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持续地、大量地吸引外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提供足够的、称职的管理人员来经营这些资本。
　　
　　“民工荒”之外,又一个领域出现严重缺人的现象:高级管理层。这一领域的精英白领供给严重不足,可能比“民工荒”对中国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威胁。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专门从外资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人才问题进行了报道。外企投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么大笔的资金,谁来经营?外企纷纷抱怨找不到人。
　　外企在中国扎根,就必须“本土化”,用当地的人才替代从本国派来的高薪管理人员,减少费用,否则就无优势可言。美国甲骨文公司中国南方及香港分部的执行经理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在中国找到一群能力强、有职业精神的经理,否则就无法维持我们在中国的增长。”
　　这一状况,向中国经济提出了严重的警报。中国能否持续地、大量地吸引外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提供足够的、称职的管理人员来经营这些资本。否则,外资就不会再来。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有出路,就必须吸引高技术的尖端产业,但越尖端的产业,越需要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管理人员,就会阻碍中国企业的升级。
　　事实上,中国的高级白领严重短缺。外商的普遍抱怨是,在中国找个称职的管理人员实在太难。好的就那么几个,谁都在抢,结果这些人在哪家都待不长。更多的外商则抱怨,中国的雇员缺乏创意、冒险精神和管理才能,同时对自己的估价又太高。中国的教育太强调死记硬背。许多人才履历很好,英语不错,但总是没有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在一个部门按部就班还可以,一旦需要跨部门协调,主动和其他人合作,就无所适从。
　　他们的意见,总归是属于“用人单位”的反馈。中国必须据此进行反省。这种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可雇人才的现象,在如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许多“海归”也成为“海待”的背景下,显得格外令人震惊。
　　中国的大学年年扩招,守着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竟不能为这么几个位置供应称职的人才。由此可见,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和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笔者在近作《谁的大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已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教育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体制。大学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并由“上面”定出档次,按级“领赏”、拨经费。这样,大学之间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只有让学生在一套僵化的考试制度下竞争。学生从小就围绕着高考,被老师家长高度看护,毫无独立精神。而且,背景越来越单一,偏远地区和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些学生在大学里泡在一起,对社会的见识就越来越狭窄,开创精神越来越差,而且总是抱着一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状元心态”,眼高手低。
　　笔者在美国见过一些名校的中国学生,一毕业就回国。问他们为什么不在美国闯一闯,回答是,太累了,还是回去的日子容易过。这样的态度,“海归”不“海归”有什么用?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中国需要多元的教育体制,要鼓励中小型民办大学的成长,要把学生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录取标准,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半工半读地完成学业,要号召年轻人到国外闯天下。单靠国家投资,自以为是地创几个“一流”,培养出来的人,还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教育不改革,就会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