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至今难以消除，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金融不稳定对宏观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日益显著，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引起了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文主要从微观角度即企业投融资模式、宏观角度包括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全球化角度即国际经济关系这3个视角4个维度分析了货币信用制度如何深刻作用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从而厘清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动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研究结论是：我国应该保持货币适度增长，维持流动性稳定，加强金融监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步骤地实施金融开放，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运行。
[关键词]货币信用制度 投融资模式 信货扩张 投机 金融泡沫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8）01-0035-07
一、引言
在2017年7月14～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并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①目前，遭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打击的世界经济尚未显著复苏，全球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过剩产能尚未完全消解，同时面临杠杆率过高、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高企、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和阶段性资金外逃跡象等种种金融风险，甚至不排除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这样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为我们深刻理解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提供了背景依据。为进一步理解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从理论角度认识货币信用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机制十分必要。
二、现代信用链条中货币价格关系决定投一融资模式运行企业的生死存亡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作为价值形式，承载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货币价格是商品生产者决策和行动的精神引导，商品拜物教最终转化为货币拜物教。市场微观主体的决策指南是货币利润而不是产品使用，企业力求已经发生的投资有利可图，同时又能引致未来投资，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正是利润最大化之谋求，驱动现代企业创造了投资一融资经营模式，借助这种模式，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社会资本服务于白身利益，克服私人资本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投一融资模式可以极大地提高私人资本的循环周转效率，保证资本在生产各个环节不停顿，以穷尽投资回报。既然利润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在企业的投入一产出中，所有投资的成本价格与收入价格相减，最终得到的净现金流就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一项投资类似于一个债券，是用今天的货币换取未来货币的过程。”[1]
企业投资所生产的资本资产是可以用于交换的社会财富，同时资本资产的直接功能是带来产出品，并最终通过交换获取货币利润，当然就有市场价格。资本主义投资一融资模式能够让企业凭借以上两种资产，进行两种基本融资选择：一是将资本资产或者其预期收入现金流作为抵押，获取债务融资;二是将资本资产或者其预期收入现金流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实现股权融资。由此形成的股票和债券等一系列证券资产都是虚拟资本，其价值（价格）是“幻想”的，受资本资产价格及其预期收入流、银行利率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风险如影随形。
因此，这种借助资本主义信用建立起来的企业投一融资模式，将企业置于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风险机制之中。首先，企业投资所获得的收入，在债券所有者与包括股权所有者等在内的剩余权益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导致价值分配关系出现了多层次、间接性的变革，同时债权人所应分配的金额成为企业的成本。其次，企业货币利润的决定日益错综复杂，即由投资后产出所带来的现金流原本主要取决于产出品的市场价格，但是由于投资活动被融资行为所构建的信用链条所介人，导致投资最终所获得的净收入还受资本资产价格及其资产化率等因素制约。第三，证券化资产的价格自身又是虚拟的，除受收入现金流影响外，还会因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第四，证券化资产的价格直接决定了企业所有者抵押贷款的还债能力，或者是未来抵押贷款的还债能力，如果因为资产价格下跌导致企业还债能力减弱，势必只有用货币利润加以弥补，引起投资风险甚至导致破产;如果资产价格下跌导致企业抵押贷款能力下降，则不得不进行内部融资而吞噬利润，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显著加大。“尽管是资本资产的技术性特征导致了我们的经济中‘用现在的钱赚未来的钱’这种基本关系，但是复杂的金融系统在数量、范围和程度上都放大了这种关系。[2]
显然，在这个如同累卵的投一融资经营模式中，作为企业资产的证券价格成为关键因素，当市场上货币充裕、货币支付手段的强制性没有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各种价格都会呈饱满状态，由此维持的债务经济足以“创造”需求，极大地支撑着货币利润;而当市场上货币短缺、任何环节都可能发生支付困难的时候.所有的价格包括收入现金流和证券价格就没有了支撑，从而企业的货币利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三、现代市场经济短期波动中的货币现象越来越突出
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对货币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3]只有产业周期的中间阶段，借贷资本的充足和产业资本的扩张是一致的。
