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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通过对中西方音乐在整体结构、美学特征、创作与传承方式等方面的对比，探索我国高师传统音乐发展与传承的问题，希望为我国高师传统音乐教育的发展献出绵薄之力。
中西音乐文化由于成长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氛围的不同，形成的特点和人文内涵也是差异极大的。20世纪西方音乐的传入，给原本形态单一的中国音乐注入了新的元素，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多元化发展。西方音乐在给中国音乐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给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西方音乐教学体制占据了中国音乐教育的“主流”地位。比较音乐学基于同一性质的事物，研究两者内部结构关系和本质，促进事物的发展。厘清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结构特点、美学思想的差异，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问题，探索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发展道路。
这里需要阐述清楚，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并不是为了通过分析和对比，得出任何一种音乐的“高级”和“先进”之说，各民族音乐并无优劣之分，存在即合理。立足于后现代多元文化时代，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开放、包容、尊重、理解的态度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
1.音乐语言结构对比
从音乐语言的结构形式看，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性体现在中国音乐语言是开放性的，而西方音乐语言是封闭性的。中国音乐语言受汉语语言结构的影响，节奏富有弹性，常用散板结构，乐句划分自由，可以根据演奏、演唱者的语气、目的或具体环境等灵活自由地处理乐曲，因此是“偏重心理，略于形式”的。
西方音乐语言是“形式严谨”的，音乐主题可以通过曲式结构清楚分析显示，全曲围绕主题动机发展，音乐主题句之间关系清楚，和声调性逻辑严密。表演者严格按照乐曲的句法结构和音乐作品的固定结构完成乐曲，呈现出西方音乐体系中器乐与声乐的纯化与标准化，以基本乐理为基础的和声进行与复调对位;以复刻性“书写”文本的五线谱为传承方式;具有统一规范评价标准的音乐表演等都是西方音乐精确与“封闭”的印证。
2.音乐时空结构对比
中国音乐是柔性时空结构，音乐中存在大量的散板、散节奏，音乐节奏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节拍自由而不规则，演出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是由演奏、演唱者的“心理量钟”决定。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柔性时间中，节奏节拍的长度不能用刚性量尺测量，如散板和其他特殊的节奏模式，是无法用音响形态的时间作为参照物去计算。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柔性空间中，音高、音色、力度等音乐要素不是精确无误的，往往可根据演奏、演唱者的不同表现而富有不同的韵味和意境。
西方音乐是刚性时空结构，采用科学定量分析，音乐各要素音高、节奏、速度等都是绝对的、固定的，演出中不能随意变化。西方音乐发展于牛顿经典力学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关“数”的理论，“音乐不仅仅被看作是音高关系的机械运动，而且也被看作是依照几何设计，根据直线、平面、圆和球面，根据线性和圆周来运动（十二平均律的五度調性循环圈），形成客观的空间音高形式”[1]。西方音乐运用数理逻辑为创作手段，根据某一特定主题动机展开，音乐结构严谨，段落之间逻辑清晰。
1.中西音乐美学对比
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以有机生命本体观为基础，在自然观、宇宙观中阴阳系统是其根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着重描绘山水花鸟等自然景象。通过对某一事物的描绘或对情中景的想象，给人一种深邃的体验和领悟，注重音乐中的“味外之旨”，追求音乐中超凡的意义和境界。古有伯牙向成连学琴，成连为使伯牙体悟弹琴之外的深邃意境，独留伯牙于东海蓬莱岛，使其静心倾听自然之声音而“移情”，最终伯牙达到了“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继而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水仙操》。中国传统音乐的美感特点包括其一阴阳协调，表现在儒家思想的“中正平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与道家的“大音希声”“执中”;其二虚实相生，表现在佛教的“空”，道家的“无”，以实境开拓虚境的审美想象空间，追求虚无的境界和空灵的音乐表现形式。
