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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情爱小说的趣味格调不仅因时而变，而且因地而异。19世纪90年代之前，情爱小说（狭邪小说）的意旨在欢场之外，作者在才子与妓女的故事中有所寄寓，小说散发着浓厚的才子佳人味。当清末小说的创作队伍、传播媒介、阅读群体向上海汇聚，当小说的故事空间钟情于上海租界，情爱小说（狭邪小说）的品格风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上海租界空间为背景的狭邪小说褪去了才子佳人故事的浪漫虚幻面纱，笼罩在上海租界的消费娱乐氛围下，书写快乐原则和金钱原则下无道德约束的情欲冒险。同时，上海租界的淫冶风气与女性解放观念的结合，使得狭邪小说所描写的花界恋情接近了现代爱情的本质。
〔关键词〕 上海租界；狎邪小说；异质空间；情爱叙事；晚清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4－0177－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08XZW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城市的文学想象”（SWU0909406）
〔作者简介〕李永东，西南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重庆 400715。
（一）
明末至晚清，男女情爱题材深受小说家的青睐，涌现出了一批影响广泛的长篇小说。清代情爱小说的趣味格调不仅应时而变，而且因地而异。对清代情爱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有助于廓清上海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辨明上海租界占据情爱叙事的主要故事空间后所带来的品格风貌嬗变，增进我们对晚清狭邪小说的理解。
明末清初时期，情爱小说所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1〕。明末清初远播海内外的长篇小说《玉娇梨》即属此类。《玉娇梨》所讲述的苏友白与白红玉、卢梦梨的爱情故事，可以看作风雅才子与闺阁才女柏拉图式的精神意淫。苏友白家境贫寒，却“生得人物秀美，俊雅风流，又且颖悟过人”〔2〕。宦家小姐白红玉、卢梦梨亦才貌超群。苏友白与白、卢两位小姐相互倾慕，生发出一段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然而，在洞房花烛喜拥双娇之前，苏友白与白红玉未曾谋面，只凭传闻知道白红玉乃闺中才女，貌若天仙。两人的情感交流是间接式的，由红玉的侍女嫣红沟通双方，以诗传情。苏友白与白红玉的互相倾慕，是建立在语言文字折射出的虚拟形象之上。患难之中的苏友白与女扮男装的卢梦梨虽算是有一面之缘，却把她当做男儿身，心仪的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卢梦梨的妹妹，或者说“男儿”卢梦梨的“女性”投影。苏友白对白、卢二人的爱恋，与其说恋的是有血有肉的两位女子，不如说恋的是传统才子集体心造的佳人幻影，带有很大的意淫成分。而且，苏友白与白、卢两人虽先后情有约定，最终仍需与明媒正娶的安排相遇合，接受道德、才学、功名的考验。因此，小说由一男两女所构设的浪漫才子佳人故事，看似越界，其实仍属礼教框架内的情欲冒险，古典的浪漫情调非常浓郁。
清代乾隆年间面世的《红楼梦》，其故事主体也叙述了青年男女的恋情，可以当做才子佳人小说来读。面世后，续作、仿作纷出，到了晚清，演变为狭邪小说的创作。对此，鲁迅有过精辟的论述：模仿《红楼梦》的风气兴盛好几十年之后，“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如上述三书，虽意度有高下，文笔有妍媸，而皆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3〕。在这段文字中，鲁迅概说了晚清狭邪小说兴起的缘由和文学品格，作为例证的“上述三书”是指《品花宝鉴》、《花月痕》和《青楼梦》。
“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惟所记则为伶人。”〔4〕《品花宝鉴》60回，刊行于1852年，作者陈森，“道光中寓居北京，出入菊部中，因拾闻见事”，遂成此书。〔5〕小说反映的是礼教夹缝中京城仕宦文人与优伶之间的畸形情爱。然而，作者怀着一种理想来表现优伶中的佳人和狎客中的才子。小说起始便说要写“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与几个洁身自好的优伶”〔6〕，并把他们当作“上等人物”。在小说中，文人与优伶两情相怡，才子梅子玉和男优杜琴言的关系诠释了“情之正者”，他们对才、情、色进行三重消费。在小说结尾，文人与优伶相互以诗词礼赞，划上了理想结局的符号。
《青楼梦》64回，成书于1878年，作者俞达，“全书以伎女为主题”〔7〕。小说第一回正文前的评语写到：“《青楼梦》何书也？曰：可怜、可叹、可敬、可爱书也。以七尺男儿，怀才莫展，徒堙没不彰，郁郁于风尘之内，则可怜；以怀才之人而上不能识，即识亦不能重用，反令青楼女子识之，则可叹；以不得重用之人，泥涂溷迹，不形怨望之心，而逢令节，则知所以游之，遇美妓，则知所以交之，则又可敬、可爱。”〔8〕小说肯定妓女情意，把妓女当知己。
《花月痕》初刊于1888年，作者魏秀仁，描写了清咸丰、同治年间文士韦痴珠、韩荷生与歌妓刘秋痕、杜采秋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以才子佳人故事寄寓人生际遇之感，正如书末题联所言：“岂为峨嵋修艳史？权将兔颖写牢骚。”〔9〕韦与刘、韩与杜之间的感情，虽不符合传统人伦大义，但仍可归入才子佳人情事，男女感情建立在情趣相投的基础上。
晚清的这一批“狭邪小说”虽然以才子与妓女（优伶）的恋情故事为主，其意旨却在欢场之外，无论才子还是妓女（优伶），都带有作者“自况”的意味，且才子中意的妓女（优伶）的才貌人品均属上乘，小说的才子佳人意味非常浓厚。《品花宝鉴》表现才子优伶间的同性风情，作者陈森指明小说“所言之色，吾目中未见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10〕，并借书中“上等人物”以“自况”〔11〕。《花月痕》和《青楼梦》非实写才子与妓女的欢情，而是借佳人情缘表达怀才不遇之感，与古典诗词以香草美人寄寓人生际遇和理想的春秋笔法相仿佛。对于《花月痕》，当时有闺中女子评曰：“所谓韦痴珠者即韩荷生之影，杜采秋即傅秋痕（应为‘刘秋痕’——笔者注）之影，两男两女实则一男一女。”〔12〕因此，韦痴珠与韩荷生的不同人生遭遇，实际上是作者“对穷达两种前途的设想和假托”〔13〕。与《花月痕》类同，《青楼梦》的初衷并不在叙男女情事，其书“张皇众美，尚有知音，意特为落魄才人反观对镜，而非徒矜言绮丽为也。噫嘻！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览是书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为导人狭邪之书，则误矣。”〔14〕因此，如果硬要把这些小说贴上“狭邪小说”的标签，那么，也属于有所寄寓、具有才子佳人风味的狭邪小说，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固然有别，与清末民初专写妓院生活的狭邪小说相比，在意旨和品味上更是有雅俗之分、新旧之别。