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演进，货币越来越显著地介人到经济周期之中，19世纪后期，“经济周期变得更加具有投机性，更加不稳定，他们的货币现象变得更加突出。”[4]伊藤诚认为，资本主义古典时代结束后，引领一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蒸汽机等所代表的大机器工业相比，后来取而代之的像铁路之类的主导产业要求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信用机构产生了空前的融资依赖性，因此潜藏着巨大的投机性：在耗时数年消耗大量资本品的筹建阶段，并无产品供给，却会鼓励对需求增长的投机性预测，导致大型工程建设期内的盲目繁荣，特别是资本品产业的非理性投资很容易被催化，使得由巨额固定投资所引致的经济上升周期具有了强烈的投机特征，并从一开始即不平衡。 在固定资本生产能力建设过程中，对未来前景的非理性乐观预期所催化的创业利润诱惑，驱动信用体系动员大量闲置货币资本，扩大信贷规模，以低水平利率持续加大固定资本投资。然而，也正是这种货币扩张往往创造了过度的产能，即公司生产能力大幅度扩张所带来的产出规模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际需求来满足，反而货币扩张烘托起来的投资竞争氛围增加了固定资本投资中的投机机会——利用价格波动，从中倒买倒卖，赚取差价，股票价格因此上涨;投机导致可贷资金供给相对短缺，利率低水平终将不可持续。货币供给难以滿足投机所产生的无限需求，这种短缺终将对股票价格造成釜底抽薪，瞬间改变市场预期，于是在过度资本积累可能引起实际工资上涨之前很长时间，就可能导致周期性上升的中断。
在这个过程中，投机商和金融机构开始破产，货币支付手段的强制性导致利率进一步上升，投机动机消失、股票交易崩溃和利率攀升这三者结合，导致衰退不可避免。萧条更为严重和持久，大量折旧极为缓慢的固定资本依然存在，周期上升阶段开始建设的厂房和投资的设备又陆续加人生产行列，倒闭企业的厂房和设备被接管，但并未减少，利率因为可贷资金需求减少而下降;依靠对产量和雇员的减少来缓和下降的垄断组织，还会导致非垄断部门成本增加，垄断价格因此可能加剧和延长萧条。
正如马克思所说：“固定资本经济生命的长度为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提供了物质基础。”[5]只要过剩的产能没有被消耗，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产业领域就不具备重启繁荣的条件。因此，新阶段只可能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部门或者在国外市场暴跌时作为局部、不平衡和投机现象而出现，这种现象从19世纪末延续至今。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国经济因为世界经济周期拖累及自身不平衡因素的积累，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过渡到“新常态”，要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状态，就必须依靠“创新驱动”，从传统领域之外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也要通过将高新技术引入传统产业，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货币信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名义价格水平上升导致收入分配变化而使得危机隐蔽化这一方面。信用货币通过提供持续的债务融资使个体在收入减退的时候仍可以维持原来的消费水平，使原本应由私人直接承担的损失转而通过利用通货膨胀，借助名义收入增长和再分配的过程而转移给其他人。这种损失的社会化阻挡了早期萧条阶段发生的大规模资本破坏和资产贬值的进程。因此，1970年代之后的结构性危机往往隐形地表现为加速的通胀压力。[6]
四、现代经济增长离不开货币信用制度的支持
基础设施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林毅夫教授将基础设施看作是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同的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要素禀赋，“而从概念上来讲，有必要将基础设施也作为经济禀赋中的另一个组成部分。”[7]基础设施除了制度、法律等软件之外，还包括诸如机场、公路、铁路、港口、通讯网络、电网以及城镇公共设施等硬件。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国固定资本的积累，大多属于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单个投资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年才能等到回报期，私人资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却能够带来正的外溢效应，产生规模经济，扩大市场范围，提升分工水平，提高交易效率。因此，一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衡量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后续动力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特点决定了政府无论作为单独出资人还是与社会资本合作（如PPP模式），都离不开大规模的融资。显然，货币信用制度的融资支持成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重要决定因素。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带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腹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途经国家的经济发展，通过“互联互通”实现与这些国家的“互惠共赢”。这一倡议实施的关键和重点就是提升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水平，改善其资源禀赋条件，最终谋求我国和相关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正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特殊性，我国独立出资设立了“丝路基金”，并作为最大股东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专门的货币信用支持体系来配套“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为基础设施投资发挥着重要的融资作用。
货币信用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还可以从资本主义积累的角度，结合现代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发展趋势加以说明。根据大卫·哈维的研究，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积累经历了初级循环一次级循环一三级循环转移的演进过程。[8]货币信用系统在实际的生产和消费之前创造出“虚拟资本”，支持了初级循环中的流动资本转向次级循环中的固定资本，前者是农业、工业等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后者是机场、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所构成的空间领域建设，它构成城市化的内容。“当固定资本的规模、数量和耐用性随着积累而不断增加时，资本主义必然演化出更加复杂的信用体系来处理固定资本流通所产生的问题。”[9]已经完成次级循环转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内部，需要从资本主义空间之外扩展持续积累的来源，即转入三级循环，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正代表了次级循环向三级循环的转移。全球化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过程离不开货币信用制度的创新与支持，这就是金融自由化，它充分激发了金融资本的灵活性和投机性，将原本游离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资源整合进体系之中，这是自1980年代之后，世界资本主义能维持较长期繁荣的重要原因。[10]
