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土要修复到何种程度，应严格遵循于未来不同的用途
　　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兴武林村西侧数百米处，一块200余亩荒地，枯草摇曳，原被当地村民称为“北坑”，半年内却出现了几座土山，荒地上卡车车轮印记交错。
　　“土山”来自14公里外的北京焦化厂。该厂是国内最大的焦化类污染场地，历经40多年的化工生产，多环芳烃、苯系物和奈等有毒、有害污染物从土壤表层向地下18米深不同程度渗透，污染土共计153万立方米。
　　2013年8月，北京焦化厂土壤治理作为国内大型污染场地治理示范项目正式启动，预计2015年底竣工。
　　2015年春节前夕，153万立方米污染土的清挖工程结束时，项目从启动后便遇到的棘手难题依然未解——经修复后的土壤没有地方承接消纳。因此，自去年夏季，北京焦化厂污染场地治理项目的两家联合施工单位——北京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雇用重型运输卡车将厂区内的部分土方陆续外运，倾倒在台湖镇的董村、东石村、兴武林村等多地。
　　接到当地居民举报后，环保部门抽检倾倒的土壤发现，其中一处采样点的多环芳烃成分超标，责令施工方回运部分污土。而焦化厂厂区内还堆放着成百万方土，等待外运消解。
　　这一示范项目的遭遇警示仅重视修复技术，而忽略土壤修复标准和资源化再利用，将使全国即将大规模实施的污染场地治理陷入困局。
　　偷运背后
　　毗邻北京南五环的北京焦化厂内，一座座高达近十米的土山连绵而起，每座土山上都插着一个标志牌，标识土壤中不同的污染成分、浓度，等待按轻重缓急“去毒”。
　　“北京焦化厂污土治理项目”施工方项目经理刘燕臣焦急万分，因为施工总进度已超过三分之二，离竣工期限仅剩十个月了，项目整体修复方案却还未通过北京市环保局的审核。
　　被卡住的原因正是153万方土壤，始终找不到消纳承接地。从2014年10月起，施工方多次提交方案，均因此被市环保局驳回。“如果土壤全部修复并通过验收后还是找不到消纳地，那就不能算作竣工。”一位资深土壤修复专家表示。
　　自项目启动后，施工方四处找消纳地，均遭“闭门羹”。北京市环保局也曾积极帮助协调，包括向各辖区发文联络，但没有一个地区愿意承接。原因有多方面：土壤虽经修复，可达到目标修复值，但仍有高风险因素；污染土的再利用和处置要经过严苛的后期管控体系，承接方不愿“自讨麻烦”；正常土方在北京也不好消化，何况结构性质均已改变、经受多年污染的土壤更不受欢迎。
　　如果运往外省，最近的河北省也距之近百公里，项目各方均不愿承担项目预算以外多出的高昂运输费，遑论“外地政府更不愿意‘惹麻烦’”。
　　所有的污染场地治理项目，均要求经修复后，土壤中的污染物含量达到目标值，通过验收后才能再利用。
　　目标修复值在国内还没有统一标准，目前是由甲方建设单位委托专家进行评审确定，具体是根据污染状况和该地块修复后的不同用途，评定一个健康风险安全系数，来倒推出具体的污染浓度限值。刘燕臣分析，目标修复值不是说污染物彻底没了，而是其含量非常低，可保证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危害。但各地还是谈“污土”色变。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锦楼估算，近几年里，已竣工的全国污染场地治理项目超过100个，集中于北京、浙江、重庆等地，仅北京市已超过10个。重庆本地媒体报道，从2007年至今，该市完成了18个污染场地治理。
　　这些项目的污染场地面积较小，所产生的土方量极少，可作为基建材料原地回填，就地消纳，或就近转运进入垃圾填埋场处置，因而“消土”压力不大。
　　焦化厂153万方土数量太大，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根本找不到这种大型集中填埋场地。另外，该项目修复后要就地建保障性住房，还要向地下“掏空”三四层楼高、建设地下结构，不能回填土。
　　这也是中国污染场地修复首次遇到的尴尬，此前关注重点都在如何治理，尤其是对多种修复技术的甄别，而对土壤修复后资源化、再利用的认识与研究相对滞后。比如修复后的土壤定性，究竟作为一般固体废物再利用，还是作为危险废物处置，尚无国家标准划定。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已牵头起草《污染场地修复土壤再利用标准》，有望今年出台。但这一标准仅是地方标准。
　　没有国标可依时，土壤修复到哪种程度算是安全的，即“目标修复值”就不被承接地所理解和接受，这会使土壤外运遭抵制。“一旦听说原是污染土，都因为敏感唯恐避之不及。按目前的管理程序，由谁来协调消纳地也不明确，这也有政策管理上的缺失。”刘燕臣说。
　　废土难消
