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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作家排座次，其实是个很无聊的事，因为文学这东西，首先不能强求审美标准和尺度统一，其次也不是靠投票、靠领导就可以决定。说到底，在基本审美能力具备的情况下，文学作为一种被欣赏的对象，完全可以由个人的好恶决定。或者说，哪怕是再有名的评论家所认为最好的作家作品，只要是读者不喜欢，完全可以扔一边。强迫人喜欢，是一种恶劣的霸道的病态强迫症，这话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这样说。
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为什么还滥俗地让鲁迅排名第一呢？這实在是不得已的一种解说手段，不必较真。
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作家，不读书肯定是不行的；一个人的家里没有几千本藏书，是不好意思自称读书人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作家的家里拥有足够的藏书，（咱排除那种只藏书不看书的极端情况）那他可能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条件。这话肯定不周全，也谈不上科学严谨，但意思就是寻找一个基本参照系，但不去论证这个参照系具体有多少含金量。
那么，鲁迅有多少藏书呢？鲁迅都看过哪些书呢？资料显示，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有一万四千多册，其中涉及文学、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除中文外，藏书中还有日文164种，德文和英文151种，俄文86种。
就从这一点来说，当下中国大陆的作家，应该没几人能够与鲁迅媲美。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文学中的那些经典之作，读起来远远没有鲁迅的著作更有味道、更有深度的重要原因。
从鲁迅的藏书之丰富，可以看出他之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
例如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和用古奥的文言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那里面的古文学术含量，连蔡元培、郭沫若、胡适、郑振铎等都赞叹不已。蔡元培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鲁迅翻译的《或外小说集》“只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鲁迅“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郑振铎也讲过，他收到鲁迅寄赠的半部明代版本的《西湖二集》，“为之狂喜”不已。因为他知道这个版本非常珍贵，极难见到。
还是单说文学创作吧。比如，鲁迅的《呐喊》小说集中多篇关于乡村人物的形态，其手法就取自古小说和杂记；《故事新编》中，就有明显的六朝味道；众多反传统的杂文，无论思想立意还是表达方式，都深受阮籍、嵇康的影响。这是学者们公认的。
具体到文本上，《狂人日记》中所写的“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就确有出处。查《本草纲目》可知，那里面曾提到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以人肉医治痨病的记载。至于“人部”中记载的除人肉外，人胆、胎衣、人尿、人粪、耳屎和女人的经血，皆可入药治病呢！同时，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提到张献忠在四川疯狂杀人，并交代这些史料取自《蜀碧》，而且他那时就注意到游民对社会的破坏力量，是很可怕的，所以在《阿Q正传》和多篇杂文中对庸众给予批判。现在已经有学者考证，鲁迅《小杂感》中的句子：“革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与《淮南鸿烈集解》中的句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极其神似。
对于一个现代中国作家来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那他的作品肯定难立得住脚，而于世界读者来说，又因缺少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样难于被接受。但是，单单具有本国的传统文化，而没有世界的眼光和情怀，那结果也是孤芳自赏、自以为美。已故文化老人周有光曾建言说：“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说的也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
阅读鲁迅的作品可知，鲁迅真的可以算是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充分世界化的代表。
有学者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77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翻阅李新宇教授和周海婴主编的33卷《鲁迅大全集》，可以发现，鲁迅翻译的文字远远超过他创作的文字。孙郁教授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不无道理。还不仅如此，鲁迅在各种场合和著作中提及的俄国作家和美术家近百名、德国作家和艺术家三十多名、日本作家二十多名、英国和法国作家十八名，此外还有其他欧美、亚洲国家作家若干名。可见，他对外国文学了解的程度非常之深。
