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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根植于社会现实，方法论也需与时俱进，随着《楚辞》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其的研究方法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本文概述了前人对《楚辞》方法论的研究情况，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文艺学方法论阐释楚辞文化。
关键词：文艺方法论；楚辞研究
一、前人研究方法综述
1、注解型研究
注解型研究是指将单篇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把考据、训释、辞章作为研究单位的研究方法，诸如王逸的《<楚辞>章句》，朱熹的《<楚辞>集注》等。注解型研究方法是理解《楚辞》的基础，是了解词句的必经之路，注解型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自古得到公认。但注解型研究只能显示大体意思，且往往语焉不详，不能从整体上深入地理解其精神内涵。朱熹认为王逸《<楚辞>章句》所收篇目不妥，“《七谏》以下，辞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陈振孙《书录解题》引）。因此，《集注》删去《<楚辞>章句》原有的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而增补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二篇。《集注》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25篇，总名之为“离骚”；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共16篇，称为“续离骚”。区分屈原作品和其他人的拟作，以及以情辞深切为标准进行篇目的增删，这种做法明确地突出了屈原在《楚辞》创作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也着意强调《楚辞》在情感和语句方面的特点。在注释方法上，朱熹特别强调贯通章句，阐发义理。王逸和洪兴祖的注释皆以名物训诂为主，而朱熹的注释基本上以四句为一章（亦有六句、八句不等），先释字义再通释章句，每章还对其表达方式加以揣摩，系以赋、比、兴字样。
2、解析型研究
解析型研究是将单篇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重视写作背景和社会环境，把解析作品中心思想、历史意义、艺术特点作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方法。解析型研究在解读作品的基础上解析作品，涵盖思想解析和艺术解析，且旨在揭示作品的思想内涵以及艺术形式。但该研究方法忽略了《楚辞》的文化意义，特别是作品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作品的美学价值，显得庸俗化。詹安泰的《屈原》与《离骚笺疏》从解析的角度出发，利用解析法独出机杼，通过对《楚辞》所描写的时代，人物生活环境，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的详细解释，使原本诘曲聱牙的《楚辞》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下里巴人式的文本。其中，《离骚笺疏》则是过尽千帆，博采众长提炼其独特见解的文章，深刻地体现了解析研究的价值，其独到的见解，深厚的学养，让人叹为观止。
3、复合型研究
复合型研究是指将作品的文学内涵发散到各种意识形态中，并推究社会文化根源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以文化社会为背景，联系历史现实因素，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立体交叉研究。与前两者的研究方法相比可以说是很大的变革，它更具综合性，从崭新角度进行合情合理的大胆假设。梁启超从心理学方法解析屈原的内心情感路程，也从屈原作品中的神话传说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游国恩从音乐、哲学、地理、民俗、宗教等多种角度研究《楚辞》，体现复合型解析的优势。姜亮夫从哲学、宗教学、音韵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探析《楚辞》，综合理解，条分缕析，进行高屋建瓴地整合概，如《屈原赋校注》、《<楚辞>通故》。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研究模式即注解型研究、解析型研究和复合型研究形成了纵向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楚辞》研究发展的方向的变革到了复合型研究，时代要求将其进一步深化，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复合型研究的深化与综合
1、多学科相结合研究
