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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六选接班人，际遇不同，结局迥异：刘少奇据理力争，无愧民族脊梁；邓小平大起大落，不坠青云之志；林彪机关算尽，无奈折戟沉沙；王洪文“文革”新贵，奈何小丑跳梁；华国锋政坛“黑马”，潮流难应……
1935年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他曾经苦心孤诣、反复思考，多次选择接班人。
“人老了，总爱想后事。”晚年毛泽东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刘少奇曾是毛泽东最初选定的接班人，但二人关系急剧降温始于何时？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邓小平两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被毛泽东评价为“人才难得”，然而却为何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几起几落？凭借“现代登龙术”，林彪一跃成为写进党章的“法定接班人”，却按捺不住“取而代之”的野心，最终魂丧大漠……靠“打、砸、抢”起家的王洪文因何获得毛泽东的垂青并获得“殿试”良机？……最后，毛泽东毅然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但对毛泽东最“忠心”的华国锋却来去匆匆，成为“一个过渡人物”，其根本原因何在？
最初选定刘少奇作自己接班人的是毛泽东，后来要决绝地搞掉刘少奇的也是毛泽东，其中隐情何在？
毛泽东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跃而为中央第二号人物。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自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后，刘少奇一直尽力辅佐着毛泽东。毛泽东虽已退居二线，但刘少奇仍然十分尊重这位伟大的领袖。可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在对待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两人的观点慢慢地不一致了。
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70年访问中国，与毛泽东长谈之后，写了一本《漫长的革命》的书。书中说：“1962年以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
在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期间，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尽快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于1962年1月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此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希望在经济领域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简称“三面红旗”）。可三年困难时期，严重暴露出弊端。此次大会就是为了比较彻底地纠正错误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对自己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表示“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对“三面红旗”，刘少奇开始是赞成的。然而，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使他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有了改变：“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錯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讲。……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然而，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天灾。因此，他对刘少奇的讲话十分不满，出人意料地转变了原本自我批评的调子，大谈起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也出人意料地极力赞赏林彪一次与会议气氛明显不搭调的讲话。
在那次讲话中，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别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于是，在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出现了重大分歧。而正是这一分歧，使得两个并肩战斗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分手了。
1970年12月，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摘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发表，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这清楚地告诉世人：两位历史巨人的分歧是在“四清”运动中完全公开化的——
那是在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逐步在中国农村推开。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奇怪的是，毛泽东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下放指导“四清”运动，效果并不明显，而刘少奇一指示却有许多人“跟着动”，毛泽东对此是很有想法的。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就曾气冲冲地指着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刘少奇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搞不来。”
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
毛泽东的话说得很重，也很难听，既将了刘少奇，又敲了邓小平，可见毛泽东与刘、邓已有了较深的隔阂。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秦始皇”刘少奇倒台，邓小平“连坐”，却为何一直“打”而未“倒”？
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5年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近二十年间，邓小平曾两次被毛泽东定为候选接班人。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是毛泽东第一次把邓小平选为接班人的时期。
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修改党章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进入中共最高领导核心，成为毛泽东心目中的第二个接班人。
其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
1966年6月初，为了控制局面，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但紧接着，毛泽东却表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工作组问题成了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状”。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邓小平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他并不排斥邓小平。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转达了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被剥夺了人身自由。19日，邓小平家被抄，邓小平“正式”被打倒——他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全国范围批判，从党的总书记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被监禁了起来。
但在毛泽东的有意保护下，不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何鼓噪，邓小平虽被整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但总是“打”而不“倒”。
建国后长期养病的林彪如何“一飞冲天”，将自己的地位写进党章？看了林彪“第一号令”，毛泽东为何连信封都要烧掉？
毛泽东第三次选择的接班人是林彪。
建国后，林彪长期养病，却凭着1959年庐山会议“一飞冲天”，再次从沉寂中走出。与刘少奇被“摘掉”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林彪被毛泽东所“瞩目”。
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为副主席。
九大通过的党章，破天荒地专门写上：“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林彪作为军事家，其才能不用怀疑，政治上却一直被毛泽东视作“娃娃”。这次他为何能如愿以偿呢？原因无他，林彪从幕后走向前台一开始，便大肆鼓吹“个人崇拜”，开始了名曰树别人、实际上树自己的现代造神运动。