西方音乐的美学以传统机械世界观为基础，西方哲学以“物理和几何学”为主要代表，强调客观性和逻辑性。西方音乐着重刻画实物与人物，尤以具有英雄主义的人物为主，注重音乐的逻辑严密，客观理性。西方文化的自然是作为具有明确意义的实体存在，西方人致力于研究自然的奥秘以求征服自然。西方音乐以写“实”、求“真”为美感的终极奥义，强调对外在现实的反映以及情感的自我宣泄，几乎不去追求弦外之音，题外之意。如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等，感情表达强烈，乐思固定且清晰，毫无“虚空飘渺”之意。
中国音乐以“意”为纲，注重直觉体验，形成以演创合一的演唱奏者为代表的风格流派。中国传统音乐所凝聚的劳动不是某一作曲家的行为，口头流传的民间音乐汇集了不同地区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文人音乐的个人创作，也因“基本曲调再创作”的特点，淡化了作品中的个人印记，以致流传下来的很多名曲都没有明确的曲作者[2]。中国文人音乐较早的记谱方式以文字谱、减字谱为主，没有对音乐的具体音高节奏有所记录，仅记录了左右手的演奏指法和指位，给予后世以极大再创造的发挥空间。基于传统音乐的弹性、灵活性与即兴性，表演者可以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的传承方式是根据“移步不换行”的规律进行口传心授。
西方音乐以“形”为纲，注重科学理性，音乐形成了以作曲家为代表的风格流派。西方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具有个体性，属于作曲家个体劳动所得，作曲和演奏是分离的二元结构，作曲家创作出乐谱，需要演奏家或歌唱家进行二度创造，但表演者只能依照文本进行精确化、绝对性的表演，不能脱离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进行即兴性的发挥，形成了主客分离的表演创作方式。西方音乐的创作采用系统的作曲技术和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理性，其记谱方式以固定文本形式的五线谱为主，乐曲的音高、力度、和声、织体都有详细明确的记录。对音乐文本的再现性阐释是西方音乐的传承行为模式。
1.确立传统音乐教育主体性
“中国的高等音乐教育是以19世纪西方音乐学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即西方是主体，东方中国是客体”[3]。面对这个问题，认清并理解本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是当务之急。中国音乐教育不能固步自封，一味地套用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占据中国传统音乐话语权不仅仅是为了发扬传统音乐，更重要的是要树立一种民族文化自信，建立中国人对传统音乐的文化认同感，让更多人感受理解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与独特性，使中国传统音乐屹立于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之林[4]。眼观当前中国音乐教育体制，应先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体系，以传统音乐为主要教学对象，辅以世界音乐，在不失本真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音乐，不能陷入西方音乐或中国音乐的单一思维，在相互的比较参照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建立传统音乐教育在中国的主体地位。
2.建设传统音乐师资队伍
优质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教学的根本保障，传统音乐教育的道路需要拥有一批热爱中国传统音乐，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扎实传统音乐知识的教师人才。目前普通高等师范院校在传统音乐教育方面的重视不足，导致钢琴和声乐专业的教师资源饱和，而传统音乐专业的师资力量较薄弱，对此应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的原则，一方面为师范院校教师提供到各大专业音乐院校交流、进修和培训的机会，增强教师传统音乐的能力与素养，开拓传统音乐教学的视野，培养教师既有扎实的专业能力又能掌握丰富先进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可聘请优秀的传统音乐民间艺术家和非遗传承人担任校外指导和客座教授，形成学校教师和民间艺人“协同教学，双向发展”的局面，为学生营造校内专心学习、研究传统音乐的演奏技法和理论知识，校外深入田野实践，体悟传统音乐生发繁衍的特质，深刻理解其内涵，真正让学生所学知识“活起来”而镌刻至内心[5]。
3.构建传统音乐课程
当前高师音乐教育中，学习民歌、民族乐器的学生，竟也都要学习乐理、和声、曲式这些西方音乐标准的课程，而没有进行中国乐理、传统音乐理论等一系列传统音乐的教学课程，甚至音乐专业研究生也以和声曲式为入学考试的标准，传统音乐如何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传统音乐教育体系若想成功构建，自上而下的改革迫在眉睫。以高等院校为单位，为学习民歌、民族器乐的学生开设中国乐理、工尺谱视唱、传统乐律学等贯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点的课程。有条件的学校甚至可以逐步开展古琴等傳统音乐公修课程，使其建立起如钢琴一般的地位，在音乐系科也成为必修课程，在其他学院成为选修课程，让更多学生有学习优秀传统音乐和乐器的机会。哲学和文化是音乐的发展指南和基础，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专业院校，从大一可逐步开设中国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等课程，唤醒学生对中国传统哲学与审美的认知，从而对传统音乐有更深入的理解。