以上小说的创作缘起和故事背景，都与开埠后的上海没有关系，讲述的是上海之外的故事。《品花宝鉴》的故事背景是北京，《花月痕》的背景是并州（太原），《青楼梦》的故事背景是吴中。上海租界成为近代小说的主要创作地点和故事空间，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
在进入清末上海的狭邪小说之前，我们先讨论《恨海》，由此可以管窥上海空间在情爱故事中的转换意义。《恨海》10回，1906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作者吴趼人。阿英把吴趼人当做晚清“写情”小说的开启者，认为“此类小说之最初一种，即《恨海》”〔15〕。《恨海》的“写情”空间始于北京终于上海，由北京到上海，故事沿着“定情—寻情—情变”的基本线索发展。在北京，陈、王、张三家同居一个院子，相互照应，关系“甚是亲密”，三家的儿女陈伯和、陈仲蔼、王娟娟、张棣华都颇懂规矩礼仪，“相爱相让，甚是和气”。陈戟临夫妇颇喜欢家王家和张家两个女孩，央人替两个儿子说媒，王乐天夫妇和张鹤亭夫妇亦中意陈家的两个少年郎，于是在父母的主持下，陈伯和和张棣华，陈仲蔼和王娟娟换了八字婚贴，定了亲。这是北京的爱情伦理故事：邻里相处，其乐融融；总角之交，其情恰恰。一幅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理想图景。
庚子事变，京师恐慌，满城百姓都纷纷逃往外地避乱。陈、王、张三家除工部主事陈戟临坚留皇城，仲蔼执意陪伴侍奉父亲，其余先后逃离京城。由京城到上海，渲染演述的是乱离途中忠孝节义的凄惨故事，感人肺腑。由北京到上海沿途的故事，无疑是北京家庭伦理世风在逃难情形下的衍化，并没有为情变酝酿异质因素。情变发生在上海租界空间。儿女间的情深意长、生死之恋，经不起洋场淫乱堕落空气的侵蚀。陈伯和在上海迅速堕落败坏，疯狂嫖妓，沉迷鸦片，弄得不成人样；王娟娟沦落风尘，做了妓女。张棣华痴痴等候，找到的是嫖客兼烟鬼陈伯和；陈仲蔼千里寻情，偶遇的是已入娼门的王娟娟。经此变故，张棣华和陈仲蔼的最后决断是逃离上海红尘：张棣华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规避上海的尘嚣；陈仲蔼万念俱灰，离开上海，“披发入山，不知所终”。可以说，堕落的租界化上海败坏了未婚夫或未婚妻，吞没了他们的恋情。由北京到上海的城市空间转换，“定情—寻情—情变”的故事线索设置，透露出吴趼人对两个城市道德伦理状况的诠释。对应作者在篇首对“情”的解释，那么，北京故事的“情”是“忠”、“孝”、“慈”、“义”，逃难途中是“痴”，上海故事核心是“魔”，或试图以“痴”拯救“魔”，然而终究失败。这不仅是张棣华、陈仲蔼的失败，也是传统北京对抗畸形上海的失败。上海“习俗移人”，传统北京养成的“纯然天性”，化成了第二天性——“纯然人欲”〔16〕。这就是故事空间和“情”的对应关系以及潜在的意义结构。
与晚清非上海空间的情爱小说相比，《恨海》书写了有情男女的异化——由环境带来的异化，注重上海空间在人物命运和爱情关系中的作用。《恨海》暗示了上海空间所上演的男女故事的异质性、男女关系的消费性。
（二）
上海主导晚清小说的故事空间始于19世纪90年代。在这之前，上海租界在人口数量、城市规模、文化事业等方面还处于积累阶段，与北京、广州、香港等城市相比，还没有取得绝对性的优势。90年代之后，尤其是1898年后，上海（租界）迅速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清末的狭邪小说创作选择上海，是上海（租界）本身的城市状况和地位所决定。上海租界在清末急剧膨胀、扩大，日益显示出大都市的气象，吸引了大量文化人。上海公共租界的面积在1899年急剧扩张，由10606亩扩大到32110亩，〔17〕扩张后的面积约为之前的三倍。法租界的地界在1900年亦大加扩充。租界人口数亦快速攀升。1890年上海租界总人口213566人，1900年则上升到444318人，〔18〕十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在租界居住的市民，主要是各地来的移民，非上海籍贯的市民占了80％以上。〔19〕从四面八方汇聚的市民中，文化人不少，且增长迅猛。1898年约有新型文化人1200 名，1903 年就增加到3000 人。〔20〕上海租界以及其它通商口岸所培育起来的文化人，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上存在重大区别，他们通常被称为“条约港知识分子”〔21〕。新型文化人的增长与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相互促进。上海在19世纪“80年代渐成新闻行业，到90年代上海报业已具相当规模”〔22〕，执全国新闻出版之牛耳，“是香港以及其他通商口岸所难以企及的”。1890年范约翰发表《中文报刊年表》，对全国报刊的出版情况进行了统计，共列出中文报刊76种，其中在上海出版的33种，约占43.4％，〔23〕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1897年成立，精良、高速的现代印刷设备被引进。需要指出的是，上海的新闻出版机构绝大部分位于租界区域内，文化人的活动，也主要是在租界。数量巨大的市民群体为清末上海小说的繁荣提供了读者支撑，新闻报刊事业的发达为小说的发表、出版提供了平台，日益庞大的新型文化人群体，则是小说创作的人才库。19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传播、接受所构成的文学生产链，趋于成熟与完善，造就了上海文坛生机勃勃的局面。
当清末小说的创作队伍、传播媒介、阅读群体向上海汇聚，当小说的故事空间钟情于上海租界，情爱题材小说（狭邪小说）的风貌品格也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表明上海租界的文化空间参与小说创作后所带来的区分意义。鲁迅指出，晚清的狭邪小说创作，“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开宗明义，已异前人”。〔24〕《海上花列传》出版于1893年，随后，邹弢的《海上尘天影》（1896）、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1903、1906）、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1904）、张春帆的《九尾龟》（1906-1910）、梦花馆主的《九尾狐》（1908-1910）等狭邪小说相继推出，这些小说在旨趣上与《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大相径庭，讲述的是上海租界语境下的都市情欲故事，应和了租界的世态风气。