毛泽东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更引起了心中某种深深的不安。汪东兴（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或许能多少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对待林彪的态度——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夏，苏联在新疆挑起边界冲突中没占到大便宜，竟然公开叫嚷着要对中国的核基地实施核打击。近半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苏联扔原子弹的威胁只是一场恐吓行动。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使他陷入深思的是周恩来提出的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显然，由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来当国家主席，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的。他总感到，在林彪狂热的个人崇拜语言后，隐藏着一些难以琢磨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在林彪地位如日中天的时候，有过几次不同凡响的表示——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对汪东兴明确地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5月19日，毛泽东亲自约见林彪，明确传递了他所忧虑的信息：“国家主席还是不设为好。一人任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会被累垮，两个主席会打架。这方面我有体会。你还是当好党的副主席，抓好军队。”（见薛庆超发表在《今古传奇》上的《毛泽东六选接班人》一文）
从1970年春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自己，为反党夺权制造舆论。毛泽东的态度不容置疑，林彪也不退让。于是，此后演出了那场人所共知的决定林彪政治生命的庐山风云。毛泽东认为，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不久，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支持召开以“批陈（伯达）整风”为主题的华北会议。会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锋芒所向，直指林彪集团。
尽管表面上毛泽东不点林彪的名，千方百计稳住他，但在林彪看来，“批陈”整风，实际上是“批林”整风。毛泽东一定会层层剥笋，步步推进，总有一天会轮到他，并把他批臭批倒的。那时自己的结局不会比他过去打倒的人好到哪里去。
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反革命武裝政变手令，决定在上海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于9月13日驾机出逃，逃跑途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靠“打、砸、抢”起家的王洪文因何得到毛泽东的“殿试”？令毛泽东无比失望的是，“坐直升机”上来的王洪文只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本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王洪文只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名保卫科干事，两人是根本无缘相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提供的“历史舞台”，使得毛泽东于1968年国庆节召见了时任上海工人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团领队的王洪文——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真正“殿试”。此后，毛泽东曾多次在谈到王洪文时，说他“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干过，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时间。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却不敢多问。
9月7日上午，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被安排住进钓鱼台九号楼。毛泽东多次对他进行开导，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经再三考虑，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作为他的第四个接班人——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然而，继错选林彪之后，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实践证明，王洪文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不得已之下，毛泽东只好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5年1月13日，“难产”的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帷幕。毛泽东当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遵照他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人大副委员长长达21人的名单上没有他的份儿。王洪文知道，这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算是正式告吹，他从北京的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化了。
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邓小平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被毛泽东盛赞“人才难得”。然而，在纠正“文革”错误问题上，邓小平却是泰山压顶不弯腰，再次被打倒……
1973年中共十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已是八十高龄。这时，他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也更加急迫。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毛泽东再次选择了邓小平。
“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流放江西。“九一三事件”后，震惊之余，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他在信中明确表达出对粉碎阴谋的喜悦心情，对主席“保护”的感激，最后也反映了自己想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的愿望。
看了邓小平从江西转来的信，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批示，“再说一遍”，“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这无疑是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他准备起用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了！
1973年4月12日晚上，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令各国驻华使节和驻华记者感到异常惊讶的是，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一楼宴会厅里。顿时，他“喧宾夺主”地成为整个宴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驻华记者马拉奇，在他所著《邓小平》一书中，对于邓小平的这次露面，写了相当有意思的内容——
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
第二天，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作为世界各大新闻媒介竞相报道的重大新闻，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从此，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和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1974年底，毛泽东更是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该评语很快传遍全国。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一任命，标志着毛泽东把400万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交给了邓小平。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这时起，邓小平实际上已经取代了王洪文的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
邓小平的大胆、魄力以及全面整顿工作的卓有成效，获得广泛欢迎和支持。但在中央内部，一开始就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全面整顿，肯定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诸多错误政策，进而逐渐发展成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就不能不和毛泽东不容他人彻底否定的意思相冲突。可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也是一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的人。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距离越来越远，毛泽东终于再次放弃了自己选择的这位接班人。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1976年清明节之际，北京上百万人民群众掀起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邓小平被指为该事件的“总后台”）后，经政治局讨论，认为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说明他的问题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这场“革命”中，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在临终之际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其真实原因何在？然而，对毛泽东最“忠心”的华国锋却来去匆匆……
毛泽东最后选择的接班人是华国锋，这是毛泽东第六次选择接班人了。毛泽东为何会将选择“接班人”的视线从邓小平转向华国锋？这一考虑由来已久。
