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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是西方文明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变革与转折。君士坦丁(Constant Jne)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其宗教政策为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其皈依促进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他对基督教发展的重大影响，使其成为基督教会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君士坦丁约于280年出生在南斯拉夫的那伊苏斯(Naissus，今日的尼什)，父亲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antius)是军队的高级将领，293年被戴克里先(DioeIetian)提升为罗马帝国西部的“凯撒”(注：戴克里先创立“四帝共治制”，名义上是四帝共理国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为共治皇帝，分享“奥古斯都”的头衔，加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作为他们的继承人，分享“凯撒”的头衔，但戴克里先仍握有最高权力。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分成四部分，并且选择四个战略要地作为驻地，他本人驻守尼科米底亚，统治色雷斯、下麦西亚、亚洲诸省、埃及和昔兰尼加。马克西米安的驻地是米兰，统治意大利、阿非利加省、里西亚和诺立克。加列里乌斯的驻地在西尔米乌姆，统治色雷斯以外的巴尔干各省。君士坦提乌斯的驻地是特里尔，统治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罗马城仍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但显然已经失去政治意义)。因此，君士坦丁作为人质，在戴克里先的宫廷所在地尼科米底亚度过少年时期。305年戴克里先退位，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就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的君主。君士坦提乌斯翌年去世，他的军队拥立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但是遭到其他统治者的反对，因而罗马帝国又爆发了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战争。
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教我们不得而知。但君士坦丁继位后，一直遵循其父亲的政策，未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在其统治区域内，恢复了基督徒的地位和特权。据拉克唐提乌斯记载，与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交战的前一天晚上，“君士坦丁在梦中得到启示，将上帝的神圣符号刻在士兵的盾牌上，以此进行战斗”。无论后人怎么看待这个梦中的故事，事实是君士坦丁确实让士兵在他们的盾牌上带有Chi-Rho(chi-Rho代表耶稣基督之图形符号，是希腊语“基督”一词的缩写)的字母组合走上战场。据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记载，在米尔维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对君士坦丁来说，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胜利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在任何一个阶段，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乌斯的军事实力相比，一直不具有优势”。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入侵罗马帝国的危险使君士坦丁必须在高卢留下3／4的军队，其远征军不超过40000人。相反，马克森提乌斯所统领的军队，不仅数量远远超过君士坦丁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是近卫军和马克西米阿努斯的老兵，骑兵和马匹都配有铁制的盔甲。所以，君士坦丁希望从各方面获得帮助，于是他将基督教作为思想武器，实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充分利用基督徒这支庞大的力量，欲借助基督徒的力量完成统一罗马帝国的大业。米尔维桥战役是君士坦丁事业的转折点，战争的胜利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得到上帝的保佑，这是促使君士坦丁支持基督教的一个原因。此时，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只是作为争霸战争和政治统治中获得基督徒支持的一种手段，君士坦丁本人在多大程度上信仰基督教，则无法断定。312年在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之后，特里尔的造币厂所发行的钱币的正面已经刻有基督字母组合的君士坦丁像。颂词作者纳扎里乌斯(Nazarius)在321年的一篇演讲中谈到，不知名的神帮助君士坦丁，使其军队在312年的战场上具有作战的勇气。
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之后：君士坦丁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罗马城。元老院为君士坦丁竖立起的雕像，右手拿着十字，作为胜利的象征。直到今天，为纪念这次胜利而建造的拱门依然存在，在拱门上有纪念君士坦丁将罗马域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的铭文：“凭借这个有益的符号，使你们从暴君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恢复了自由，恢复了以前的名望与显赫。”这个铭文在颂扬君士坦丁个人的成就的同时，也证明?--种神权的介入。
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Licinus)颁布所谓的《米兰敕令》，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内的一个合法宗教，并归还了以前所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这是基督教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如果君士坦丁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如何解释312—324年所发行的货币上的太阳神图例?有的学者否定君士坦丁信仰基督教，认为他的宗教信仰是不同宗教的汇合。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为什么君士坦丁如此密切地关注基督教会内部的统一呢?实际上，君士坦丁在钱币上保留太阳神图例具有一种政治上的意义。君士坦丁的确将自己与太阳神联系起来，在战争胜利之后，给予太阳神庙丰富的赠品。这样，君士坦丁以王朝的血统为基础，表明自己进行统治的合法性，使自己避免因脱离四帝共治体制而受到谴责。在面对任何可能挑战君士坦丁作为元首克劳狄乌斯后裔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时，这可以作为他获得帝国权力来源的证据。在李锡尼乌斯死后，这种类型的货币就停止发行了，因为对君士坦丁统治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325年，太阳神图例从罗马帝国货币上完全消失了，基督数字母组合或圣旗(Jabarum)取而代之。君士坦丁还将自己的肖像印在金币上，呈祈祷的姿态，眼睛看着天国。同时，君士坦丁明确地声称信奉基督教，他之前在宗教方面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是其谨慎的表现，这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采取的明智措施。