4.转变传统音乐教学方式
通过上述对中西音乐文化的比较可以发现，想学好并能传承中国传统音乐，一定要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结构、文化内涵和审美理念，以传统音乐特有的创作方式、分析模式和评价标准看待传统音乐。在高师传统音乐的教学中，不能沿用以往视谱唱谱，死记硬背乐谱的方式，加大口传心授的教学力度，培养学生在学习传统音乐过程中“死谱活唱”的能力，能对乐曲进行自身创造性地转化，赋予乐曲更高深的“意境”。以最初的传承范式、最原汁原味传承范式引导学生学习传统音乐，也是在无形中逐渐转变学生学习传统音乐的思维。
由于中西音乐的整体结构、创作标准和审美理念都有很大差异，我们不能用西方音乐的标准去演唱演奏、分析中国音乐，也不能用中国音乐的标准衡量西方音乐。若用西方科学严谨的方法去分析中国音乐，则很难找出乐句的逻辑关系，只会觉得中国音乐结构“毫无章法”，若用西方模式去演唱演奏中国音乐，则很难表现出中国音乐中独特的韵味。反思当前中国高师传统音乐教育现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展符合高师特色的传统音乐课程，转变传统音乐的教学方式，从根源上培养学生学习传统音乐的思维，领悟传统音乐的本质内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音乐教育模式。
注释：
[1]管建华：《音乐话语体系转型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第15-25页。
[2]刘承华：《文人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78-90页。
[3]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差异性与文明对话》，《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第80-92页。
[4]安师瑶：《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高校音乐教育的改革创新研究》，《音乐生活》2021年第4期，第70-72页。
[5]张维、柯黎：《当前高师音乐教育中实施传统音乐教育的理论前提和实践方法》，《音乐创作》2014年第9期，第176-178页。
关陈伟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在读
耿劲松 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西音乐文化由于成长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氛围的不同，形成的特点和人文内涵也是差异极大的。20世纪西方音乐的传入，给原本形态单一的中国音乐注入了新的元素，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多元化发展。西方音乐在给中国音乐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给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西方音乐教学体制占据了中国音乐教育的“主流”地位。比较音乐学基于同一性质的事物，研究两者内部结构关系和本质，促进事物的发展。厘清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结构特点、美学思想的差异，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问题，探索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发展道路。
这里需要阐述清楚，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并不是为了通过分析和对比，得出任何一种音乐的“高级”和“先进”之说，各民族音乐并无优劣之分，存在即合理。立足于后现代多元文化时代，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开放、包容、尊重、理解的态度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
一、中西音乐整体结构之比较
1.音乐语言结构对比
从音乐语言的结构形式看，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性体现在中国音乐语言是开放性的，而西方音乐语言是封闭性的。中国音乐语言受汉语语言结构的影响，节奏富有弹性，常用散板结构，乐句划分自由，可以根据演奏、演唱者的语气、目的或具体环境等灵活自由地处理乐曲，因此是“偏重心理，略于形式”的。
西方音乐语言是“形式严谨”的，音乐主题可以通过曲式结构清楚分析显示，全曲围绕主题动机发展，音乐主题句之间关系清楚，和声调性逻辑严密。表演者严格按照乐曲的句法结构和音乐作品的固定结构完成乐曲，呈现出西方音乐体系中器乐与声乐的纯化与标准化，以基本乐理为基础的和声进行与复调对位;以复刻性“书写”文本的五线谱为传承方式;具有统一规范评价标准的音乐表演等都是西方音乐精确与“封闭”的印证。
2.音乐时空结构对比