鲁迅正是因为大量涉猎和翻译外国作品，所以才不断更新知识，开拓眼界，最终不但学会了反思中国的文化传统，还确立了别人难以企及的世界眼光和普世情怀。
例如他在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时曾感叹：“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鲁迅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和角度，换位思考，尊重他国和他人，不以单一的大中华文明中心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秉持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理念，真是让人由衷地敬佩。环顾当下中国作家，甚至包括很多大学教授，有几个能理解、赶超鲁迅呢？
不妨来看鲁迅在创作中是如何受外国作家、作品影响的吧。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孙郁教授在大量阅读鲁迅藏书的基础上曾总结说：《小约翰》直接催生了《朝花夕拾》；《呐喊》《彷徨》中的很多意象有果戈理、安德莱夫、迦尔逊的影子；《女吊》在表现的韵致和精神的跨度上有比亚兹莱、珂勒惠支和麦绥莱勒等人的痕迹；《野草》中的“大欢喜”“醉心的大乐”“剑树”等语句以及空无、死灭、地狱等意象都与梵语和佛经有关。孙郁教授还在分析《女吊》深受外国文学滋养后说：“读解鲁迅这篇文章，能够感受到他的知识结构的多维性构造。如果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看其脉络，是不得其解的。”
不错，鲁迅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外国文学元素，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现方式，都如此，但鲁迅在这其中的取法与运用，不是那种大段的征引、刻意的描写、简单的模仿，而是内秀其中，点到为止，如流星闪过。具有相关知识修养的人，每每看到，就会有似曾相识之感，然后会心一笑，所谓文学的审美愉悦也就在这瞬间实现了。同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说：“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实在是精妙的评价。 具体的文本分析呢，在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举例了。接下来，再从文学表达形式上来说明鲁迅的“魔高一丈”吧。
先以《狂人日记》为例吧。如果认真读过小说，一定会注意到小说正文之前的那一小段文言文吧。从艺术特点或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小段文字看似多余实则非常重要，因为结合它再来看小说，就可以知道，作者鲁迅、小说叙事者“我”以及狂人这个主人公三者之间内在的矛盾冲突关系，也即鲁迅认为生病时的狂人没有病，而敘事者“我”却认为狂人那时病得不轻；鲁迅对狂人“病愈”后去某地做候补官员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叙事者“我”则认为狂人真的病愈了。就这一手法的运用，至少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中，是极难见到的，在此后的文学中，也很少有作家超越并再度创新的。很多人在阅读小说时忽略了这段文言文，那当然也就体会不到《狂人日记》写作手法的高明了。
正因为鲁迅叙事手法巧妙、高明，导致他的很多小说，都被误读。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孔乙己》就最具有代表性。
《孔乙己》被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鲁迅写作中故意设置的叙述圈套导致的。因为，单从小说的名字上，就会给人感觉，小说的主人公是孔乙己。再看小说，写孔乙己的篇幅又占去大半。如果顺着这一思路，自然就会跑到教科书中的什么“封建社会黑暗”等连概念本身都有问题的老路上去了。
那么鲁迅在《孔乙己》中着力要写什么呢？如果直接说是写“小伙计”，一般人的小心脏能承受不？是的，《孔乙己》写的就是“小伙计”在二十多年后，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那段不受待见、百无聊赖的打工生活，而孔乙己不过是“小伙计”回忆中的一个佐料，一个让他在无聊的打工中还能有点欢乐的插曲。鲁迅在这里，稍微玩了一个叙事花样，就骗了那么多那么多人，而且骗得一愣一愣的。
鲁迅这么高超的叙事手腕，单靠传统中国文学能行吗？不放眼世界文学，吸收各民族、地区的优秀文明能行吗？
忽然想起，1925年鲁迅制造的“青年必读书”事件，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撰写文章批评鲁迅读不懂中国古书；20世纪90年代所谓国学大兴之时，一帮勇气可嘉的青年作家、学者，说要搬开鲁迅这个老石头。哎……真是无知无畏呀！借用阿Q的一句话说就是：你也配？！
