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启功等大师谈古书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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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稚柳:鉴别方法的论证
  
  从印章、题跋、著录、别字、年月、避讳、款识作为鉴别所依据的种种,它所产生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书画的真伪之间,也同样存在于真本之内。
  上面列举的这些办法,一般说来,不能不承认都有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鉴别方法的根本缺点,在于抛开了书画的本身,而完全以利用书画的外围为主,强使书画本身处于被动地位,始终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所运用的依据,仅仅是旁证,是片面的,是喧宾夺主,因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以这些旁证来作为主要依据,与从书画本身内在依据这两者之间,有时是不一致的,矛盾在于书画本身与旁证的对立。因此,这个鉴别方法,不但不能解决矛盾,相反地会引起更严重的矛盾,而终于导致以真作伪、以伪作真的后果。
  仍从印章说起,历代的书画作者、收藏者,他们所用的印章,并无规律可循。因而无从知道他们生所用于书画的印章,是只限于某样某式、某种文字、某种篆法的哪几方,从而可以凭此为准的。……此外,同一印文、同一篆法,同一尺寸,同是白文或朱文而只有极为微细出入的印章,也是数见不鲜的。不但私人的名章,就连明黔宁王的印,同一印文的也不止方。这种现象,从元到清,大都是如此。文徵明的那方印文半边大半边小的“文印徵明”印,大同小异的就不止一方。“衡山”朱文印,出入微细的又何止一方。朱耷的“八大山人”白文印,“何园”朱文印,似是而非的也不止一对。沈石田的“白石翁”、“启南”、“石田”等印。尤为纷乱,已到了不可究诘的地步。翁方纲考证赵孟頫的那方上面碰弯了边的“赵氏子昂”朱文印才是真的,赵孟頫活到69岁,书画的生涯超过了他生命的一半以上,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却只准许他有一方这一印文的印章?而与此印文相同,尺寸、篆法仅有毫厘之差的,却也并不是不真的。
  其次是题跋。题跋属于文字方面的,它对书画本身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也只能在书画本身经过分析之后,它的作用才能产生。
  当书画本身被证实是伪的时候,而题跋承认它是真,如苏东坡的《天际乌云帖》、晋王羲之的《游目帖》、唐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等,这时题跋就起了反作用。
  著录。如以某一件书画曾见于某一著录,就证实了书画的真伪。这种方法也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
  清吴升的《大观录》记载唐颜真卿的《刘中使帖》是黄绵纸本,当《刘中使帖》本身被证实是真,而是碧笺本的时候,《大观录》起了反作用。
  别字,所能作为依据的能力更薄弱。清郑燮的“燮”字下面不从“又”而写了“火”字,李鱓的“鱓”字不作“鱼”旁而写成了“角”字,而明唐寅《桐山图》上的题字写了好几个别字。
  年月,年月经常要起反作用,下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书画本身都是真迹,如八大山人《水仙》卷,上有石涛题诗并记云:“八大山人即当年之雪个也,淋漓仙去,予观偶题。”纪年是丁丑,为康熙三十六年,八大山人72岁,并未死,这个年月就起了反作用。
  因此,这些旁证对书画所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只能由书画本身来作出评价。
  那么,如何来认识书画的真伪呢?真伪的关系,可以说伪是依附于真的。不能认识真,就失去了认识伪的依据。认识了真,然后才能认识伪,认识始于实践,先从实践真的开始。
  最切实的办法是,认识从一家开始,而后从一家的流派渊源等关系方面渐次地扩展。一家认识了,开始与书画结下了亲密的关系,其他就比较容易过关了。
  ——谢稚柳《论书画鉴别》
  
  徐邦达:鉴别书画应该注意哪些“点”
  