“亲密战友”林彪叛国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他分别从上海和长沙调来王洪文和华国锋，另外，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到北京的李德生。
毛泽东最初的考虑是，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分别当党、政、军的接班人。此外，他又考虑起用邓小平。一时间，分别来自上海、江西、辽宁、湖南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了中国政治舞台新布局。
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唯毛泽东马首是瞻。而这，却令他意外地“脱颖而出”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由谁来继任？毛泽东权衡再三，最后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
1月21日、28日，毛泽东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2月3日发出中共中央1976年1号文件，华国锋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国务院代总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指示，作出决议：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为了巩固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又采取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举措，即在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上增写一条“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由中共中央正式形成决议，立即公开发表。
4月30日晚上，毛泽东会见完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他用颤抖的手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在白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百年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惜的是，华国锋并未像全国人民对他期望的那样，成为新时期的开拓者。相反，他把自己深深地圈在巨人的影子里，借助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注定了他只能扮演这个特定历史转型时期中的过渡人物。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但仍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编撰：紫镯
【链接】
四千人大讨论：如何评议毛泽东功过？
从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全过程来看，他很早就开始重视选拔、培养、锻炼和造就接班人问题。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并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更换接班人是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采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更换接班人、挑选接班人、确定接班人，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干部会，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成为这次会议的热点。虽然大多与会者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李颉伯（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
张爱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
慕纯农（时任铁道部党组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
此后，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曾令毛泽东“既爱又怨”的邓小平一连九次讲话，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不可否认，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过程中殚精竭虑，费尽了心血。他从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共领导核心中能够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人选反复思索，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停顿——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进行诸如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尽管他在选择过程中有过失误，但他最终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保证了中国政权的平稳过渡，这一功绩永远不容抹杀。
1935年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他曾经苦心孤诣、反复思考，多次选择接班人。
“人老了，总爱想后事。”晚年毛泽东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刘少奇曾是毛泽东最初选定的接班人，但二人关系急剧降温始于何时？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邓小平两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被毛泽东评价为“人才难得”，然而却为何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几起几落？凭借“现代登龙术”，林彪一跃成为写进党章的“法定接班人”，却按捺不住“取而代之”的野心，最终魂丧大漠……靠“打、砸、抢”起家的王洪文因何获得毛泽东的垂青并获得“殿试”良机？……最后，毛泽东毅然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但对毛泽东最“忠心”的华国锋却来去匆匆，成为“一个过渡人物”，其根本原因何在？
最初选定刘少奇作自己接班人的是毛泽东，后来要决绝地搞掉刘少奇的也是毛泽东，其中隐情何在？
毛泽东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跃而为中央第二号人物。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自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后，刘少奇一直尽力辅佐着毛泽东。毛泽东虽已退居二线，但刘少奇仍然十分尊重这位伟大的领袖。可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在对待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两人的观点慢慢地不一致了。
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70年访问中国，与毛泽东长谈之后，写了一本《漫长的革命》的书。书中说：“1962年以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
在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期间，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尽快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于1962年1月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此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希望在经济领域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简称“三面红旗”）。可三年困难时期，严重暴露出弊端。此次大会就是为了比较彻底地纠正错误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对自己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表示“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对“三面红旗”，刘少奇开始是赞成的。然而，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使他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有了改变：“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錯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讲。……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然而，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天灾。因此，他对刘少奇的讲话十分不满，出人意料地转变了原本自我批评的调子，大谈起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也出人意料地极力赞赏林彪一次与会议气氛明显不搭调的讲话。
在那次讲话中，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别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于是，在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出现了重大分歧。而正是这一分歧，使得两个并肩战斗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分手了。
1970年12月，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摘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发表，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这清楚地告诉世人：两位历史巨人的分歧是在“四清”运动中完全公开化的——