中国音乐是柔性时空结构，音乐中存在大量的散板、散节奏，音乐节奏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节拍自由而不规则，演出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是由演奏、演唱者的“心理量钟”决定。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柔性时间中，节奏节拍的长度不能用刚性量尺测量，如散板和其他特殊的节奏模式，是无法用音响形态的时间作为参照物去计算。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柔性空间中，音高、音色、力度等音乐要素不是精确无误的，往往可根据演奏、演唱者的不同表现而富有不同的韵味和意境。
西方音乐是刚性时空结构，采用科学定量分析，音乐各要素音高、节奏、速度等都是绝对的、固定的，演出中不能随意变化。西方音乐发展于牛顿经典力学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关“数”的理论，“音乐不仅仅被看作是音高关系的机械运动，而且也被看作是依照几何设计，根据直线、平面、圆和球面，根据线性和圆周来运动（十二平均律的五度調性循环圈），形成客观的空间音高形式”[1]。西方音乐运用数理逻辑为创作手段，根据某一特定主题动机展开，音乐结构严谨，段落之间逻辑清晰。
二、中西音乐美学特点之比较
1.中西音乐美学对比
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以有机生命本体观为基础，在自然观、宇宙观中阴阳系统是其根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着重描绘山水花鸟等自然景象。通过对某一事物的描绘或对情中景的想象，给人一种深邃的体验和领悟，注重音乐中的“味外之旨”，追求音乐中超凡的意义和境界。古有伯牙向成连学琴，成连为使伯牙体悟弹琴之外的深邃意境，独留伯牙于东海蓬莱岛，使其静心倾听自然之声音而“移情”，最终伯牙达到了“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继而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水仙操》。中国传统音乐的美感特点包括其一阴阳协调，表现在儒家思想的“中正平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与道家的“大音希声”“执中”;其二虚实相生，表现在佛教的“空”，道家的“无”，以实境开拓虚境的审美想象空间，追求虚无的境界和空灵的音乐表现形式。
西方音乐的美学以传统机械世界观为基础，西方哲学以“物理和几何学”为主要代表，强调客观性和逻辑性。西方音乐着重刻画实物与人物，尤以具有英雄主义的人物为主，注重音乐的逻辑严密，客观理性。西方文化的自然是作为具有明确意义的实体存在，西方人致力于研究自然的奥秘以求征服自然。西方音乐以写“实”、求“真”为美感的终极奥义，强调对外在现实的反映以及情感的自我宣泄，几乎不去追求弦外之音，题外之意。如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等，感情表达强烈，乐思固定且清晰，毫无“虚空飘渺”之意。
三、中西音乐创作及传承方式对比
中国音乐以“意”为纲，注重直觉体验，形成以演创合一的演唱奏者为代表的风格流派。中国传统音乐所凝聚的劳动不是某一作曲家的行为，口头流传的民间音乐汇集了不同地区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文人音乐的个人创作，也因“基本曲调再创作”的特点，淡化了作品中的个人印记，以致流传下来的很多名曲都没有明确的曲作者[2]。中国文人音乐较早的记谱方式以文字谱、减字谱为主，没有对音乐的具体音高节奏有所记录，仅记录了左右手的演奏指法和指位，给予后世以极大再创造的发挥空间。基于传统音乐的弹性、灵活性与即兴性，表演者可以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的传承方式是根据“移步不换行”的规律进行口传心授。
西方音乐以“形”为纲，注重科学理性，音乐形成了以作曲家为代表的风格流派。西方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具有个体性，属于作曲家个体劳动所得，作曲和演奏是分离的二元结构，作曲家创作出乐谱，需要演奏家或歌唱家进行二度创造，但表演者只能依照文本进行精确化、绝对性的表演，不能脱离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进行即兴性的发挥，形成了主客分离的表演创作方式。西方音乐的创作采用系统的作曲技术和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理性，其记谱方式以固定文本形式的五线谱为主，乐曲的音高、力度、和声、织体都有详细明确的记录。对音乐文本的再现性阐释是西方音乐的传承行为模式。
四、高师传统音乐教育发展探索
1.确立传统音乐教育主体性
“中国的高等音乐教育是以19世纪西方音乐学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即西方是主体，东方中国是客体”[3]。面对这个问题，认清并理解本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是当务之急。中国音乐教育不能固步自封，一味地套用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占据中国传统音乐话语权不仅仅是为了发扬传统音乐，更重要的是要树立一种民族文化自信，建立中国人对传统音乐的文化认同感，让更多人感受理解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与独特性，使中国传统音乐屹立于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之林[4]。眼观当前中国音乐教育体制，应先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体系，以传统音乐为主要教学对象，辅以世界音乐，在不失本真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音乐，不能陷入西方音乐或中国音乐的单一思维，在相互的比较参照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建立传统音乐教育在中国的主体地位。
