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乡村进步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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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的今天,后村(化名)村长正耐心等待着一位远方来客。这位“李老师”来到后村以后,和村民一样,大碗吃粥,喝井水,睡大炕,一点儿没架子,喜欢找“老娘们儿”唠叨“没用的闲话”。
  一项关于农村家庭性别权力关系的社会学调查,在后村开始了。
  农闲时,女人们喜欢坐成堆儿数落家长里短。对“男女不平等”格外有话说,何况还有个外人听得津津有昧:“有好吃的,先让哥哥吃。就一回有好的先让俺吃的!那年(1962年)发大水,外地运来一些救济,俺家分到一块牛肉。那天黑下(晚上),大人煮好了,光让俺吃,不让哥哥吃,大人们也不吃!俺心里那个美!其实是家里人怕牛肉有毒有病的,怕吃死人!俺当时小,不知道这事,挺高兴地吃饱了,就躺到炕上睡觉了,他们都瞅着俺。到第二天早上俺还活着,他们才相信牛肉没有病、没有毒,才敢让俺哥哥吃!”
  还有人对李老师说起内心最隐秘的事(比如家庭性暴力),“(对性事)不能拒绝,拒绝就挨打。……有一回我身上不方便,他要,我不同意,他就打,打得我的牙都掉了一个,满嘴是血。(张开嘴)你看这边,牙窟窿还有呢!”
  社会调查选取样本框、确定调查对象很重要;而调查对象提供虚假信息,掩饰自己的非主流行为或想法,是社会调查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李银河善于对症下药,她充分利用初级群体人们彼此高度熟知的特点,迅速把话语背后的事实找出来。比如,后村偶有妻子打丈夫的现象。这位村妇信誓旦旦地对李银河说:“俺家是男人当家,俺受气!”其他围观的村妇立即向“李老师”告状:“她瞎说!她是母老虎!有一回她拿着大铁棍子把男人追到大街上打!俺们都看见了!”
  站在这片世代生息繁衍的大地上,李银河触动了妇女的心,摸到了尘封的真相,也捕到了时代变迁的气息。《后村的女人们》以社会学家的眼光和敏锐的笔触,如实记下了此情此景。数年后,作为读者,当我们在相对较为文明的城市,伴着清茶读着这一行行工整的文字时,眼前还能出现一幕幕生动的原生态情景。这不是小说,不是电影,而是生活在某处的女人们的真实生活。
  然而,中国当前发生的变革,场面之壮阔、性质之深入,席卷大地每一角落,后村也不例外。村里几乎所有的男劳力和部分女劳力都在外打工,各种沿袭至今的观念受到全面冲击。
  李银河看到了后村正向“文明”迈出蹒跚但毋庸置疑的脚步,也看到了村内外正滋生的不安和骚动,比如“性骚扰”。调查报告中写道:“村子四周是小树林,过了树林就是大片的农田。树林和庄稼地,是最容易发生性侵犯事件的地方。每年夏秋两季,种植的庄稼以玉米、高粱、棉花等为主,这些密植高株的庄稼地,在大半年时间里都是女人们刻意回避的地方,因为那里给性侵犯提供了机会。而‘某人和某人钻庄稼地’。也成了‘通奸’的代用语。除非是去自家地里干活,一般情况下,女人们是不愿意在中午人少的时候下地、也不愿意单独经由田间小路的。”
  在研究方法上,李银河素来既注重属于定量范畴的样本选取、统计分析,又注重属于定性研究范畴的方法,并受福柯等学者影响,善于挖掘深层东西,对某些现象或事实得出让人不愿正视的结论。李银河从来不是话语创造者,但她的许多话语既招人攻击同时又应者云集,正是因为她看到了别人忽视或故意掩目不看的东西,她还说出了诚恳的实话。《后村的女人们》正是她的价值立场的反映,是她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延续和提升。
  《后村的女人们》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该书还解析了关于性别不平等起源,即米切尔的四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论、弗雷泽的后现代性别理论和威蒂格的社会建构论。作品中受访者们趣味横生的对话,使这部作品不但会吸引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研究学者的关注,更适合那些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广大读者阅读。笔者身边已有多位读过此作品的朋友,都说它让人时而莞尔,时而忧思,知识与心灵皆有收获。