清末的上海租界欲海横流、艳帜高张、道德迷乱。上海租界原本存在过剩的欲望。过剩的欲望一方面由传统道德的溃败所激发，另一方面由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所造成。1900年公共租界共26万的成年华人中，男性约为女性的2倍。〔25〕法租界的比例大致相当。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许多寓居上海租界的男性成年市民缺乏情欲满足的对象。“男子社会不能在婚姻里得着满足，照例是向卖淫制度去寻觅补偿”〔26〕。因而，上海成了卖淫的天堂。“20世纪初期，涉足卖淫的人数大幅增长。”〔27〕1875年约为5500-6500人，1915年约为10000-15000人。〔28〕
安克强的研究表明，晚清时期，上海妓女的活动空间由县城向租界转移，妓女的品味逐步向下滑落。19世纪60年代之前上海的高级妓女集中于县城，之后则整体性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迁移，聚集于租界繁华热闹的街道，尤其是老跑马场的圈内街区。王韬也指出，“癸丑（1853年）以前，勾栏俱在城中，癸丑以后，渐移至城外”租界，“庚辛（1860-1861年）以来，倍极繁华。”〔29〕王韬对上海租界炽盛的淫风进行了描写：“沪上租界，街名皆系新创，如兆富里，兆贵里，兆荣果，兆华里，东昼锦里，西昼锦里，教坊咸萃于此。此外如日新，久安，同庆，尚仁，百花，桂馨各里，亦悉系上等勾栏所居，俗称板三局，一时杨柳帘栊，笙歌若沸，枇杷门巷，粉黛如云。当此二分月上，歌舞场开，十里香迷，烟花薮启，色烂银花，可号长春之国，光摇火树，真成不夜之天，羡景色之撩人，觉风光之假我，莫不尽态极妍，驰芳南部，争怜献媚，斗艳西方。斯固寻乐之窝，而为销金之窟也欤？”〔30〕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记载了19世纪80年代上海租界的豪奢淫冶风气：“以佻达为风流，以奢豪为能事。金银气旺，诗酒情疏。求如昔之月地花天，唱酬风雅者，盖已可望而不可即矣。”时有诗云：“申江好，小县作名邦。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薮叹无双。豪杰望风降。”“申江好，行乐易忘归。处处珠围兼翠绕，家家燕瘦又环肥。金尽手犹挥。”〔31〕
城市风气与文学风貌之间有着互动关系，包天笑在《小说大观》（创刊于上海）的发刊词中感叹：“有此卑劣浮薄、纤佻媟荡之社会，安得而不产出卑劣浮薄、纤佻媟荡之小说？供求有相需之道也。”〔32〕包天笑的论断可谓精辟，用来解释清末上海狭邪小说的繁荣非常贴切：清末狭邪小说在上海的滥觞，与上海“卑劣浮薄、纤佻媟荡的社会”相应和，是“供求有相需”的结果。
清末的狭邪小说，基本上是以上海租界为背景空间，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邹弢的《海上尘天影》、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张春帆的《九尾龟》等，莫不如此。
清末上海的狭邪小说与晚清非上海背景的狭邪小说相比，在多个层面产生了分野：
其一，与之前的狭邪小说相比，上海租界的男女情爱故事既非以“情之正者”自况，亦未寄托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而是呈现上海花界的情欲故事，直接指向情欲本身。
其二，非上海背景的狭邪小说带有乡土社会的才子佳人故事风味，而上海租界的情爱小说则属于“都市狭邪小说”，“写新兴的上海妓院风光，作品描写的人物形象复杂，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内容上着重描写‘花天酒地’的都市消费生活，含有典型的繁华与糜烂的都市文化特色”〔33〕。
其三，在非上海背景的狭邪小说中，作者以欣赏的态度叙述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佳缘，大团圆收场，带有喜剧色彩；而上海租界的狭邪小说往往忏悔姿态与游戏笔墨混为一体，空幻是情场男女的最终体验，故事以人财两空、噩梦初醒等悲剧方式收场。
其四，非上海空间的狭邪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皆为儒雅之人，儿女情长伴随着人生沉浮的叙述，男女主人公感情纯粹坚贞，相互以诗词传情，情节发展过程中频繁地点缀诗词，人物和故事处于道德适应的控制下；而上海租界的狭邪小说提供的大部分欢场故事属于绅商与妓女之间的金钱色情交易，男女往往靠物质接欢，欢情浓寡与财富得失相关，容易朝三暮四、争风吃醋，情爱关系由友人、老鸨来撺掇，人物之间存在道德上的紧张和观念上的冲突。
其五，就其中的佳人或妓女来说，非上海背景的狭邪小说中的佳人或妓女性格贤淑沉静，安于做偏房或红尘恋人，而上海租界的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大部分性格活泼妖媚，怀着做大老母（正夫人）的梦想。
总之，以上海租界空间为背景的狭邪小说已褪去了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红袖添香的浪漫虚幻面纱，笼罩在上海租界娱乐消费社会的氛围下，书写在快乐原则和金钱原则下无道德约束的情欲冒险。
（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之前非上海空间的狭邪小说相比，上海租界的狭邪小说讲述的男女情欲故事更具世俗的色彩，更具居家过日子的日常生活意味。上海的花界恋情作为传统婚姻的弥补形式，也更接近现代爱情的本质，让晚清子弟体味到爱情的高峰体验。
男人奔赴妓院寻找恋爱的缘由，洋场作家张爱玲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中有精彩的解说：
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过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婚姻不自由，买妾纳婢虽然是自己看中的，不像堂子里是在社交的场合遇见的，而且总要来往一个时期，即使时间很短，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这制度化的卖淫，已经比卖油郎花魁女当时的手续高明得多了——就连花魁女这样的名妓，也是陌生人付了夜渡资就可以住夜。日本歌舞伎中的青楼(剧中也是汉字“青楼”)也是如此。——到了《海上花》的时代，像罗子富叫了黄翠凤十几个局，认识了至少也有半个月了。想必是气她对他冷淡，故意在蒋月琴处摆酒，馋她，希望她对他好点，结果差点弄巧成拙闹翻了。他全面投降之后，又还被浇冷水，饱受挫折，才得遂意。〔34〕