2.建设传统音乐师资队伍
优质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教学的根本保障，传统音乐教育的道路需要拥有一批热爱中国传统音乐，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扎实传统音乐知识的教师人才。目前普通高等师范院校在传统音乐教育方面的重视不足，导致钢琴和声乐专业的教师资源饱和，而传统音乐专业的师资力量较薄弱，对此应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的原则，一方面为师范院校教师提供到各大专业音乐院校交流、进修和培训的机会，增强教师传统音乐的能力与素养，开拓传统音乐教学的视野，培养教师既有扎实的专业能力又能掌握丰富先进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可聘请优秀的传统音乐民间艺术家和非遗传承人担任校外指导和客座教授，形成学校教师和民间艺人“协同教学，双向发展”的局面，为学生营造校内专心学习、研究传统音乐的演奏技法和理论知识，校外深入田野实践，体悟传统音乐生发繁衍的特质，深刻理解其内涵，真正让学生所学知识“活起来”而镌刻至内心[5]。
3.构建传统音乐课程
当前高师音乐教育中，学习民歌、民族乐器的学生，竟也都要学习乐理、和声、曲式这些西方音乐标准的课程，而没有进行中国乐理、传统音乐理论等一系列传统音乐的教学课程，甚至音乐专业研究生也以和声曲式为入学考试的标准，传统音乐如何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传统音乐教育体系若想成功构建，自上而下的改革迫在眉睫。以高等院校为单位，为学习民歌、民族器乐的学生开设中国乐理、工尺谱视唱、传统乐律学等贯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点的课程。有条件的学校甚至可以逐步开展古琴等傳统音乐公修课程，使其建立起如钢琴一般的地位，在音乐系科也成为必修课程，在其他学院成为选修课程，让更多学生有学习优秀传统音乐和乐器的机会。哲学和文化是音乐的发展指南和基础，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专业院校，从大一可逐步开设中国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等课程，唤醒学生对中国传统哲学与审美的认知，从而对传统音乐有更深入的理解。
4.转变传统音乐教学方式
通过上述对中西音乐文化的比较可以发现，想学好并能传承中国传统音乐，一定要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结构、文化内涵和审美理念，以传统音乐特有的创作方式、分析模式和评价标准看待传统音乐。在高师传统音乐的教学中，不能沿用以往视谱唱谱，死记硬背乐谱的方式，加大口传心授的教学力度，培养学生在学习传统音乐过程中“死谱活唱”的能力，能对乐曲进行自身创造性地转化，赋予乐曲更高深的“意境”。以最初的传承范式、最原汁原味传承范式引导学生学习传统音乐，也是在无形中逐渐转变学生学习传统音乐的思维。
结语
由于中西音乐的整体结构、创作标准和审美理念都有很大差异，我们不能用西方音乐的标准去演唱演奏、分析中国音乐，也不能用中国音乐的标准衡量西方音乐。若用西方科学严谨的方法去分析中国音乐，则很难找出乐句的逻辑关系，只会觉得中国音乐结构“毫无章法”，若用西方模式去演唱演奏中国音乐，则很难表现出中国音乐中独特的韵味。反思当前中国高师传统音乐教育现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展符合高师特色的传统音乐课程，转变传统音乐的教学方式，从根源上培养学生学习传统音乐的思维，领悟传统音乐的本质内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音乐教育模式。
注释：
[1]管建华：《音乐话语体系转型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第15-25页。
[2]刘承华：《文人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78-90页。
[3]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差异性与文明对话》，《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第80-92页。
[4]安师瑶：《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高校音乐教育的改革创新研究》，《音乐生活》2021年第4期，第70-72页。
[5]张维、柯黎：《当前高师音乐教育中实施传统音乐教育的理论前提和实践方法》，《音乐创作》2014年第9期，第176-178页。
关陈伟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在读
耿劲松 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