又想起，当年很多左翼人士称赞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仿佛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高尔基在俄苏文学中能占到什么位置，今天已经不用多说。所以，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实在不是什么高尚的荣誉，反而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鲁迅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人，要多读书，读各种书，然后杂取百家，融会贯通，方能达到至高的境界。最后补充一句，鲁迅成就了白话文学开山之人与文学成就最高之人于一体的神话。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收获了鲁迅，但也是不幸的，因为鲁迅之后，尚无人能超越这个高峰。这也就是本文为何非要让鲁迅坐上现代文学第一把交椅的原因。
既是中国人，鲁迅为什么主张“不读中国书”
在鲁迅一生数不清的笔墨官司中，“不读中国书”这一笔仗，值得好好说说。因为它不但在当年引起轰动，而且副作用一直延续到现在。
1.不走寻常路
“不读中国书”事件的起因是，《京报》副刊的编辑，也是鲁迅的好朋友孙伏园，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刊发了一个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文化界名人纷纷参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都煞有介事地开列了自己的书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论语》《孟子》《昭明文选》之类的传统文化书籍。
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于是就在征集“青年必读书”的表格中作了别出心裁的答复：“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这还不算，接下来，鲁迅在“附注”中写下这样的一些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2.捅了马蜂窝
这样“不正经”的答复一发表，如同捅了马蜂窝，各种批判纷至沓来。
柯柏森在《偏见的经验》一文说：假使中国书都是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尚有著作遗传到现在呢？他接着质问：鲁迅所谓“人生”，究竟是“欧化”的人生，还是“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难道想做点什么事吗？
熊以谦在文章中首先批评鲁迅太浅薄，读不懂中国书，糟蹋了中国书。接着大发议论说：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的书，要读中国书，结果五胡人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满文，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话只能说外国的话，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他还奉劝鲁迅：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
还有一个郝广盛，他撰文直言鲁迅“做事就混蛋”，并“劝”鲁迅“连家眷都在内”，都搬家到国外去。
了解思想文化界的人都知道，这些激愤的语言和观点，一直很有市场，20世纪90年代，诗人郑敏教授，也就是名诗《金黄的稻束》的那个作者，还不无忧虑地撰文说：“历史证明所有的武力征服如不能继以文化、语言的征服，入侵者的政权是难巩固的，由此可见，语言文化是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真正源泉。……由于我们自‘五四’至今，没有清除语言现代化必须走西方拼音化道路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至今仍未从理论上摆脱追求拉丁化的阴影。”这种狭隘的民族仇恨观和侵略论，在现时的中国仍然很有市场，而且随着中国GDP的高速增长愈发严重起来。 3.绝地反击
面对这些批判，总的感觉是，鲁迅的观点即使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如此上纲上线，也有点太危言耸听了，危言耸听也就罢了，还破绽百出。
思想敏锐的鲁迅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提笔回敬柯博森道：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废话。但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亡国时，清朝割台湾、旅顺时，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并非“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
这个柯柏森也真是的，说读书与卖国有关系已经很离谱了，干嘛还说留学生都是卖国贼呀？有什么证据吗？做过数学统计吗？这话放在留学热的今天，得挨多少板砖呀！
在回敬熊以谦时，熟悉传统文化典籍的鲁迅，首先反驳了“说书不好就是读不懂书”的观点，接着小露了一下才学，纠正《抱朴子》这书的“外篇”，并非如熊以谦所说是论神仙方药的。
读到这时，就替熊以谦惋惜。你说你批驳人家，也好好做做功课呀！你不知道鲁迅读古书多吗？干嘛说人家浅薄呢，结果让人家抓住把柄，直接点出硬伤，反证了你的浅薄。
鲁迅接着回敬说：“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他还举例说：“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没有被两国瓜分；比利时用法文，也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
