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第七期《时代的报告》，在《重新刊登<本刊说明>请读者评说》的总标题下，刊载了薛亮、方含英的《一篇玩弄诡辩术的奇文》，彭泽、严汝的《应当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郑显国、文正的《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是新时期的优良作风》，梁军的《也和<文艺报>争鸣》四篇来信来论，对《文艺报》第五期发表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提出反批评。
　　薛、方文中说：(一)《本刊说明》中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六年”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提法问题。(二)说“有些人”突破《讲话》搞自由化，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原则》一文蓄意把“有些人”扩大成整个“文艺界”，从而将这个说明引申为“否认”文艺界的“巨大成绩”、以及把两个历史时期“混为一谈”等等。(三)“《原则》一文既不谈对《讲话》基本原则的坚持，也不谈在坚持《讲话》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发展，只是一味强调修改。试问：如此修改下去，难道还能坚持《讲话》的基本原则吗？！”“我们觉得《文艺报》近几年来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发表《原则》这样的奇文，一方面固然要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的好汉，但另一方面也很难说没有其他用心。”该文最后说，《文艺报》“要动员舆论，组织围攻，把《时代的报告》打成极左刊物，并把它置之死地”，“表明他们尽管口头上拥护三中全会，但事实上却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踏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路线。”
　　彭、严的信中说：有些人一看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象西班牙斗牛时牛看见红布一样激动起来，……说穿了，这是借维护三中全会路线之名，行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
　　郑、文的文章中认为，指出“文革”以来十六年对待《讲话》问题上存在的“左”和右的歪曲和篡改，是合乎实际的，正确的。而《文艺报》所刊雨田的文章，不仅论点站不住脚，而且论据也不能成立。“这是一种文过饰非、十分蛮横的非科学的态度，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打棍子、乱扣政治帽子的恶劣作风的一种流毒的表现。”
　　梁军文中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如果还带着由于历史的错误而形成的偏见，固执地反对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这样一个对于文艺工作者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不仅是十分不应该，也是十分错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