　　始终找不到消纳地的焦化厂施工方，从2014年夏季起自行消纳，这也是最不可取、风险不可控的方式——用大型卡车在傍晚或深夜时分集中将土外运，选择在北京郊区多个荒地倾倒。
　　兴武林村的“北坑”在两年前被个人承包，拟建石材厂。该处荒地的承包人称，接收这些土壤时，收了费，但没有做专项的样品采样分析及成分鉴定。
　　另一处倾倒点在距北京焦化厂仅有6公里的台湖镇东石村。2014年7月，北京通州区环保局接到群众举报，去现场调查发现，转运至东石村的渣土约有20万立方米。之后，当地政府部门对辖区内所有基建工程中的土方外运倾倒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重点监控焦化厂土壤。
　　通州区、北京市两级环保部门组织对东石村“土山”抽样检测后发现，一处采样检测点存在污染，污染物多环芳烃超过了目标修复值。施工方被责令回运部分污染土，重新处置，回运土6000余立方米。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此前外运的很多“土山”仍堆存在东石村、董村、兴武林村等地。这些土壤究竟是修复后的，还是未经修复的污染土，成为一笔糊涂账。既很难感官判定，又无法依靠有限的采样检测结果盖棺论定。
　　跨区域转移不明土壤的危险是，风险极不可控。土壤污染后存在不均匀性，尤其这么大的土方量很难掌握取样的科学准确性。“如在这种情况下随处倾倒，存在严重的暴露风险，很可能导致前期修复治理白做了。”一家污染场地修复公司总工程师说。 　　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对焦化厂修复后的土壤可作为何种用途进行了场地环评，目前环评已结束，正在向市环保局报批。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北京焦化厂治理项目已与国际通行的风险管控理念与污染场地修复程序相悖。
　　“按正常程序，场地修复之前就要有一定目的性，只有对未来该地块的用途以及修复土壤去往何处明确了之后，才能动工。”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说。
　　从污染场地的前期评估，到修复技术的确定，直至最后场地及土壤如何再利用，各环节是相互关联的，风险管控也一脉相承。此外，在后续利用程序没考虑周全，就先行施工修复，也易引发邻避运动和社会不稳定问题等后遗症。
　　如何利用
　　污染土要修复到何种程度，应严格遵循于未来不同的用途。对一块污染场地先进行污染评估，再根据后续用途，来选取最适宜的修复技术。
　　如果一个修复地块未来不用于住宅建设，而用于生物质燃料产品的油料种植基地，从经济性、治理难度等综合考虑，就可以有一定污染物残留。修复后的土壤则有两大用途：一是通过生物修复方法，土壤达标后，在保证不进入到食物链中的前提下，可用于园林景观、矿山等；另一类是采取化学技术后，因使用大量药剂，修复土壤可变为水泥砌块，或土渣，这就只能朝着建材、路基、水泥砂浆等方向考虑。
　　北京焦化厂项目采用的热解析技术，是利用高温将土壤中的污染成分驱逐，修复后的土壤已呈粉末状，其中的有机物和肥力均已丧失。因此，这类土壤利用只能考虑做建材等。“大型基建项目中的建筑材料，是我们主要的未来利用方向。但是否有这么大型的工程，能集中消纳这么多的土方，是个现实障碍。”刘燕臣表示。
　　其实，上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也曾有大量污染土壤无处消纳，被偷运至偏远地区，而遭居民抵制。但之后十多年间，土壤资源化利用快速成为一项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一批专门提供解决方案的环境公司应运而生。这要归功于：政府执法部门坚决严打非法固废收集和处置等行为；技术准则和典型流程纳入立法标准，且被严格实施，比如美国加州环保局在2008年发布了《重金属污染土壤成熟修复技术指南》；引入具备资质的专业化公司，加快土壤资源化再利用的产业化速度。
　　现在，北京焦化厂内的治理土壤不敢再私自外运，只能选在厂区东侧累积成山。修复土壤再利用时，通常是添加到其他原料中，如通过回转炉窑焚烧等方式制成水泥产品，可每100吨水泥原料中仅能掺杂3吨—5吨修复土壤，烧制成本也高。以北京焦化厂这种过百万方土壤为例，需要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消纳掉，因此，只能等待未来集中外运消化。
　　而业主单位急于开发建设，北京焦化厂原厂址要建成的住宅中，一部分已确定为主城区拆迁户的安置房。施工单位要迅速甩掉“包袱”，北京焦化厂西区的污染土壤刚清挖结束腾挪到东区堆存，后期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已经展开，预计至2015年底，该项目主体工程封顶，2016年上半年即可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