哎，这个熊以谦呀！也算是个读书人了，干嘛在讨论问题时抱着狭隘民族观呢，立场先行不说，还缺少逻辑常识和世界眼光。面对鲁迅这些掷地有声的作答，说真的，熊以谦也就只能闭门思过、发奋读书了。
纵观这场争论，简单总结说：那些攻击魯迅的人，实在是太弱不禁风，太自不量力，而鲁迅也实在是应对自如。这让人想起作家郁达夫和陈村说过的两段话。郁达夫说：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陈村说：最喜欢看鲁迅骂人的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
4.一番良苦用心
今天回看这场争论，抛开双方观点和是非不说，但就事件的起因就值得一论。为什么一个本来是探讨读书的严肃话题，鲁迅却非要不走寻常路地挑起事端呢？
深入研究鲁迅可知，正是因为他看到那些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新文化人，也不自觉地同梁启超一样开列了《老子》《庄子》《四书》等传统典籍，留学英美的胡适更是认认真真地分列工具书、思想史、文学史、明清小说等近百部传统经典，徐志摩尽管在书单中列了8部外国书，但开首也依然落俗套地列出《庄子》《史记》。能想象，鲁迅当时一定非常失望，也很气闷，正所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沉默不是战士的气质，于是，斗志昂扬的鲁迅，就跟那些开列古书单的新文化人，认真地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以示自己在反对文化传统上立场坚定。同时，郑重提醒胡适、徐志摩等整天提倡新文化的人：你们不是一直在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吗？在新文化尚未站稳脚跟之时，你们这样公开大肆地开列古书单，难道不是缺乏警醒和自觉意识地开历史倒车吗？
再有一点是，鲁迅所说的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针对的是“青年”这个特定群体，因为青年涉世不深，又处于求知阶段，一上来就大肆阅读传统的书，很容易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不觉间中了其中的毒还不自知，正像当年那些自以为是的熊以谦、柯柏森等批评者一样。鲁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年人，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是必然的，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缺少对世界的了解，所以应该多读些外国书，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获取另外的思想资源。
明了这一点，大概也就知道鲁迅的良苦用心了。当然了，至于鲁迅说话不周全，观点略偏颇，态度也不是很严肃，那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鲁迅就是那风格，一贯如此，否则鲁迅也就不是鲁迅了。
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为什么还滥俗地让鲁迅排名第一呢？這实在是不得已的一种解说手段，不必较真。
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作家，不读书肯定是不行的；一个人的家里没有几千本藏书，是不好意思自称读书人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作家的家里拥有足够的藏书，（咱排除那种只藏书不看书的极端情况）那他可能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条件。这话肯定不周全，也谈不上科学严谨，但意思就是寻找一个基本参照系，但不去论证这个参照系具体有多少含金量。
那么，鲁迅有多少藏书呢？鲁迅都看过哪些书呢？资料显示，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有一万四千多册，其中涉及文学、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除中文外，藏书中还有日文164种，德文和英文151种，俄文86种。
就从这一点来说，当下中国大陆的作家，应该没几人能够与鲁迅媲美。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文学中的那些经典之作，读起来远远没有鲁迅的著作更有味道、更有深度的重要原因。
从鲁迅的藏书之丰富，可以看出他之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
例如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和用古奥的文言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那里面的古文学术含量，连蔡元培、郭沫若、胡适、郑振铎等都赞叹不已。蔡元培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鲁迅翻译的《或外小说集》“只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鲁迅“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郑振铎也讲过，他收到鲁迅寄赠的半部明代版本的《西湖二集》，“为之狂喜”不已。因为他知道这个版本非常珍贵，极难见到。
还是单说文学创作吧。比如，鲁迅的《呐喊》小说集中多篇关于乡村人物的形态，其手法就取自古小说和杂记；《故事新编》中，就有明显的六朝味道；众多反传统的杂文，无论思想立意还是表达方式，都深受阮籍、嵇康的影响。这是学者们公认的。