张爱玲非常精彩地解读了晚清妓女与古代妓女的区别以及男人进妓院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客人与妓女有可能享受到传统婚姻难以提供的“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商贾士绅和世家子弟纷纷落进长三、幺二的温柔陷阱，清末上海的文人才会现身说法，热衷于讲述情迷花界的故事。
当我们说上海租界的妓院是晚清子弟现代恋爱的冒险场时，还考虑到了上海租界所提供的女性解放的激进舆论环境。晚清的上海不仅充满了淫冶的空气，而且散播着前卫、大胆的女性解放观念——这两个方面多少含有互相鼓励、互相促进的意味，妓女甚至可以与女学生共享这些观念，对破解传统伦理道德禁锢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
上海媒介所发出的女性解放的声音，因为有西化的租界制度和观念的支持，自然比朝廷的改革之声更为激进、鲜明，使得其他地方在这方面只能随后跟进，难以同步模仿，更不用说超越。从朝廷与上海提倡女子教育的观念的差异可见一斑。晚清政府1907年3月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立学总义”的首条指明了办学宗旨：“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35〕第二章“学科程度”的第三节“女子师范学堂教育总要”的首条总括了对于女子道德的要求：“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媺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中国男子间有视女子太卑贱，或待之失平允者，此亦一弊风。但须于男子教育中注意矫正改良之。至于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36〕我们注意到，预备立宪后学部的这份锐意提倡女子教育的章程，相关条例完全处于封建礼教和男权制度的监控下，三从四德仍是对女子最基本的规范，贤妻良母仍是女子最基本的形象定位，“贞静、顺良、慈淑、端俭”仍是女性须具备的品性，女子自由择婚、参与政治仍被严禁，“男女之辨”的旧例仍是必须坚守的定则。除了额外允准学习与“贤妻良母”有关的新知识，礼教、道德一切照旧。我们再来看上海的观点。同样是论女子教育，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女界钟》持女权主义观点，西化色彩浓厚，与1907年学部的态度存在本质区别。《女界钟》把女子教育的宗旨归纳为八条：
一、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决之人。五、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教成德行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教成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37〕
这八条构设的女子形象几近“现代女性”了。自然、自由、自觉、健壮、公德、革命等观念和品性，彻底摆脱了封建礼教和男权观念的桎梏，其认识的大胆透彻，可以与“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深度思考相提并论。晚清的这种论调，只有在上海租界这样的文化政治土壤中才能滋生、传播。我们再来看报刊上的言论。1907年11月创刊于上海的《神州女报》“言论”栏有四篇文章：季威的《告读书明理之女子》提倡男女平等观念；冲来稿的《女权与国家关系》认为女子参政属于“义务”和“责任”，“女子得从事于政治生涯，其结果实足以使国家蒙莫大之利益而增进其幸福者也”；社英的《论女子当具责任心》要求女子应“视国事与己事无异”；景苏的《改良家庭之商榷》指出“学问与生计”为解决女子在家庭中地位的根本之法。〔38〕平等、参政、家庭地位这些问题，抓住了女性解放的要旨。从上面的史料可以看出，上海的声音不同凡响，上海租界的开放观念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淫冶的空气与开放的观念相结合，使得妓院成为现代的恋爱场有了可能性。晚清的狭邪小说主要的叙事空间是妓院，妓院上演的不仅仅是钱色交易、身体消费，妓院也是交际的场所，是朋友聚会、消闲娱乐、洽谈生意、抽烟赌博、流氓拆销的场所，而且，晚清男女恋爱的感觉也是在妓院寻找的。《文明小史》中东洋留学归来的刘学深（谐音“留学生”）把上海妓女看作是最佳婚配人选，认为她们“极文明，极有教化，为他深合乎平等自由的道理，见了人大大方方，并无一点羞涩的样子”〔39〕。刘学深欣赏的是妓女身上的“现代女性”的性格和品质。男女自由社交是现代恋爱的前提，也是女性解放的必要环节，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把“交友之权利”列为“女子应当恢复之权利”之一。〔40〕而在晚清，开化如上海，能够抛头露面进入公共空间，参与社交的，主要还是妓女。包天笑在小说中也借人物之口说到：“依我说，中国男女无社交，就是现在的女学生们也没有什么高贵之相。中国的男女社交倒还是吃花酒逛窑子咧！”〔41〕“在1880-1890年代，妓女是公共娱乐区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个体消费最活跃的女性群体”〔42〕。妓女有更多机会暴露在市民的视野中，展示自己，引发男性的倾慕，制造可能性的情感故事。当情感在公共场域触动后，妓院就成了男女恋爱的后院。妓院作为晚清男女社交的保留地，妓女身上所体现的现代女性品格，为进入上海租界的晚清子弟营造了龌龊的特殊恋爱空间。
与妓女之间的感情游戏充满了危险，那些风情万种的妓女“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43〕。然而，没有哪部晚清小说的叙事效应真正达到了劝冶游子弟放弃冶游的目的。晚清文人的态度是游移的，所谓“勿徒赏书中之花天酒地，一片神行；亦思盛极之难乎为继”〔44〕。“媚于西子”、“密于糟糠”与“泼于夜叉”、“毒于蛇蝎”作为妓女的阴阳两面，在这些小说中都分别得到了重视。晚清文人暴露花界之浊者，扬花界之清者的态度，客观上鼓励了市民去把道德的过错推给这个城市，推给弄堂里“供租用的女人”〔45〕，由此，频繁涉足花界的晚清文人和读者就为自己披上了富有道德感的防护衣，作者再添上警世劝世、青楼梦醒、忏悔反省和因果报应的说教，小说的道德风险系数就降到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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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 富）
