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国科学之火的点燃者”，这是叶企孙17岁时的诺言，也是他用一生践行的事业。他一生致力于科学救国，共培养了79名院士，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19人是他的学生，他也因此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
　　叶企孙小时候因为体弱多病，又有一点口吃，家里人对他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4岁时，父亲叶景沄考查哥哥的学业，问：“骆宾王的《鹅》怎么背？”二哥因痴迷画画，一时回答不出来。一生怀有报国情怀，对子女寄托颇深的叶景沄见状，拿起竹杖正准备打下去，在一旁的叶企孙赶紧扑上去，抱着父亲的大腿，说：“父亲大人，哥哥会背，他教过我的。”然后，叶企孙一字不落地大声背诵出来。这让叶景沄深感欣慰，看來实业报国的理想总算后继有人。
　　在父亲的亲自教诲下，叶企孙5岁攻读传统经书，9岁进入父亲创办的上海县立敬业学校读书，15岁就进入清华学堂求学。
　　在清华学堂学习期间，17岁的叶企孙看到满目疮痍的现实，在日记中写道：“吾国人不好科学，而不知二十世纪之文明皆科学所赐，中国之落后，在于实业之不振，实业之不振，在于科学之落后。” 同年，他和同学一起创办了第一个学生社团“清华学生科学社”，提倡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和实业振兴祖国。从此，科学救国成了他倾注一生的心血和事业。
　　1918年，20岁的叶企孙前往美国留学。在苍茫大海上，气质儒雅的叶企孙面色肃穆，他知道此去西洋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多学习先进技术，以拯救苦难的同胞。
　　初进芝加哥大学，叶企孙就被美国学生手拿面包，分秒必争的学习状态所触动。再对比国内，人们仍在酣睡，毫不上进，深感忧心的他给父亲写信：“欲救国家，需先兴科学，以实业救国。”他勇敢地选择了学起来十分困难，但与实业救国理想最贴近的实验物理学。
　　为了缩短差距，叶企孙争分夺秒地学习，同学形容他像“饥饿的蜜蜂扑在初开的花蕊上，勤奋刻苦”。三年后，叶企孙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他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入学习，师从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布里奇曼。他的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其实验结果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了16年之久。
　　仅用了三年，年仅25岁的叶企孙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一时风头无限的他辞别导师的挽留，取道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五国，参观了一些高等学校的物理研究所。他拜会了这些国家物理学界的同行后回国，带着满腔的报国情怀，为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而前后奔走。
　　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基础薄弱，尤其是科学方面更处于一穷二白的初始探索阶段。叶企孙作为清华大学理学院首任院长、物理系主任，为了让科学精神在中国大地上真正扎根，他四处奔走，向大家强调国家的强大，不仅需要“育人”，还需要“育土”，而师资力量就是重要的土壤。在学院初步发展之时，他将年轻、资质浅的老师工资定得比自己工资还高;在事业正盛之时，他推荐年轻的吴有训代替自己担任理学院院长之职。这样礼贤下士的君子之风，让他赢得了很多学者的钦佩。
　　叶企孙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为了实现中国学术研究的独立和先进，平时不善言辞的他牺牲专业研究时间，动用所有资源，千方百计地为教师们的研究创造优质条件。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一时间，清华大学物理系具备了当时国内最强的师资研究力量。
　　在学生眼里，叶企孙是最严厉的恩师，也是最可靠的朋友，“有困难找叶先生”成为学生们的共识。他居住的地方是清华北院7号，常常有很多学生前来蹭饭，号称“北院七号饭团”，以至于这些学生后来回国，不愿住宾馆，只愿到北院7号来借住几日，回忆和叶先生一起围炉坐谈的时光。
　　有一次，学生毕业前聚会，一向内敛的叶企孙喝醉了，看着学有所成的毕业生们，他难得的喜形于色，说道：“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叶企孙一生致力于培养学子，用毕生精力让科学的星星之火在中国点燃。中国科学院第一届数理化学部委员中，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超过了二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毕业于叶企孙创立的理学院。叶企孙一生温文儒雅，只问耕耘不求回报，与梅贻琦、潘光旦、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流传在清华大学的百年传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