近年来《楚辞》研究趋向新、深、细，诸多学科和方法结合研究已成为重要的方法。经综合分析，多学科相结合研究的方法可初略分为十大类。第一类：文化学角度，刘师培、张正明等人认为《楚辞》文化发源南方，且是南方独具的，与北方没有任何关系，而王国维、鲁迅则认为文化没有南北之分；第二类：语言学角度，于省吾、刘永济、王力等人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方言、语法、押韵、语音等多个方面均有扛鼎之论，如《<楚辞>解故》；第三类：史学角度，李大明、周建忠、游国恩等人通过翔实的资料系统整理分析，《<楚辞>研究论衡》就是代表；第四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角度，该方法论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而揭示《楚辞》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代表人物何其芳、郭沫若等人；第五类：风俗学角度，如周勋初、李炳海等人从风俗角度对《楚辞》深入分析；第六类：心理学角度，如《屈原创作心理初探》。第七类：哲学角度，主要研究生死，存在价值，万物本源等问题；第八类：神话学角度，通过丰富的想象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林和，代表作品《<楚辞>与神话》；第九类：地理学角度，代表人物何光岳，代表作品《<楚辞>地理考》；第十类：民族学角度，理清民族的发源兴起及成分架构，使其独具特色和民族个性，代表人物张正明。
2、整体感知与细节剖析相结合
客观地说，文人学者对《楚辞》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其中的错误疏漏之处也不可忽视。整体感知与细节剖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了文本的整体与细节部分，更大可能性地规避了类似错误。整体感知和细节剖析各有所长，只是注重整体方面容易流于空疏，大而不当，而只是注重细节容易流于盲人摸象，无所归依，迷失方向。二者结合，才能细致探究，达到高屋建瓴的效果。《<楚辞>》力求在纵向横向立体交叉发展和与各种文化的复杂联系中去把握《楚辞》，从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从空间上看，要联系当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从时间上看，还要追溯历史文化源流，立体式、多角度的分析、概括使得《楚辞》文化的面目被揭开，脱离空洞的、干巴巴的幻想和寻章摘句老雕虫式的推导，实现多层次的阐释，细致入微的剖析，从而概括出真理。
3、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
《楚辞》极富浪漫主义情怀，其丰富的想象和多样化的修辞手法，将这种情怀推向极致。梁启超认为《九歌》是最具浪漫的文章；郭沫若则称屈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用浪漫主义手法反映现实主义精神；更有人称其具有现实主义实践指导意义，认为是与马克思革命发展阶段论相适合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探究浪漫主义要根植现实主义的土壤，胡适之先生就曾经怀疑《楚辞》是后人伪作。研究史料发现，自汉以来，几乎《楚辞》每一篇都有人怀疑是伪作，因为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目的。汉代宣扬《楚辞》思想，视其为忠心立国之精神导源；宋朝宣扬《楚辞》思想，是为增加民族凝聚力，维护一隅统治；元朝反对《楚辞》思想，则是含沙射影反对元朝统治。 三、楚辞研究之学理反思
随着专家学者学养的不断提高，发现以往有的作品有偏差，有的学者泥古不化，往往造成论点与论据不符，观点片面。加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学者纷纷转向获取经济效益的研究，过于务虚，致使文艺方法论的研究流于形式，论文重复抄袭现象尤为严重，缺乏新意。且学术氛围不浓厚，学术研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足，学者之间的争鸣探讨不激励，互相吹捧成为主流。学者对文艺方法论的不够重视，主观地提出楚辞可以分为十几个学科，并进行简单的叠加，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方法论体系，对建立这些学科的合理性方面也语焉不详，缺乏实质性进展。对于当下社会所掀起楚辞学习的热潮，研究人员大到九十多，小到十几岁，各个年龄段均有。研究人员的普遍化，加上各大院校多设立专门课题，资深教授授课，国家课题申报，使得《楚辞》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硕果累累，学者对屈原的思想也基本达成了共识，但不乏部分学者有独到的观点。
四、结束语
国人对《楚辞》的研究源远流长，研究人员更是博采众长。汉代的王逸是研究《楚辞》代表人物。宋代时期以朱熹为代表，其《<楚辞>集注》是最早全面的从文学艺术的视角来研究《楚辞》。明代以汪瑗、王夫之、蒋骥、戴震为代表。近现代研究者以廖平、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人为代表。20世纪则以郭沫若、鲁迅、胡适、朱自清、苏雪林、闻一多、林庚、陆侃如、刘永济、蒋天枢、汤炳正等为代表。但20世纪以来对其研究较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即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和蔓延。如：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用美学思维予以关注，倾向于屈原的死亡意识，认为死亡才是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重要的主题；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则涉足戏剧领域呼唤爱国主义。（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莹.宋代《楚辞》研究概述［J］大连大学学报,1995,(01).
［2］ 刘洪波.近20年《《楚辞》补注》研究综述［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
［3］ 谭德兴.论宋代《楚辞》观的新发展［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05).
［4］ 张来芳.洪兴祖对《楚辞》研究的贡献［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4).