君士坦丁从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但他的政策明显是鼓励该教的发展。他颁布法令赐予基督教以诸多特权，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豁免赋税和徭役等，在他统治时期，信奉基督教成了晋升国家高级职位的一个捷径。他本人还建造了多座知名教堂，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等。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当时基督教已分裂成几大派系，其中正统教会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而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斯为代表的一派则否认三位一体，认为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这一派同时还主张教徒安于清贫。为帮助教会统一教义和组织，君士坦丁于323年在尼西亚召集了主教大会，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大会通过了《尼西亚信条》，坚持了正统教会的三位一体说为正统，斥责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将阿里乌斯革除出教会。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终于在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唯我独尊的时代。
很多人提出过，即使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也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理由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许多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都对基督教徒进行了残酷 压迫，但并没有能阻止基督教发展壮大的趋势。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联想到摩尼教，也曾经传播到世界各地，拥有无数虔诚的信徒，也曾屡受压迫而不改其发展壮大的趋势，在罗马帝国时代曾成为基督教的重要对手。但摩尼教始终未能在重要国家取得国教的地位，相反多次受到残酷迫害，在千余年的飘荡之后，终于消失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上。联想到尼西亚大会的作用，可以预见，假如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也可能在某个时代，被某个帝王扶植起来，但此时的基督教也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留下的烙印，而与今天看到的基督教大为不同。
3世纪末，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已经成为一个以主教为中心的阶层组织”，教会成为最强有力的组织，其成员中包括高级官吏、士兵、大地产主和工商业者，拥有不次于帝国官僚机构的强大管理机构。在这种形势下，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来说，承认教会就意味着找到了新的统治支柱。基督徒的道德行为、对神职人员的尊敬、无怨地接受生活中各种不平等以及盼望来世的欢乐等都给君士坦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可以借基督教净化罗马的道德、革新婚姻与家族制度，并降低人们对战争的狂热。君士坦丁在掌权以后，以君权神授的理论为其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将罗马帝国说成是“神赐”的国家，基督教的君权神授思想则完全符合君士坦丁政治统治的需要。
君士坦丁在弥留之际接受洗礼，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其皈依明显促进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这使他在西方历史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会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名副其实地成为第一位公开信仰和大力扶持基督教的君主”，自称是“众主教的主教”及“第十三位使徒”，但他改变信仰的真相如同他的性格一样神秘。君士坦丁一方面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另一方面将其作为增强力量的一种手段，真相可能在于两者之间。无论如何，君士坦丁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完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与社会革命”，为教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无疑是西方文明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变革和转折，不仅对中世纪欧洲的文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影响到整个西方文明的面貌。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会内部事务的干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未来的君主干涉教会事务确定了先例，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政教关系的格局。
君士坦丁约于280年出生在南斯拉夫的那伊苏斯(Naissus，今日的尼什)，父亲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antius)是军队的高级将领，293年被戴克里先(DioeIetian)提升为罗马帝国西部的“凯撒”(注：戴克里先创立“四帝共治制”，名义上是四帝共理国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为共治皇帝，分享“奥古斯都”的头衔，加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作为他们的继承人，分享“凯撒”的头衔，但戴克里先仍握有最高权力。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分成四部分，并且选择四个战略要地作为驻地，他本人驻守尼科米底亚，统治色雷斯、下麦西亚、亚洲诸省、埃及和昔兰尼加。马克西米安的驻地是米兰，统治意大利、阿非利加省、里西亚和诺立克。加列里乌斯的驻地在西尔米乌姆，统治色雷斯以外的巴尔干各省。君士坦提乌斯的驻地是特里尔，统治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罗马城仍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但显然已经失去政治意义)。因此，君士坦丁作为人质，在戴克里先的宫廷所在地尼科米底亚度过少年时期。305年戴克里先退位，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就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的君主。君士坦提乌斯翌年去世，他的军队拥立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但是遭到其他统治者的反对，因而罗马帝国又爆发了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战争。
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教我们不得而知。但君士坦丁继位后，一直遵循其父亲的政策，未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在其统治区域内，恢复了基督徒的地位和特权。据拉克唐提乌斯记载，与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交战的前一天晚上，“君士坦丁在梦中得到启示，将上帝的神圣符号刻在士兵的盾牌上，以此进行战斗”。无论后人怎么看待这个梦中的故事，事实是君士坦丁确实让士兵在他们的盾牌上带有Chi-Rho(chi-Rho代表耶稣基督之图形符号，是希腊语“基督”一词的缩写)的字母组合走上战场。据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记载，在米尔维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对君士坦丁来说，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胜利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在任何一个阶段，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乌斯的军事实力相比，一直不具有优势”。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入侵罗马帝国的危险使君士坦丁必须在高卢留下3／4的军队，其远征军不超过40000人。相反，马克森提乌斯所统领的军队，不仅数量远远超过君士坦丁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是近卫军和马克西米阿努斯的老兵，骑兵和马匹都配有铁制的盔甲。所以，君士坦丁希望从各方面获得帮助，于是他将基督教作为思想武器，实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充分利用基督徒这支庞大的力量，欲借助基督徒的力量完成统一罗马帝国的大业。米尔维桥战役是君士坦丁事业的转折点，战争的胜利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得到上帝的保佑，这是促使君士坦丁支持基督教的一个原因。此时，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只是作为争霸战争和政治统治中获得基督徒支持的一种手段，君士坦丁本人在多大程度上信仰基督教，则无法断定。312年在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之后，特里尔的造币厂所发行的钱币的正面已经刻有基督字母组合的君士坦丁像。颂词作者纳扎里乌斯(Nazarius)在321年的一篇演讲中谈到，不知名的神帮助君士坦丁，使其军队在312年的战场上具有作战的勇气。