那是在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逐步在中国农村推开。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奇怪的是，毛泽东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下放指导“四清”运动，效果并不明显，而刘少奇一指示却有许多人“跟着动”，毛泽东对此是很有想法的。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就曾气冲冲地指着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刘少奇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搞不来。”
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
毛泽东的话说得很重，也很难听，既将了刘少奇，又敲了邓小平，可见毛泽东与刘、邓已有了较深的隔阂。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秦始皇”刘少奇倒台，邓小平“连坐”，却为何一直“打”而未“倒”？
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5年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近二十年间，邓小平曾两次被毛泽东定为候选接班人。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是毛泽东第一次把邓小平选为接班人的时期。
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修改党章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进入中共最高领导核心，成为毛泽东心目中的第二个接班人。
其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
1966年6月初，为了控制局面，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但紧接着，毛泽东却表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工作组问题成了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状”。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邓小平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他并不排斥邓小平。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转达了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被剥夺了人身自由。19日，邓小平家被抄，邓小平“正式”被打倒——他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全国范围批判，从党的总书记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被监禁了起来。
但在毛泽东的有意保护下，不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何鼓噪，邓小平虽被整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但总是“打”而不“倒”。
建国后长期养病的林彪如何“一飞冲天”，将自己的地位写进党章？看了林彪“第一号令”，毛泽东为何连信封都要烧掉？
毛泽东第三次选择的接班人是林彪。
建国后，林彪长期养病，却凭着1959年庐山会议“一飞冲天”，再次从沉寂中走出。与刘少奇被“摘掉”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林彪被毛泽东所“瞩目”。
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为副主席。
九大通过的党章，破天荒地专门写上：“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林彪作为军事家，其才能不用怀疑，政治上却一直被毛泽东视作“娃娃”。这次他为何能如愿以偿呢？原因无他，林彪从幕后走向前台一开始，便大肆鼓吹“个人崇拜”，开始了名曰树别人、实际上树自己的现代造神运动。
毛泽东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更引起了心中某种深深的不安。汪东兴（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或许能多少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对待林彪的态度——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夏，苏联在新疆挑起边界冲突中没占到大便宜，竟然公开叫嚷着要对中国的核基地实施核打击。近半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苏联扔原子弹的威胁只是一场恐吓行动。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使他陷入深思的是周恩来提出的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显然，由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来当国家主席，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的。他总感到，在林彪狂热的个人崇拜语言后，隐藏着一些难以琢磨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在林彪地位如日中天的时候，有过几次不同凡响的表示——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对汪东兴明确地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5月19日，毛泽东亲自约见林彪，明确传递了他所忧虑的信息：“国家主席还是不设为好。一人任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会被累垮，两个主席会打架。这方面我有体会。你还是当好党的副主席，抓好军队。”（见薛庆超发表在《今古传奇》上的《毛泽东六选接班人》一文）
从1970年春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自己，为反党夺权制造舆论。毛泽东的态度不容置疑，林彪也不退让。于是，此后演出了那场人所共知的决定林彪政治生命的庐山风云。毛泽东认为，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不久，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支持召开以“批陈（伯达）整风”为主题的华北会议。会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锋芒所向，直指林彪集团。
尽管表面上毛泽东不点林彪的名，千方百计稳住他，但在林彪看来，“批陈”整风，实际上是“批林”整风。毛泽东一定会层层剥笋，步步推进，总有一天会轮到他，并把他批臭批倒的。那时自己的结局不会比他过去打倒的人好到哪里去。
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反革命武裝政变手令，决定在上海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于9月13日驾机出逃，逃跑途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靠“打、砸、抢”起家的王洪文因何得到毛泽东的“殿试”？令毛泽东无比失望的是，“坐直升机”上来的王洪文只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本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王洪文只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名保卫科干事，两人是根本无缘相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提供的“历史舞台”，使得毛泽东于1968年国庆节召见了时任上海工人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团领队的王洪文——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真正“殿试”。此后，毛泽东曾多次在谈到王洪文时，说他“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干过，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时间。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却不敢多问。
9月7日上午，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被安排住进钓鱼台九号楼。毛泽东多次对他进行开导，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经再三考虑，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作为他的第四个接班人——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然而，继错选林彪之后，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实践证明，王洪文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不得已之下，毛泽东只好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5年1月13日，“难产”的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帷幕。毛泽东当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遵照他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人大副委员长长达21人的名单上没有他的份儿。王洪文知道，这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算是正式告吹，他从北京的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化了。
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邓小平再次进入毛泽东的视野，被毛泽东盛赞“人才难得”。然而，在纠正“文革”错误问题上，邓小平却是泰山压顶不弯腰，再次被打倒……