  一、书画本身的基本组织
  鉴别书画,首先要注意的是书画本身基本组织的特点。以书法论,它有三个方面,即笔法、墨法和结体(结构)。绘画则还有色彩和结构的剪裁问题。“目鉴”主要着眼在这些方面,从中找特点,定“样板”,不了解这些,根本谈不上辨真伪和明是非。
  1、笔法
  笔法就是用一定的方法有规律地用笔锋画、顿出来的线和点的简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执笔、下笔的习惯,执笔的高低、立斜,下笔的轻、重、缓、急及悬臂、悬肘、悬腕或手腕完全着纸等差异,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笔法特点。
  笔法上的特点大致有正中、偏侧、圆转、方折、虚笔、实笔、顺锋和逆锋等。即使同类型的形式,各人也有各人的具体特色,不尽相同。同时,
  人一生的作品,从早岁到晚年,多少总有些变化,有的甚至变化较大,但总会有一线贯通之处。例如,吴伟早年较为工细的白描人物大异于晚年的泼墨粗放之作,但如果仔细揣摩他早年晚年不同风格的作品,就能看出他的笔法始终具有跳跃躁动的特点,即使较细较工也不能完全变得含蓄浑穆。因此,依凭笔法的特点来区别书画的真伪是最可靠的。
  用好笔和坏笔写字作画也可在笔法上出现大不相同的效果。例如曾见元鲜于枢行楷书《李愿归盘谷序》卷,他自己说用的笔极不好,写得大为走样。我们如果不从笔方面去考虑,以他的杰作标准去要求此卷,必然会把它否定掉。绘画也可类推。
  2、墨和色
  笔要依靠墨来体现在纸绢上,绘画还有色彩的施用。一般讲作伪者大都可以仿得和原本比较相像,因此它在鉴别真伪问题上起的作用,就不如笔法那样重要。当然墨、色的新旧是可以区别出来的,真旧和假旧总有所不同,多看多比就能体会得到。
  3、结构和剪裁
  形体的结构、剪裁在书画中是个很重要的方面,但从鉴定真伪是非的角度来看,至多和墨与色处于同等次要地位,因为它也是比较容易摹得像,不像笔法那样难办的。
  ——徐邦达《谈古书画鉴别》
  
  启功: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
  
  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情理不符合,逻辑不周延的。
  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一)古法书复制品:古代称为“摹本”。在没有摄影技术时,一件好法书,由后人用较透明的油纸、蜡纸罩在原迹上钩摹,摹法忠实,连纸上的破损痕迹都一一描出。这是古代的复制法,又称为“向拓”,并非有意冒充。
  (二)古画的摹本:宋人记载常见有摹拓名画的事,但它不像法书那样把破损之处用细线勾出,因而辨认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两件相同的宋画,其中必有件是摹本,或者两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也出宋人之手,也应以宋画的条件对待它。
  (三)无款的古画,妄加名款。……及至加了名款后,别人看见款字和画法不相应,便“鉴定”它是件假画。这种张冠李戴的画,如把一个“假”字简单地派到它头上,是不合逻辑的。
  (四)拼配:真画、真字配假跋,或假画、假字配真跋。还有挖掉小名头的本款,改题大名头的假款,如此等等。
  (五)直接作伪:彻头彻尾的硬造,就更不必说了。
  (六)代笔这是最麻烦的问题,这种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
  画的代笔,比字的代笔更复杂。一件作品从头至尾都出自代笔人,也还罢了:竟有本人画一部分,别人补部分的。我曾见董其昌画的半成品,而未经补全的几开册页,各开都是半成品。我还曾看到溥心畲先生在纸绢上画树木枝干、房屋间架、山石轮廓后即加款盖印的半成品,不待别人给补全就被人拿去了。可见(至少这两家)名人画迹中有两层重叠的混台物。还有原纸霉烂了多处,重裱补纸之后,裱工“全补”(裱工专门术语,即是用颜色染上残缺部分的纸地,使之色,再仿着画者的笔墨,补足画上缺损的部分)。补缺处时,有时也牵连改动未损部分,以使笔法统。这实际也是一种重叠的混合物。在鉴定结论上更难处理。
  即以前边所举几例来看,“真伪”二字很难概括书画的一切问题,还有鉴定者的见闻、学问各有不同,某甲熟悉某家某派,某乙就可能熟悉另家派。还有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经历的变化,眼光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恽南田记王烟客早年见到黄子久《秋山图》以为“骇心洞目”,乃至晚年再见,便觉索然无味,但那件画“是真一峰也”。如果烟客早年做鉴定记录,一定把它列入特级品,晚年作记录,恐要列入参考品了吧!我二十多岁时在秦仲文先生家看见一幅黄毅原绢本设色山水,觉得实在精彩绝伦,回家去心摹手追,真有望尘莫及之叹。后在四十余岁时又在秦先生家谈到这幅画,秦先生说,“你现在看就不同了。”及至展观,我的失望神情又使秦先生不觉大笑。这和《秋山图》的事正是同一道理,属于年龄与眼力同步提高的例子。
  另有位老前辈,从前在鉴定家中间公推为泰山北斗,晚年收一幅清代人的画。在元代,有一个和这清人同名的画家,有人便在这幅清人画上伪造段明代人的题,说是元代那个画家的作品。不但入藏,还把它影印出来。我和王畅安先生曾写文章提到它是清人所画而非元人的制作。这位老先生大怒。还有几位好友,在中年收过许多好书画,及至渐老,却把真品卖去,买了许多伪品。不难理解,只是年衰眼力亦退而已。
  ——启功《书画鉴定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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