具体到文本上，《狂人日记》中所写的“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就确有出处。查《本草纲目》可知，那里面曾提到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以人肉医治痨病的记载。至于“人部”中记载的除人肉外，人胆、胎衣、人尿、人粪、耳屎和女人的经血，皆可入药治病呢！同时，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提到张献忠在四川疯狂杀人，并交代这些史料取自《蜀碧》，而且他那时就注意到游民对社会的破坏力量，是很可怕的，所以在《阿Q正传》和多篇杂文中对庸众给予批判。现在已经有学者考证，鲁迅《小杂感》中的句子：“革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与《淮南鸿烈集解》中的句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极其神似。
对于一个现代中国作家来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那他的作品肯定难立得住脚，而于世界读者来说，又因缺少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样难于被接受。但是，单单具有本国的传统文化，而没有世界的眼光和情怀，那结果也是孤芳自赏、自以为美。已故文化老人周有光曾建言说：“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说的也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
阅读鲁迅的作品可知，鲁迅真的可以算是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充分世界化的代表。
有学者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77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翻阅李新宇教授和周海婴主编的33卷《鲁迅大全集》，可以发现，鲁迅翻译的文字远远超过他创作的文字。孙郁教授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不无道理。还不仅如此，鲁迅在各种场合和著作中提及的俄国作家和美术家近百名、德国作家和艺术家三十多名、日本作家二十多名、英国和法国作家十八名，此外还有其他欧美、亚洲国家作家若干名。可见，他对外国文学了解的程度非常之深。
鲁迅正是因为大量涉猎和翻译外国作品，所以才不断更新知识，开拓眼界，最终不但学会了反思中国的文化传统，还确立了别人难以企及的世界眼光和普世情怀。
例如他在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时曾感叹：“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鲁迅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和角度，换位思考，尊重他国和他人，不以单一的大中华文明中心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秉持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理念，真是让人由衷地敬佩。环顾当下中国作家，甚至包括很多大学教授，有几个能理解、赶超鲁迅呢？
不妨来看鲁迅在创作中是如何受外国作家、作品影响的吧。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孙郁教授在大量阅读鲁迅藏书的基础上曾总结说：《小约翰》直接催生了《朝花夕拾》；《呐喊》《彷徨》中的很多意象有果戈理、安德莱夫、迦尔逊的影子；《女吊》在表现的韵致和精神的跨度上有比亚兹莱、珂勒惠支和麦绥莱勒等人的痕迹；《野草》中的“大欢喜”“醉心的大乐”“剑树”等语句以及空无、死灭、地狱等意象都与梵语和佛经有关。孙郁教授还在分析《女吊》深受外国文学滋养后说：“读解鲁迅这篇文章，能够感受到他的知识结构的多维性构造。如果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看其脉络，是不得其解的。”
不错，鲁迅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外国文学元素，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现方式，都如此，但鲁迅在这其中的取法与运用，不是那种大段的征引、刻意的描写、简单的模仿，而是内秀其中，点到为止，如流星闪过。具有相关知识修养的人，每每看到，就会有似曾相识之感，然后会心一笑，所谓文学的审美愉悦也就在这瞬间实现了。同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说：“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实在是精妙的评价。 具体的文本分析呢，在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举例了。接下来，再从文学表达形式上来说明鲁迅的“魔高一丈”吧。