1973年中共十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已是八十高龄。这时，他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也更加急迫。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毛泽东再次选择了邓小平。
“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流放江西。“九一三事件”后，震惊之余，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他在信中明确表达出对粉碎阴谋的喜悦心情，对主席“保护”的感激，最后也反映了自己想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的愿望。
看了邓小平从江西转来的信，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批示，“再说一遍”，“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这无疑是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他准备起用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了！
1973年4月12日晚上，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令各国驻华使节和驻华记者感到异常惊讶的是，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一楼宴会厅里。顿时，他“喧宾夺主”地成为整个宴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驻华记者马拉奇，在他所著《邓小平》一书中，对于邓小平的这次露面，写了相当有意思的内容——
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
第二天，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作为世界各大新闻媒介竞相报道的重大新闻，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从此，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和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1974年底，毛泽东更是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该评语很快传遍全国。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一任命，标志着毛泽东把400万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交给了邓小平。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这时起，邓小平实际上已经取代了王洪文的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
邓小平的大胆、魄力以及全面整顿工作的卓有成效，获得广泛欢迎和支持。但在中央内部，一开始就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全面整顿，肯定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诸多错误政策，进而逐渐发展成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就不能不和毛泽东不容他人彻底否定的意思相冲突。可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也是一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的人。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距离越来越远，毛泽东终于再次放弃了自己选择的这位接班人。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1976年清明节之际，北京上百万人民群众掀起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邓小平被指为该事件的“总后台”）后，经政治局讨论，认为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说明他的问题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这场“革命”中，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在临终之际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其真实原因何在？然而，对毛泽东最“忠心”的华国锋却来去匆匆……
毛泽东最后选择的接班人是华国锋，这是毛泽东第六次选择接班人了。毛泽东为何会将选择“接班人”的视线从邓小平转向华国锋？这一考虑由来已久。
“亲密战友”林彪叛国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他分别从上海和长沙调来王洪文和华国锋，另外，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到北京的李德生。
毛泽东最初的考虑是，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分别当党、政、军的接班人。此外，他又考虑起用邓小平。一时间，分别来自上海、江西、辽宁、湖南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了中国政治舞台新布局。
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唯毛泽东马首是瞻。而这，却令他意外地“脱颖而出”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由谁来继任？毛泽东权衡再三，最后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
1月21日、28日，毛泽东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2月3日发出中共中央1976年1号文件，华国锋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国务院代总理。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指示，作出决议：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为了巩固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又采取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举措，即在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上增写一条“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由中共中央正式形成决议，立即公开发表。
4月30日晚上，毛泽东会见完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他用颤抖的手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在白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百年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惜的是，华国锋并未像全国人民对他期望的那样，成为新时期的开拓者。相反，他把自己深深地圈在巨人的影子里，借助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注定了他只能扮演这个特定历史转型时期中的过渡人物。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但仍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编撰：紫镯
【链接】
四千人大讨论：如何评议毛泽东功过？
从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全过程来看，他很早就开始重视选拔、培养、锻炼和造就接班人问题。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并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更换接班人是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采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更换接班人、挑选接班人、确定接班人，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干部会，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成为这次会议的热点。虽然大多与会者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李颉伯（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
张爱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
慕纯农（时任铁道部党组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
此后，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曾令毛泽东“既爱又怨”的邓小平一连九次讲话，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不可否认，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的过程中殚精竭虑，费尽了心血。他从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共领导核心中能够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人选反复思索，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停顿——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进行诸如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尽管他在选择过程中有过失误，但他最终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保证了中国政权的平稳过渡，这一功绩永远不容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