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之后：君士坦丁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罗马城。元老院为君士坦丁竖立起的雕像，右手拿着十字，作为胜利的象征。直到今天，为纪念这次胜利而建造的拱门依然存在，在拱门上有纪念君士坦丁将罗马域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的铭文：“凭借这个有益的符号，使你们从暴君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恢复了自由，恢复了以前的名望与显赫。”这个铭文在颂扬君士坦丁个人的成就的同时，也证明?--种神权的介入。
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Licinus)颁布所谓的《米兰敕令》，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内的一个合法宗教，并归还了以前所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这是基督教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如果君士坦丁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如何解释312—324年所发行的货币上的太阳神图例?有的学者否定君士坦丁信仰基督教，认为他的宗教信仰是不同宗教的汇合。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为什么君士坦丁如此密切地关注基督教会内部的统一呢?实际上，君士坦丁在钱币上保留太阳神图例具有一种政治上的意义。君士坦丁的确将自己与太阳神联系起来，在战争胜利之后，给予太阳神庙丰富的赠品。这样，君士坦丁以王朝的血统为基础，表明自己进行统治的合法性，使自己避免因脱离四帝共治体制而受到谴责。在面对任何可能挑战君士坦丁作为元首克劳狄乌斯后裔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时，这可以作为他获得帝国权力来源的证据。在李锡尼乌斯死后，这种类型的货币就停止发行了，因为对君士坦丁统治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325年，太阳神图例从罗马帝国货币上完全消失了，基督数字母组合或圣旗(Jabarum)取而代之。君士坦丁还将自己的肖像印在金币上，呈祈祷的姿态，眼睛看着天国。同时，君士坦丁明确地声称信奉基督教，他之前在宗教方面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是其谨慎的表现，这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采取的明智措施。
君士坦丁从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但他的政策明显是鼓励该教的发展。他颁布法令赐予基督教以诸多特权，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豁免赋税和徭役等，在他统治时期，信奉基督教成了晋升国家高级职位的一个捷径。他本人还建造了多座知名教堂，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等。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当时基督教已分裂成几大派系，其中正统教会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而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斯为代表的一派则否认三位一体，认为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这一派同时还主张教徒安于清贫。为帮助教会统一教义和组织，君士坦丁于323年在尼西亚召集了主教大会，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大会通过了《尼西亚信条》，坚持了正统教会的三位一体说为正统，斥责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将阿里乌斯革除出教会。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终于在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唯我独尊的时代。
很多人提出过，即使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也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理由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许多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都对基督教徒进行了残酷 压迫，但并没有能阻止基督教发展壮大的趋势。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联想到摩尼教，也曾经传播到世界各地，拥有无数虔诚的信徒，也曾屡受压迫而不改其发展壮大的趋势，在罗马帝国时代曾成为基督教的重要对手。但摩尼教始终未能在重要国家取得国教的地位，相反多次受到残酷迫害，在千余年的飘荡之后，终于消失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上。联想到尼西亚大会的作用，可以预见，假如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也可能在某个时代，被某个帝王扶植起来，但此时的基督教也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留下的烙印，而与今天看到的基督教大为不同。
3世纪末，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已经成为一个以主教为中心的阶层组织”，教会成为最强有力的组织，其成员中包括高级官吏、士兵、大地产主和工商业者，拥有不次于帝国官僚机构的强大管理机构。在这种形势下，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来说，承认教会就意味着找到了新的统治支柱。基督徒的道德行为、对神职人员的尊敬、无怨地接受生活中各种不平等以及盼望来世的欢乐等都给君士坦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可以借基督教净化罗马的道德、革新婚姻与家族制度，并降低人们对战争的狂热。君士坦丁在掌权以后，以君权神授的理论为其统治披上神圣的外衣，将罗马帝国说成是“神赐”的国家，基督教的君权神授思想则完全符合君士坦丁政治统治的需要。
君士坦丁在弥留之际接受洗礼，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其皈依明显促进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这使他在西方历史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会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名副其实地成为第一位公开信仰和大力扶持基督教的君主”，自称是“众主教的主教”及“第十三位使徒”，但他改变信仰的真相如同他的性格一样神秘。君士坦丁一方面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另一方面将其作为增强力量的一种手段，真相可能在于两者之间。无论如何，君士坦丁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完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与社会革命”，为教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无疑是西方文明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变革和转折，不仅对中世纪欧洲的文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影响到整个西方文明的面貌。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会内部事务的干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未来的君主干涉教会事务确定了先例，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政教关系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