先以《狂人日记》为例吧。如果认真读过小说，一定会注意到小说正文之前的那一小段文言文吧。从艺术特点或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小段文字看似多余实则非常重要，因为结合它再来看小说，就可以知道，作者鲁迅、小说叙事者“我”以及狂人这个主人公三者之间内在的矛盾冲突关系，也即鲁迅认为生病时的狂人没有病，而敘事者“我”却认为狂人那时病得不轻；鲁迅对狂人“病愈”后去某地做候补官员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叙事者“我”则认为狂人真的病愈了。就这一手法的运用，至少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中，是极难见到的，在此后的文学中，也很少有作家超越并再度创新的。很多人在阅读小说时忽略了这段文言文，那当然也就体会不到《狂人日记》写作手法的高明了。
正因为鲁迅叙事手法巧妙、高明，导致他的很多小说，都被误读。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孔乙己》就最具有代表性。
《孔乙己》被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鲁迅写作中故意设置的叙述圈套导致的。因为，单从小说的名字上，就会给人感觉，小说的主人公是孔乙己。再看小说，写孔乙己的篇幅又占去大半。如果顺着这一思路，自然就会跑到教科书中的什么“封建社会黑暗”等连概念本身都有问题的老路上去了。
那么鲁迅在《孔乙己》中着力要写什么呢？如果直接说是写“小伙计”，一般人的小心脏能承受不？是的，《孔乙己》写的就是“小伙计”在二十多年后，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那段不受待见、百无聊赖的打工生活，而孔乙己不过是“小伙计”回忆中的一个佐料，一个让他在无聊的打工中还能有点欢乐的插曲。鲁迅在这里，稍微玩了一个叙事花样，就骗了那么多那么多人，而且骗得一愣一愣的。
鲁迅这么高超的叙事手腕，单靠传统中国文学能行吗？不放眼世界文学，吸收各民族、地区的优秀文明能行吗？
忽然想起，1925年鲁迅制造的“青年必读书”事件，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撰写文章批评鲁迅读不懂中国古书；20世纪90年代所谓国学大兴之时，一帮勇气可嘉的青年作家、学者，说要搬开鲁迅这个老石头。哎……真是无知无畏呀！借用阿Q的一句话说就是：你也配？！
又想起，当年很多左翼人士称赞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仿佛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高尔基在俄苏文学中能占到什么位置，今天已经不用多说。所以，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实在不是什么高尚的荣誉，反而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鲁迅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人，要多读书，读各种书，然后杂取百家，融会贯通，方能达到至高的境界。最后补充一句，鲁迅成就了白话文学开山之人与文学成就最高之人于一体的神话。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收获了鲁迅，但也是不幸的，因为鲁迅之后，尚无人能超越这个高峰。这也就是本文为何非要让鲁迅坐上现代文学第一把交椅的原因。
既是中国人，鲁迅为什么主张“不读中国书”
在鲁迅一生数不清的笔墨官司中，“不读中国书”这一笔仗，值得好好说说。因为它不但在当年引起轰动，而且副作用一直延续到现在。
1.不走寻常路
“不读中国书”事件的起因是，《京报》副刊的编辑，也是鲁迅的好朋友孙伏园，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刊发了一个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文化界名人纷纷参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都煞有介事地开列了自己的书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论语》《孟子》《昭明文选》之类的传统文化书籍。
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于是就在征集“青年必读书”的表格中作了别出心裁的答复：“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这还不算，接下来，鲁迅在“附注”中写下这样的一些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2.捅了马蜂窝
这样“不正经”的答复一发表，如同捅了马蜂窝，各种批判纷至沓来。
柯柏森在《偏见的经验》一文说：假使中国书都是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尚有著作遗传到现在呢？他接着质问：鲁迅所谓“人生”，究竟是“欧化”的人生，还是“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难道想做点什么事吗？
熊以谦在文章中首先批评鲁迅太浅薄，读不懂中国书，糟蹋了中国书。接着大发议论说：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的书，要读中国书，结果五胡人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满文，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话只能说外国的话，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他还奉劝鲁迅：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
还有一个郝广盛，他撰文直言鲁迅“做事就混蛋”，并“劝”鲁迅“连家眷都在内”，都搬家到国外去。
