的家庭;而后者又接力鄙视带小孩在中国内地旅游的家庭……
对于这种现象,媒体的整体论调当然是嘲讽—你可能想到了,我的看法和它们又不一样。
对于中产阶级鄙视链的批判,第一个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鄙视链可以说早就存在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最为量化的社会度量衡就是以金钱为刻度的财富。一个群体以这种财富的多少而仰视或鄙视另一个群体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看美剧的都要鄙视看日韩剧的,中产阶级鄙视链又有什么奇怪的!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充满新移民的社会,不同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鄙视来建立价值观认同的。
而媒体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态度就像他们是刚来地球一个星期的外星人—“哦,我的天啊,愚蠢的中产阶级竟然还要鄙视自己阶层中的另一部分人”。中产阶级不靠鄙视最接近自己的人来获得“自己更能挣钱”的快感,又去鄙视谁呢?难道说让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吗—其实,由于没有财富差别而难以形成鄙视链,也是无产阶级能联合起来的原因—就像美国谚语里说的:什么叫富人?就是那些比连襟多挣100美元的家伙。
第二点,中产阶级鄙视链虽然非常扎实地存在著,但是并没有媒体描述得那么庸俗。也就是说,即使鄙视也是那种轻轻的鄙视,而一般不会作为slogan表达出来。媒体把中产阶级鄙视链放得太大了,它们描述的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乍富的市侩。大多数媒体为了降低社会批评的难度不惜丑化和简单化它们针对的对象。
在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中那部分获得现金能力更强的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更贵的幼儿园、去更贵的餐厅、坐高铁商务座,并不是由于鄙视人群中的其他部分,而是希望通过更高的价格避免拥挤和麻烦。这些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中国超级城市的新移民,他们解决麻烦的方案之一是原籍家族非货币化社会资源。但是,遇到问题启动这种社会资源,很可能带来更多其他问题,所以“孤立”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靠花钱来解决麻烦。
另外,新一代中产阶级大部分是从物资紧缺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想通过花钱让自己的生活稍微显得优雅一点。
这里明显的例子是北京、上海的月子中心平均费用在10万元左右,选择它的中产阶级是为了所谓的不让孩子输在子宫里吗?根本不是。他们只是用金钱换方便(从这也可以想象,在超级移民城市中做生活麻烦解决商可以获得相当高的毛利)。
社会评价对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失准,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中产阶级”这个社会阶层的无知。《福布斯》曾经给出的中国中产阶级标准是家庭年收入在1万至6万美元之间。《经济学人》曾经给出的标准是中国一线城市家庭、月收入在3万元人民币以上。按现在的汇率换算,《经济学人》的低线和《福布斯》的高线差不多。不管谁对,它们似乎都有一个特点—没依据。
而中国内地几乎所有的零售商都标榜自己的销售目标是中国新中产阶级,但这些人到底什么样,所有人都不清楚。可以说,大家对社会人群财务生活状况的了解水平相当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少女的性知识水平—以为和男性接吻会怀孕。
对于这种现象,媒体的整体论调当然是嘲讽—你可能想到了,我的看法和它们又不一样。
对于中产阶级鄙视链的批判,第一个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鄙视链可以说早就存在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最为量化的社会度量衡就是以金钱为刻度的财富。一个群体以这种财富的多少而仰视或鄙视另一个群体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看美剧的都要鄙视看日韩剧的,中产阶级鄙视链又有什么奇怪的!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充满新移民的社会,不同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鄙视来建立价值观认同的。
而媒体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态度就像他们是刚来地球一个星期的外星人—“哦,我的天啊,愚蠢的中产阶级竟然还要鄙视自己阶层中的另一部分人”。中产阶级不靠鄙视最接近自己的人来获得“自己更能挣钱”的快感,又去鄙视谁呢?难道说让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吗—其实,由于没有财富差别而难以形成鄙视链,也是无产阶级能联合起来的原因—就像美国谚语里说的:什么叫富人?就是那些比连襟多挣100美元的家伙。
第二点,中产阶级鄙视链虽然非常扎实地存在著,但是并没有媒体描述得那么庸俗。也就是说,即使鄙视也是那种轻轻的鄙视,而一般不会作为slogan表达出来。媒体把中产阶级鄙视链放得太大了,它们描述的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乍富的市侩。大多数媒体为了降低社会批评的难度不惜丑化和简单化它们针对的对象。
在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中那部分获得现金能力更强的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更贵的幼儿园、去更贵的餐厅、坐高铁商务座,并不是由于鄙视人群中的其他部分,而是希望通过更高的价格避免拥挤和麻烦。这些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中国超级城市的新移民,他们解决麻烦的方案之一是原籍家族非货币化社会资源。但是,遇到问题启动这种社会资源,很可能带来更多其他问题,所以“孤立”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靠花钱来解决麻烦。
另外,新一代中产阶级大部分是从物资紧缺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想通过花钱让自己的生活稍微显得优雅一点。
这里明显的例子是北京、上海的月子中心平均费用在10万元左右,选择它的中产阶级是为了所谓的不让孩子输在子宫里吗?根本不是。他们只是用金钱换方便(从这也可以想象,在超级移民城市中做生活麻烦解决商可以获得相当高的毛利)。
社会评价对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失准,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中产阶级”这个社会阶层的无知。《福布斯》曾经给出的中国中产阶级标准是家庭年收入在1万至6万美元之间。《经济学人》曾经给出的标准是中国一线城市家庭、月收入在3万元人民币以上。按现在的汇率换算,《经济学人》的低线和《福布斯》的高线差不多。不管谁对,它们似乎都有一个特点—没依据。
而中国内地几乎所有的零售商都标榜自己的销售目标是中国新中产阶级,但这些人到底什么样,所有人都不清楚。可以说,大家对社会人群财务生活状况的了解水平相当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少女的性知识水平—以为和男性接吻会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