〔关键词〕 上海租界；狎邪小说；异质空间；情爱叙事；晚清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4－0177－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08XZW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城市的文学想象”（SWU0909406）
〔作者简介〕李永东，西南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重庆 400715。
（一）
明末至晚清，男女情爱题材深受小说家的青睐，涌现出了一批影响广泛的长篇小说。清代情爱小说的趣味格调不仅应时而变，而且因地而异。对清代情爱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有助于廓清上海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辨明上海租界占据情爱叙事的主要故事空间后所带来的品格风貌嬗变，增进我们对晚清狭邪小说的理解。
明末清初时期，情爱小说所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1〕。明末清初远播海内外的长篇小说《玉娇梨》即属此类。《玉娇梨》所讲述的苏友白与白红玉、卢梦梨的爱情故事，可以看作风雅才子与闺阁才女柏拉图式的精神意淫。苏友白家境贫寒，却“生得人物秀美，俊雅风流，又且颖悟过人”〔2〕。宦家小姐白红玉、卢梦梨亦才貌超群。苏友白与白、卢两位小姐相互倾慕，生发出一段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然而，在洞房花烛喜拥双娇之前，苏友白与白红玉未曾谋面，只凭传闻知道白红玉乃闺中才女，貌若天仙。两人的情感交流是间接式的，由红玉的侍女嫣红沟通双方，以诗传情。苏友白与白红玉的互相倾慕，是建立在语言文字折射出的虚拟形象之上。患难之中的苏友白与女扮男装的卢梦梨虽算是有一面之缘，却把她当做男儿身，心仪的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卢梦梨的妹妹，或者说“男儿”卢梦梨的“女性”投影。苏友白对白、卢二人的爱恋，与其说恋的是有血有肉的两位女子，不如说恋的是传统才子集体心造的佳人幻影，带有很大的意淫成分。而且，苏友白与白、卢两人虽先后情有约定，最终仍需与明媒正娶的安排相遇合，接受道德、才学、功名的考验。因此，小说由一男两女所构设的浪漫才子佳人故事，看似越界，其实仍属礼教框架内的情欲冒险，古典的浪漫情调非常浓郁。
清代乾隆年间面世的《红楼梦》，其故事主体也叙述了青年男女的恋情，可以当做才子佳人小说来读。面世后，续作、仿作纷出，到了晚清，演变为狭邪小说的创作。对此，鲁迅有过精辟的论述：模仿《红楼梦》的风气兴盛好几十年之后，“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如上述三书，虽意度有高下，文笔有妍媸，而皆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3〕。在这段文字中，鲁迅概说了晚清狭邪小说兴起的缘由和文学品格，作为例证的“上述三书”是指《品花宝鉴》、《花月痕》和《青楼梦》。
“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惟所记则为伶人。”〔4〕《品花宝鉴》60回，刊行于1852年，作者陈森，“道光中寓居北京，出入菊部中，因拾闻见事”，遂成此书。〔5〕小说反映的是礼教夹缝中京城仕宦文人与优伶之间的畸形情爱。然而，作者怀着一种理想来表现优伶中的佳人和狎客中的才子。小说起始便说要写“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与几个洁身自好的优伶”〔6〕，并把他们当作“上等人物”。在小说中，文人与优伶两情相怡，才子梅子玉和男优杜琴言的关系诠释了“情之正者”，他们对才、情、色进行三重消费。在小说结尾，文人与优伶相互以诗词礼赞，划上了理想结局的符号。
《青楼梦》64回，成书于1878年，作者俞达，“全书以伎女为主题”〔7〕。小说第一回正文前的评语写到：“《青楼梦》何书也？曰：可怜、可叹、可敬、可爱书也。以七尺男儿，怀才莫展，徒堙没不彰，郁郁于风尘之内，则可怜；以怀才之人而上不能识，即识亦不能重用，反令青楼女子识之，则可叹；以不得重用之人，泥涂溷迹，不形怨望之心，而逢令节，则知所以游之，遇美妓，则知所以交之，则又可敬、可爱。”〔8〕小说肯定妓女情意，把妓女当知己。
《花月痕》初刊于1888年，作者魏秀仁，描写了清咸丰、同治年间文士韦痴珠、韩荷生与歌妓刘秋痕、杜采秋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以才子佳人故事寄寓人生际遇之感，正如书末题联所言：“岂为峨嵋修艳史？权将兔颖写牢骚。”〔9〕韦与刘、韩与杜之间的感情，虽不符合传统人伦大义，但仍可归入才子佳人情事，男女感情建立在情趣相投的基础上。
晚清的这一批“狭邪小说”虽然以才子与妓女（优伶）的恋情故事为主，其意旨却在欢场之外，无论才子还是妓女（优伶），都带有作者“自况”的意味，且才子中意的妓女（优伶）的才貌人品均属上乘，小说的才子佳人意味非常浓厚。《品花宝鉴》表现才子优伶间的同性风情，作者陈森指明小说“所言之色，吾目中未见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10〕，并借书中“上等人物”以“自况”〔11〕。《花月痕》和《青楼梦》非实写才子与妓女的欢情，而是借佳人情缘表达怀才不遇之感，与古典诗词以香草美人寄寓人生际遇和理想的春秋笔法相仿佛。对于《花月痕》，当时有闺中女子评曰：“所谓韦痴珠者即韩荷生之影，杜采秋即傅秋痕（应为‘刘秋痕’——笔者注）之影，两男两女实则一男一女。”〔12〕因此，韦痴珠与韩荷生的不同人生遭遇，实际上是作者“对穷达两种前途的设想和假托”〔13〕。与《花月痕》类同，《青楼梦》的初衷并不在叙男女情事，其书“张皇众美，尚有知音，意特为落魄才人反观对镜，而非徒矜言绮丽为也。噫嘻！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览是书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为导人狭邪之书，则误矣。”〔14〕因此，如果硬要把这些小说贴上“狭邪小说”的标签，那么，也属于有所寄寓、具有才子佳人风味的狭邪小说，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固然有别，与清末民初专写妓院生活的狭邪小说相比，在意旨和品味上更是有雅俗之分、新旧之别。