了解思想文化界的人都知道，这些激愤的语言和观点，一直很有市场，20世纪90年代，诗人郑敏教授，也就是名诗《金黄的稻束》的那个作者，还不无忧虑地撰文说：“历史证明所有的武力征服如不能继以文化、语言的征服，入侵者的政权是难巩固的，由此可见，语言文化是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真正源泉。……由于我们自‘五四’至今，没有清除语言现代化必须走西方拼音化道路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至今仍未从理论上摆脱追求拉丁化的阴影。”这种狭隘的民族仇恨观和侵略论，在现时的中国仍然很有市场，而且随着中国GDP的高速增长愈发严重起来。 3.绝地反击
面对这些批判，总的感觉是，鲁迅的观点即使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如此上纲上线，也有点太危言耸听了，危言耸听也就罢了，还破绽百出。
思想敏锐的鲁迅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提笔回敬柯博森道：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废话。但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亡国时，清朝割台湾、旅顺时，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并非“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
这个柯柏森也真是的，说读书与卖国有关系已经很离谱了，干嘛还说留学生都是卖国贼呀？有什么证据吗？做过数学统计吗？这话放在留学热的今天，得挨多少板砖呀！
在回敬熊以谦时，熟悉传统文化典籍的鲁迅，首先反驳了“说书不好就是读不懂书”的观点，接着小露了一下才学，纠正《抱朴子》这书的“外篇”，并非如熊以谦所说是论神仙方药的。
读到这时，就替熊以谦惋惜。你说你批驳人家，也好好做做功课呀！你不知道鲁迅读古书多吗？干嘛说人家浅薄呢，结果让人家抓住把柄，直接点出硬伤，反证了你的浅薄。
鲁迅接着回敬说：“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他还举例说：“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没有被两国瓜分；比利时用法文，也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
哎，这个熊以谦呀！也算是个读书人了，干嘛在讨论问题时抱着狭隘民族观呢，立场先行不说，还缺少逻辑常识和世界眼光。面对鲁迅这些掷地有声的作答，说真的，熊以谦也就只能闭门思过、发奋读书了。
纵观这场争论，简单总结说：那些攻击魯迅的人，实在是太弱不禁风，太自不量力，而鲁迅也实在是应对自如。这让人想起作家郁达夫和陈村说过的两段话。郁达夫说：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陈村说：最喜欢看鲁迅骂人的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
4.一番良苦用心
今天回看这场争论，抛开双方观点和是非不说，但就事件的起因就值得一论。为什么一个本来是探讨读书的严肃话题，鲁迅却非要不走寻常路地挑起事端呢？
深入研究鲁迅可知，正是因为他看到那些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新文化人，也不自觉地同梁启超一样开列了《老子》《庄子》《四书》等传统典籍，留学英美的胡适更是认认真真地分列工具书、思想史、文学史、明清小说等近百部传统经典，徐志摩尽管在书单中列了8部外国书，但开首也依然落俗套地列出《庄子》《史记》。能想象，鲁迅当时一定非常失望，也很气闷，正所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沉默不是战士的气质，于是，斗志昂扬的鲁迅，就跟那些开列古书单的新文化人，认真地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以示自己在反对文化传统上立场坚定。同时，郑重提醒胡适、徐志摩等整天提倡新文化的人：你们不是一直在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吗？在新文化尚未站稳脚跟之时，你们这样公开大肆地开列古书单，难道不是缺乏警醒和自觉意识地开历史倒车吗？
再有一点是，鲁迅所说的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针对的是“青年”这个特定群体，因为青年涉世不深，又处于求知阶段，一上来就大肆阅读传统的书，很容易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不觉间中了其中的毒还不自知，正像当年那些自以为是的熊以谦、柯柏森等批评者一样。鲁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青年人，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是必然的，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缺少对世界的了解，所以应该多读些外国书，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获取另外的思想资源。
明了这一点，大概也就知道鲁迅的良苦用心了。当然了，至于鲁迅说话不周全，观点略偏颇，态度也不是很严肃，那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鲁迅就是那风格，一贯如此，否则鲁迅也就不是鲁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