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洗礼之后，又来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要时期，以央企新型董事会建设为标志，国企改革进入了攻坚之役。
　　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体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到利改税后的厂长(经理)全面负责制，再到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每一种机制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核心问题都没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那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问题。中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混为一谈、或者完全分离的“内部人控制”的迷雾之中。
　　其实，公司治理不仅是中国国企的一大难题，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无数风波。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无论经济发达的美国也好、英国也罢，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恶化所导致的不良结果，致使经营者“代理成本”的逐日增高，严重地吞噬着企业所有者的最大化利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从70年代中期起，美国拉开了有关公司治理问题的讨论帷幕，英国也因“治理之乱”相继出台了不少有关公司治理的实施规则。公司治理成为全球性的热论话题。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董事会，董事会的完善与否直接反映公司治理的完善程度。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行进路线，是在“寻寻觅觅”中探索一种既让国企轻装前进、自我发展、又让出资人便于管理且有所收益的运行模式。改革开放一开始我国便把重点放到国企的放权让利上，继而又在实践的总结中提出国企改革的途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强化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关键是建立和完善企业董事会。应该说，对董事会从认知到实践，尽管历经曲曲折折，但最终确为国企在体制改革上找到了破题之解。
　　不过，董事会走进中国国企毕竟时间太短、缺乏经验、有失规范，一度成为企业“橡皮图章”。董事会的独立性差与决策效率低成为“弱董事会”的主要根源。企业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呼唤建立新型董事会。
　　建立新型董事会，就是要让董事会真正走向前台，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分清责任主体的基础上发挥董事会的独立作用。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强调，国企改革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要建立董事会制度，使国资委真正行使“出资人”角色；而将企业的具体工作交给董事会，国资委将授权由董事会对企业的管理人员和经营负责。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同时表示，下一步国资委计划建立四项重要制度规范与董事会的关系：一是建立国资委对董事会、董事的评价制度；二是建立国资委听取董事会报告工作制度；三是建立国资委对试点企业的专人跟踪分析制度；四是建立国资委主动与董事会、董事沟通制度。
　　建立新型董事会，眼下重要之举是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制度。应该说，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对19户中央企业实行董事会试点，其中重要举措就是建立了外部董事制度，这与过去董事会有着截然的不同点，也是试点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它避免了董事与经理人员的高度重合，真正使决策权与执行权分权制衡，保证了董事会能在独立于经理层面上作出判断与决策。
　　国企改革的难题既破，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构建优质董事会、完善科学的董事会流程与工作方法、形成董事会成员之间有效互动和对企业经营管理形势的“冷眼看世界”?我们期待新型董事会的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