以上小说的创作缘起和故事背景，都与开埠后的上海没有关系，讲述的是上海之外的故事。《品花宝鉴》的故事背景是北京，《花月痕》的背景是并州（太原），《青楼梦》的故事背景是吴中。上海租界成为近代小说的主要创作地点和故事空间，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
在进入清末上海的狭邪小说之前，我们先讨论《恨海》，由此可以管窥上海空间在情爱故事中的转换意义。《恨海》10回，1906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作者吴趼人。阿英把吴趼人当做晚清“写情”小说的开启者，认为“此类小说之最初一种，即《恨海》”〔15〕。《恨海》的“写情”空间始于北京终于上海，由北京到上海，故事沿着“定情—寻情—情变”的基本线索发展。在北京，陈、王、张三家同居一个院子，相互照应，关系“甚是亲密”，三家的儿女陈伯和、陈仲蔼、王娟娟、张棣华都颇懂规矩礼仪，“相爱相让，甚是和气”。陈戟临夫妇颇喜欢家王家和张家两个女孩，央人替两个儿子说媒，王乐天夫妇和张鹤亭夫妇亦中意陈家的两个少年郎，于是在父母的主持下，陈伯和和张棣华，陈仲蔼和王娟娟换了八字婚贴，定了亲。这是北京的爱情伦理故事：邻里相处，其乐融融；总角之交，其情恰恰。一幅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理想图景。
庚子事变，京师恐慌，满城百姓都纷纷逃往外地避乱。陈、王、张三家除工部主事陈戟临坚留皇城，仲蔼执意陪伴侍奉父亲，其余先后逃离京城。由京城到上海，渲染演述的是乱离途中忠孝节义的凄惨故事，感人肺腑。由北京到上海沿途的故事，无疑是北京家庭伦理世风在逃难情形下的衍化，并没有为情变酝酿异质因素。情变发生在上海租界空间。儿女间的情深意长、生死之恋，经不起洋场淫乱堕落空气的侵蚀。陈伯和在上海迅速堕落败坏，疯狂嫖妓，沉迷鸦片，弄得不成人样；王娟娟沦落风尘，做了妓女。张棣华痴痴等候，找到的是嫖客兼烟鬼陈伯和；陈仲蔼千里寻情，偶遇的是已入娼门的王娟娟。经此变故，张棣华和陈仲蔼的最后决断是逃离上海红尘：张棣华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规避上海的尘嚣；陈仲蔼万念俱灰，离开上海，“披发入山，不知所终”。可以说，堕落的租界化上海败坏了未婚夫或未婚妻，吞没了他们的恋情。由北京到上海的城市空间转换，“定情—寻情—情变”的故事线索设置，透露出吴趼人对两个城市道德伦理状况的诠释。对应作者在篇首对“情”的解释，那么，北京故事的“情”是“忠”、“孝”、“慈”、“义”，逃难途中是“痴”，上海故事核心是“魔”，或试图以“痴”拯救“魔”，然而终究失败。这不仅是张棣华、陈仲蔼的失败，也是传统北京对抗畸形上海的失败。上海“习俗移人”，传统北京养成的“纯然天性”，化成了第二天性——“纯然人欲”〔16〕。这就是故事空间和“情”的对应关系以及潜在的意义结构。
与晚清非上海空间的情爱小说相比，《恨海》书写了有情男女的异化——由环境带来的异化，注重上海空间在人物命运和爱情关系中的作用。《恨海》暗示了上海空间所上演的男女故事的异质性、男女关系的消费性。
（二）
上海主导晚清小说的故事空间始于19世纪90年代。在这之前，上海租界在人口数量、城市规模、文化事业等方面还处于积累阶段，与北京、广州、香港等城市相比，还没有取得绝对性的优势。90年代之后，尤其是1898年后，上海（租界）迅速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清末的狭邪小说创作选择上海，是上海（租界）本身的城市状况和地位所决定。上海租界在清末急剧膨胀、扩大，日益显示出大都市的气象，吸引了大量文化人。上海公共租界的面积在1899年急剧扩张，由10606亩扩大到32110亩，〔17〕扩张后的面积约为之前的三倍。法租界的地界在1900年亦大加扩充。租界人口数亦快速攀升。1890年上海租界总人口213566人，1900年则上升到444318人，〔18〕十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在租界居住的市民，主要是各地来的移民，非上海籍贯的市民占了80％以上。〔19〕从四面八方汇聚的市民中，文化人不少，且增长迅猛。1898年约有新型文化人1200 名，1903 年就增加到3000 人。〔20〕上海租界以及其它通商口岸所培育起来的文化人，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上存在重大区别，他们通常被称为“条约港知识分子”〔21〕。新型文化人的增长与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相互促进。上海在19世纪“80年代渐成新闻行业，到90年代上海报业已具相当规模”〔22〕，执全国新闻出版之牛耳，“是香港以及其他通商口岸所难以企及的”。1890年范约翰发表《中文报刊年表》，对全国报刊的出版情况进行了统计，共列出中文报刊76种，其中在上海出版的33种，约占43.4％，〔23〕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1897年成立，精良、高速的现代印刷设备被引进。需要指出的是，上海的新闻出版机构绝大部分位于租界区域内，文化人的活动，也主要是在租界。数量巨大的市民群体为清末上海小说的繁荣提供了读者支撑，新闻报刊事业的发达为小说的发表、出版提供了平台，日益庞大的新型文化人群体，则是小说创作的人才库。19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传播、接受所构成的文学生产链，趋于成熟与完善，造就了上海文坛生机勃勃的局面。
当清末小说的创作队伍、传播媒介、阅读群体向上海汇聚，当小说的故事空间钟情于上海租界，情爱题材小说（狭邪小说）的风貌品格也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表明上海租界的文化空间参与小说创作后所带来的区分意义。鲁迅指出，晚清的狭邪小说创作，“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开宗明义，已异前人”。〔24〕《海上花列传》出版于1893年，随后，邹弢的《海上尘天影》（1896）、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1903、1906）、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1904）、张春帆的《九尾龟》（1906-1910）、梦花馆主的《九尾狐》（1908-1910）等狭邪小说相继推出，这些小说在旨趣上与《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大相径庭，讲述的是上海租界语境下的都市情欲故事，应和了租界的世态风气。