  期待此书能像《金翼》一样载入学科史,期待“后村”能像“江村”那样引人关注,愿一南一北,两个“村”能在两个世纪之初,各呈中国乡村进步的印迹。《青蛙和蟾蜍》:可亲可爱的“桥梁书”
  王 林
  
  据说,诺贝尔在去世前,在《纽约时报》登了一则启事,大意是说:“如果你想念我,请不要设立什么基金会、奖学金、纪念碑之类的,请您看我的书,因为我就在里面。”是的,阅读《青蛙与蟾蜍》,就是对这位天才儿童文学作家最好的纪念。
  
  红泥巴的探长打电话说,艾洛·诺贝尔的《青蛙和蟾蜍》系列出版了。我在电话里一声惨叫:“哎呀,我的银子!”因为,我太爱《青蛙和蟾蜍》的故事了,一直等着它出版,但一直没出。实在等不及了,去年咬咬牙花了大价钱买了台湾版,一本的价格比现在大陆版的一套还贵了两倍。不过,这种现象于我已是常见,我早年收集的原版、台湾版的图画书,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变成简体版,让我心痛之余,更是高兴,因为我们的孩子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优质童书。
  我超级喜欢艾洛·诺贝尔的作品(作为一个读过很多童书的人,我很少这么直接表达)。他的译名很不一样,也叫“阿诺·诺贝尔”、“阿诺·罗北儿”、“阿诺德·洛贝尔”,其实都是ArnoldLobel。他写过不少的童书,例如,《明锣移山》、《老鼠爸爸讲故事》、《小猪离家记》,其中以《青蛙和蟾蜍》的系列故事最为有名。
  《青蛙和蟾蜍》在原出版社美国哈珀-柯林斯的书目中,是放在“我自己读”(I can read)系列中,可谓是“桥梁书”的鼻祖。桥梁书,是近年来在国内儿童阅读界讨论得很多的一种书籍。它是一种介于图画书和文字书之间的书。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只从字数上来讨论“桥梁书”,“桥梁书”还应该有一个重要特征是故事的“可预测性”。
  《青蛙和蟾蜍》中的每个故事,几乎都有情节上的变化的“重复”。例如,青蛙生病了,蟾蜍为了安慰他,为他讲故事听,可是,蟾蜍先是撞墙,讲不出来,倒立,还是讲不出来,接着又往头上泼水,还是讲不出来(《讲故事》)蟾蜍为了让种子长出来,又是唱歌,又是念诗,又是演奏音乐(《花园》)。这种重复并不是说“桥梁书”独有,但它的重复却能让初步独立阅读的孩子更能把握故事情节。而且,这样也能造成某些字词的复现,进而降低阅读难度。
  不过,“桥梁书”的特征无法说明我为什么如此喜欢《青蛙和蟾蜍》,我更喜欢这些故事本身。
  我喜欢故事中的哲学。诺贝尔能把哲学化成可感的故事,又在可感的故事后面深藏哲学。他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用来和孩子讨论哲学,《春天到了》可与孩子讨论“时间”,《那天他们去游泳》和孩子讨论“害羞”,《颤抖的滋味》和孩子讨论“勇敢”。别说哲学对孩子太深、不感兴趣,没有哲学的儿童文学创作只有好玩好笑的情节,就像一堆没有骨架的肉。诺贝尔把儿童文学上升到了一个高度,让任何人也不能轻视儿童文学。
  我喜欢故事中的机趣。机趣,不是搞笑,不是闹腾。它是叙事的智慧,是由角色和情节的错位造成的幽默效果。青蛙是一个大哥哥,懂事、乐观、体贴,蟾蜍则像一个小弟弟,任性、悲观、善良。蟾蜍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是纯粹儿童式的,他相信是自己的喊叫才让风筝飞起来了,他把自己对时间的判断建立在日历上,他相信春天真的就在墙壁转角处。
  我喜欢故事中的细腻。青蛙和蟾蜍性格迥异,却是好朋友。好朋友不像握手那么简单,他们要能互相宽容,互相想念,互相尊重。《圣诞夜》里,蟾蜍假想了青蛙在来路上的种种危险,他又认真地做好了解救青蛙的种种准备,读者除了感动那份惦记,大概不会笑蟾蜍的憨傻;《等信》中,青蛙为了让朋友开心,给近在咫尺的蟾蜍写了一封信,拜托蜗牛送信,最后忍不住先把信的内容告诉了蟾蜍,我们大概也不会笑青蛙的多此一举。
  据说,诺贝尔在去世前,在《纽约时报》登了一则启事,大意是说:“如果你想念我,请不要设立什么基金会、奖学金、纪念碑之类的,请您看我的书,因为我就在里面。”是的,阅读《青蛙与蟾蜍》,就是对这位天才儿童文学作家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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