［5］ 岳书法.洪兴祖《《楚辞》补注》体例说略［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
关键词：文艺方法论；楚辞研究
一、前人研究方法综述
1、注解型研究
注解型研究是指将单篇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把考据、训释、辞章作为研究单位的研究方法，诸如王逸的《<楚辞>章句》，朱熹的《<楚辞>集注》等。注解型研究方法是理解《楚辞》的基础，是了解词句的必经之路，注解型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自古得到公认。但注解型研究只能显示大体意思，且往往语焉不详，不能从整体上深入地理解其精神内涵。朱熹认为王逸《<楚辞>章句》所收篇目不妥，“《七谏》以下，辞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陈振孙《书录解题》引）。因此，《集注》删去《<楚辞>章句》原有的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而增补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二篇。《集注》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25篇，总名之为“离骚”；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共16篇，称为“续离骚”。区分屈原作品和其他人的拟作，以及以情辞深切为标准进行篇目的增删，这种做法明确地突出了屈原在《楚辞》创作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也着意强调《楚辞》在情感和语句方面的特点。在注释方法上，朱熹特别强调贯通章句，阐发义理。王逸和洪兴祖的注释皆以名物训诂为主，而朱熹的注释基本上以四句为一章（亦有六句、八句不等），先释字义再通释章句，每章还对其表达方式加以揣摩，系以赋、比、兴字样。
2、解析型研究
解析型研究是将单篇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重视写作背景和社会环境，把解析作品中心思想、历史意义、艺术特点作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方法。解析型研究在解读作品的基础上解析作品，涵盖思想解析和艺术解析，且旨在揭示作品的思想内涵以及艺术形式。但该研究方法忽略了《楚辞》的文化意义，特别是作品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作品的美学价值，显得庸俗化。詹安泰的《屈原》与《离骚笺疏》从解析的角度出发，利用解析法独出机杼，通过对《楚辞》所描写的时代，人物生活环境，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的详细解释，使原本诘曲聱牙的《楚辞》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下里巴人式的文本。其中，《离骚笺疏》则是过尽千帆，博采众长提炼其独特见解的文章，深刻地体现了解析研究的价值，其独到的见解，深厚的学养，让人叹为观止。
3、复合型研究
复合型研究是指将作品的文学内涵发散到各种意识形态中，并推究社会文化根源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以文化社会为背景，联系历史现实因素，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立体交叉研究。与前两者的研究方法相比可以说是很大的变革，它更具综合性，从崭新角度进行合情合理的大胆假设。梁启超从心理学方法解析屈原的内心情感路程，也从屈原作品中的神话传说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游国恩从音乐、哲学、地理、民俗、宗教等多种角度研究《楚辞》，体现复合型解析的优势。姜亮夫从哲学、宗教学、音韵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探析《楚辞》，综合理解，条分缕析，进行高屋建瓴地整合概，如《屈原赋校注》、《<楚辞>通故》。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研究模式即注解型研究、解析型研究和复合型研究形成了纵向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楚辞》研究发展的方向的变革到了复合型研究，时代要求将其进一步深化，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复合型研究的深化与综合
1、多学科相结合研究
近年来《楚辞》研究趋向新、深、细，诸多学科和方法结合研究已成为重要的方法。经综合分析，多学科相结合研究的方法可初略分为十大类。第一类：文化学角度，刘师培、张正明等人认为《楚辞》文化发源南方，且是南方独具的，与北方没有任何关系，而王国维、鲁迅则认为文化没有南北之分；第二类：语言学角度，于省吾、刘永济、王力等人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方言、语法、押韵、语音等多个方面均有扛鼎之论，如《<楚辞>解故》；第三类：史学角度，李大明、周建忠、游国恩等人通过翔实的资料系统整理分析，《<楚辞>研究论衡》就是代表；第四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角度，该方法论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而揭示《楚辞》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代表人物何其芳、郭沫若等人；第五类：风俗学角度，如周勋初、李炳海等人从风俗角度对《楚辞》深入分析；第六类：心理学角度，如《屈原创作心理初探》。第七类：哲学角度，主要研究生死，存在价值，万物本源等问题；第八类：神话学角度，通过丰富的想象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林和，代表作品《<楚辞>与神话》；第九类：地理学角度，代表人物何光岳，代表作品《<楚辞>地理考》；第十类：民族学角度，理清民族的发源兴起及成分架构，使其独具特色和民族个性，代表人物张正明。