清末的上海租界欲海横流、艳帜高张、道德迷乱。上海租界原本存在过剩的欲望。过剩的欲望一方面由传统道德的溃败所激发，另一方面由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所造成。1900年公共租界共26万的成年华人中，男性约为女性的2倍。〔25〕法租界的比例大致相当。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许多寓居上海租界的男性成年市民缺乏情欲满足的对象。“男子社会不能在婚姻里得着满足，照例是向卖淫制度去寻觅补偿”〔26〕。因而，上海成了卖淫的天堂。“20世纪初期，涉足卖淫的人数大幅增长。”〔27〕1875年约为5500-6500人，1915年约为10000-15000人。〔28〕
安克强的研究表明，晚清时期，上海妓女的活动空间由县城向租界转移，妓女的品味逐步向下滑落。19世纪60年代之前上海的高级妓女集中于县城，之后则整体性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迁移，聚集于租界繁华热闹的街道，尤其是老跑马场的圈内街区。王韬也指出，“癸丑（1853年）以前，勾栏俱在城中，癸丑以后，渐移至城外”租界，“庚辛（1860-1861年）以来，倍极繁华。”〔29〕王韬对上海租界炽盛的淫风进行了描写：“沪上租界，街名皆系新创，如兆富里，兆贵里，兆荣果，兆华里，东昼锦里，西昼锦里，教坊咸萃于此。此外如日新，久安，同庆，尚仁，百花，桂馨各里，亦悉系上等勾栏所居，俗称板三局，一时杨柳帘栊，笙歌若沸，枇杷门巷，粉黛如云。当此二分月上，歌舞场开，十里香迷，烟花薮启，色烂银花，可号长春之国，光摇火树，真成不夜之天，羡景色之撩人，觉风光之假我，莫不尽态极妍，驰芳南部，争怜献媚，斗艳西方。斯固寻乐之窝，而为销金之窟也欤？”〔30〕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记载了19世纪80年代上海租界的豪奢淫冶风气：“以佻达为风流，以奢豪为能事。金银气旺，诗酒情疏。求如昔之月地花天，唱酬风雅者，盖已可望而不可即矣。”时有诗云：“申江好，小县作名邦。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薮叹无双。豪杰望风降。”“申江好，行乐易忘归。处处珠围兼翠绕，家家燕瘦又环肥。金尽手犹挥。”〔31〕
城市风气与文学风貌之间有着互动关系，包天笑在《小说大观》（创刊于上海）的发刊词中感叹：“有此卑劣浮薄、纤佻媟荡之社会，安得而不产出卑劣浮薄、纤佻媟荡之小说？供求有相需之道也。”〔32〕包天笑的论断可谓精辟，用来解释清末上海狭邪小说的繁荣非常贴切：清末狭邪小说在上海的滥觞，与上海“卑劣浮薄、纤佻媟荡的社会”相应和，是“供求有相需”的结果。
清末的狭邪小说，基本上是以上海租界为背景空间，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邹弢的《海上尘天影》、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张春帆的《九尾龟》等，莫不如此。
清末上海的狭邪小说与晚清非上海背景的狭邪小说相比，在多个层面产生了分野：
其一，与之前的狭邪小说相比，上海租界的男女情爱故事既非以“情之正者”自况，亦未寄托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而是呈现上海花界的情欲故事，直接指向情欲本身。
其二，非上海背景的狭邪小说带有乡土社会的才子佳人故事风味，而上海租界的情爱小说则属于“都市狭邪小说”，“写新兴的上海妓院风光，作品描写的人物形象复杂，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内容上着重描写‘花天酒地’的都市消费生活，含有典型的繁华与糜烂的都市文化特色”〔33〕。
其三，在非上海背景的狭邪小说中，作者以欣赏的态度叙述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佳缘，大团圆收场，带有喜剧色彩；而上海租界的狭邪小说往往忏悔姿态与游戏笔墨混为一体，空幻是情场男女的最终体验，故事以人财两空、噩梦初醒等悲剧方式收场。
其四，非上海空间的狭邪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皆为儒雅之人，儿女情长伴随着人生沉浮的叙述，男女主人公感情纯粹坚贞，相互以诗词传情，情节发展过程中频繁地点缀诗词，人物和故事处于道德适应的控制下；而上海租界的狭邪小说提供的大部分欢场故事属于绅商与妓女之间的金钱色情交易，男女往往靠物质接欢，欢情浓寡与财富得失相关，容易朝三暮四、争风吃醋，情爱关系由友人、老鸨来撺掇，人物之间存在道德上的紧张和观念上的冲突。
其五，就其中的佳人或妓女来说，非上海背景的狭邪小说中的佳人或妓女性格贤淑沉静，安于做偏房或红尘恋人，而上海租界的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大部分性格活泼妖媚，怀着做大老母（正夫人）的梦想。
总之，以上海租界空间为背景的狭邪小说已褪去了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红袖添香的浪漫虚幻面纱，笼罩在上海租界娱乐消费社会的氛围下，书写在快乐原则和金钱原则下无道德约束的情欲冒险。
（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之前非上海空间的狭邪小说相比，上海租界的狭邪小说讲述的男女情欲故事更具世俗的色彩，更具居家过日子的日常生活意味。上海的花界恋情作为传统婚姻的弥补形式，也更接近现代爱情的本质，让晚清子弟体味到爱情的高峰体验。
男人奔赴妓院寻找恋爱的缘由，洋场作家张爱玲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中有精彩的解说：
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过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婚姻不自由，买妾纳婢虽然是自己看中的，不像堂子里是在社交的场合遇见的，而且总要来往一个时期，即使时间很短，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这制度化的卖淫，已经比卖油郎花魁女当时的手续高明得多了——就连花魁女这样的名妓，也是陌生人付了夜渡资就可以住夜。日本歌舞伎中的青楼(剧中也是汉字“青楼”)也是如此。——到了《海上花》的时代，像罗子富叫了黄翠凤十几个局，认识了至少也有半个月了。想必是气她对他冷淡，故意在蒋月琴处摆酒，馋她，希望她对他好点，结果差点弄巧成拙闹翻了。他全面投降之后，又还被浇冷水，饱受挫折，才得遂意。〔34〕