2、整体感知与细节剖析相结合
客观地说，文人学者对《楚辞》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其中的错误疏漏之处也不可忽视。整体感知与细节剖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了文本的整体与细节部分，更大可能性地规避了类似错误。整体感知和细节剖析各有所长，只是注重整体方面容易流于空疏，大而不当，而只是注重细节容易流于盲人摸象，无所归依，迷失方向。二者结合，才能细致探究，达到高屋建瓴的效果。《<楚辞>》力求在纵向横向立体交叉发展和与各种文化的复杂联系中去把握《楚辞》，从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从空间上看，要联系当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从时间上看，还要追溯历史文化源流，立体式、多角度的分析、概括使得《楚辞》文化的面目被揭开，脱离空洞的、干巴巴的幻想和寻章摘句老雕虫式的推导，实现多层次的阐释，细致入微的剖析，从而概括出真理。
3、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
《楚辞》极富浪漫主义情怀，其丰富的想象和多样化的修辞手法，将这种情怀推向极致。梁启超认为《九歌》是最具浪漫的文章；郭沫若则称屈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用浪漫主义手法反映现实主义精神；更有人称其具有现实主义实践指导意义，认为是与马克思革命发展阶段论相适合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探究浪漫主义要根植现实主义的土壤，胡适之先生就曾经怀疑《楚辞》是后人伪作。研究史料发现，自汉以来，几乎《楚辞》每一篇都有人怀疑是伪作，因为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目的。汉代宣扬《楚辞》思想，视其为忠心立国之精神导源；宋朝宣扬《楚辞》思想，是为增加民族凝聚力，维护一隅统治；元朝反对《楚辞》思想，则是含沙射影反对元朝统治。 三、楚辞研究之学理反思
随着专家学者学养的不断提高，发现以往有的作品有偏差，有的学者泥古不化，往往造成论点与论据不符，观点片面。加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学者纷纷转向获取经济效益的研究，过于务虚，致使文艺方法论的研究流于形式，论文重复抄袭现象尤为严重，缺乏新意。且学术氛围不浓厚，学术研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足，学者之间的争鸣探讨不激励，互相吹捧成为主流。学者对文艺方法论的不够重视，主观地提出楚辞可以分为十几个学科，并进行简单的叠加，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方法论体系，对建立这些学科的合理性方面也语焉不详，缺乏实质性进展。对于当下社会所掀起楚辞学习的热潮，研究人员大到九十多，小到十几岁，各个年龄段均有。研究人员的普遍化，加上各大院校多设立专门课题，资深教授授课，国家课题申报，使得《楚辞》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硕果累累，学者对屈原的思想也基本达成了共识，但不乏部分学者有独到的观点。
四、结束语
国人对《楚辞》的研究源远流长，研究人员更是博采众长。汉代的王逸是研究《楚辞》代表人物。宋代时期以朱熹为代表，其《<楚辞>集注》是最早全面的从文学艺术的视角来研究《楚辞》。明代以汪瑗、王夫之、蒋骥、戴震为代表。近现代研究者以廖平、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人为代表。20世纪则以郭沫若、鲁迅、胡适、朱自清、苏雪林、闻一多、林庚、陆侃如、刘永济、蒋天枢、汤炳正等为代表。但20世纪以来对其研究较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即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和蔓延。如：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用美学思维予以关注，倾向于屈原的死亡意识，认为死亡才是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重要的主题；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则涉足戏剧领域呼唤爱国主义。（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莹.宋代《楚辞》研究概述［J］大连大学学报,1995,(01).
［2］ 刘洪波.近20年《《楚辞》补注》研究综述［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
［3］ 谭德兴.论宋代《楚辞》观的新发展［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05).
［4］ 张来芳.洪兴祖对《楚辞》研究的贡献［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4).
［5］ 岳书法.洪兴祖《《楚辞》补注》体例说略［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