张爱玲非常精彩地解读了晚清妓女与古代妓女的区别以及男人进妓院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客人与妓女有可能享受到传统婚姻难以提供的“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商贾士绅和世家子弟纷纷落进长三、幺二的温柔陷阱，清末上海的文人才会现身说法，热衷于讲述情迷花界的故事。
当我们说上海租界的妓院是晚清子弟现代恋爱的冒险场时，还考虑到了上海租界所提供的女性解放的激进舆论环境。晚清的上海不仅充满了淫冶的空气，而且散播着前卫、大胆的女性解放观念——这两个方面多少含有互相鼓励、互相促进的意味，妓女甚至可以与女学生共享这些观念，对破解传统伦理道德禁锢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
上海媒介所发出的女性解放的声音，因为有西化的租界制度和观念的支持，自然比朝廷的改革之声更为激进、鲜明，使得其他地方在这方面只能随后跟进，难以同步模仿，更不用说超越。从朝廷与上海提倡女子教育的观念的差异可见一斑。晚清政府1907年3月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立学总义”的首条指明了办学宗旨：“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35〕第二章“学科程度”的第三节“女子师范学堂教育总要”的首条总括了对于女子道德的要求：“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媺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中国男子间有视女子太卑贱，或待之失平允者，此亦一弊风。但须于男子教育中注意矫正改良之。至于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36〕我们注意到，预备立宪后学部的这份锐意提倡女子教育的章程，相关条例完全处于封建礼教和男权制度的监控下，三从四德仍是对女子最基本的规范，贤妻良母仍是女子最基本的形象定位，“贞静、顺良、慈淑、端俭”仍是女性须具备的品性，女子自由择婚、参与政治仍被严禁，“男女之辨”的旧例仍是必须坚守的定则。除了额外允准学习与“贤妻良母”有关的新知识，礼教、道德一切照旧。我们再来看上海的观点。同样是论女子教育，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女界钟》持女权主义观点，西化色彩浓厚，与1907年学部的态度存在本质区别。《女界钟》把女子教育的宗旨归纳为八条：
一、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决之人。五、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教成德行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教成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37〕
这八条构设的女子形象几近“现代女性”了。自然、自由、自觉、健壮、公德、革命等观念和品性，彻底摆脱了封建礼教和男权观念的桎梏，其认识的大胆透彻，可以与“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深度思考相提并论。晚清的这种论调，只有在上海租界这样的文化政治土壤中才能滋生、传播。我们再来看报刊上的言论。1907年11月创刊于上海的《神州女报》“言论”栏有四篇文章：季威的《告读书明理之女子》提倡男女平等观念；冲来稿的《女权与国家关系》认为女子参政属于“义务”和“责任”，“女子得从事于政治生涯，其结果实足以使国家蒙莫大之利益而增进其幸福者也”；社英的《论女子当具责任心》要求女子应“视国事与己事无异”；景苏的《改良家庭之商榷》指出“学问与生计”为解决女子在家庭中地位的根本之法。〔38〕平等、参政、家庭地位这些问题，抓住了女性解放的要旨。从上面的史料可以看出，上海的声音不同凡响，上海租界的开放观念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淫冶的空气与开放的观念相结合，使得妓院成为现代的恋爱场有了可能性。晚清的狭邪小说主要的叙事空间是妓院，妓院上演的不仅仅是钱色交易、身体消费，妓院也是交际的场所，是朋友聚会、消闲娱乐、洽谈生意、抽烟赌博、流氓拆销的场所，而且，晚清男女恋爱的感觉也是在妓院寻找的。《文明小史》中东洋留学归来的刘学深（谐音“留学生”）把上海妓女看作是最佳婚配人选，认为她们“极文明，极有教化，为他深合乎平等自由的道理，见了人大大方方，并无一点羞涩的样子”〔39〕。刘学深欣赏的是妓女身上的“现代女性”的性格和品质。男女自由社交是现代恋爱的前提，也是女性解放的必要环节，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把“交友之权利”列为“女子应当恢复之权利”之一。〔40〕而在晚清，开化如上海，能够抛头露面进入公共空间，参与社交的，主要还是妓女。包天笑在小说中也借人物之口说到：“依我说，中国男女无社交，就是现在的女学生们也没有什么高贵之相。中国的男女社交倒还是吃花酒逛窑子咧！”〔41〕“在1880-1890年代，妓女是公共娱乐区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个体消费最活跃的女性群体”〔42〕。妓女有更多机会暴露在市民的视野中，展示自己，引发男性的倾慕，制造可能性的情感故事。当情感在公共场域触动后，妓院就成了男女恋爱的后院。妓院作为晚清男女社交的保留地，妓女身上所体现的现代女性品格，为进入上海租界的晚清子弟营造了龌龊的特殊恋爱空间。
与妓女之间的感情游戏充满了危险，那些风情万种的妓女“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43〕。然而，没有哪部晚清小说的叙事效应真正达到了劝冶游子弟放弃冶游的目的。晚清文人的态度是游移的，所谓“勿徒赏书中之花天酒地，一片神行；亦思盛极之难乎为继”〔44〕。“媚于西子”、“密于糟糠”与“泼于夜叉”、“毒于蛇蝎”作为妓女的阴阳两面，在这些小说中都分别得到了重视。晚清文人暴露花界之浊者，扬花界之清者的态度，客观上鼓励了市民去把道德的过错推给这个城市，推给弄堂里“供租用的女人”〔45〕，由此，频繁涉足花界的晚清文人和读者就为自己披上了富有道德感的防护衣，作者再添上警世劝世、青楼梦醒、忏悔反省和因果报应的说教，小说的道德风险系数就降到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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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