五、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信用体系沦为国际剥削和金融掠夺的工具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迈入国际金融垄断阶段。各国之间的竞争，一方面体现在国民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竞争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国际之间金融力量的较量上。后者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利用货币霸权，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国际竞争的优势地位。近几十年来，美国利用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等手段，极力维护美元的世界主导货币地位，确保石油、粮食以及贵金属等重要国际经济资源以美元定价。这种国际定价权的垄断，赋予美国通过实施货币政策驾驭国际资源价格的权力，进而美国借助国际贸易实现了调配国际资源、开展国际竞争，巩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比如：1985年，美国与日本、德国等签订“广场协议”，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进行有秩序的贬值，为促进美国出口创造价格竞争优势，以解决其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再比如：众所周知，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国际油价的涨跌产生直接作用。二是通过构建垄断性的国际信用体系，对缺乏资金的他国实施金融控制，并利用金融投机等手段，干扰他国货币信用机制，进行直接的金融掠夺。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构建并控制着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这种垄断性国际金融体系中，首先，与美元挂钩的他国货币政策难以摆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其独立性大打折扣，从而这些国家的货币控制力被削弱。其次，美国可以便利地在国际范围进行金融操纵与投机，致使处于被动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打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甚至欧洲债务危机等，都有美国金融操纵的身影。 总之，受美国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的全球货币信用体系，在国际贸易活动及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借助世界货币职能，利用货币资本的灵活性，进行资源垄断和控制，占领国际贸易先机，实施国际剥削和金融掠夺。货币信用机制对经济的作用已跨越国界，在全球化和金融化背景下，越來越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对各国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给发展中国家和金融弱势国家敲响了加强金融安全的警钟。
六、结论
货币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货币信用制度的积极推动。同时，货币信用制度又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加剧实体经济的震荡，甚至引发萧条，这往往发生在信用过度扩张的条件下，因为后者会刺激投机，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误导。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保持货币信贷规模适度增长，维持稳定的流动性应当是货币政策实施的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短期调控手段，货币政策工具运用要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际进行创新，加强科学评估，避免“一刀切”，通过注重细节设计、强化结构控制等引导货币流向实体经济，防止信贷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股市等容易炒作的资产区域发生资金空转。特别是在经济出现下行趋势的时候，更要审慎实施货币扩张政策，防范金融投机，防止货币“放水”导致信用扩张进而引发诸如通货膨胀、金融泡沫等不良严重后果。
理论和实践也证明，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仅仅依靠注重“需求”管理的传统调控手段无法实现，政府调控更应该着眼于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练好内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时代呼唤脱颖而出。我国提出的“三去一补一降”措施，其中，去产能、去库存，着眼于清除过去很长时期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所积累的弊病;而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则是抑制未来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引入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率，其中去杠杆意在从根源上杜绝货币信用对实体经济产生误导。最后，货币信用也是国际控制和掠夺的手段。作为金融弱势国家，我国在推进金融开放过程中不能贸然地提倡“一步到位”或者急于求成，而应该始终将金融安全放在第一位，逐渐稳步扩大金融开放程度，使金融开放水平始终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地位相匹配。
参考文献：
[1][2]（美国）海曼·P.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M].石宝峰，张慧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5]（日）伊藤·诚，（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M].孙刚，戴淑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6]Robert Guttmann.Money and Creditin Regulation Theory[M].Published in theTaylor&Francis e-Library，2005.
[7]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张建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Gary Teeple，Stephen McBride.Rela-tions of Global Power：Neoliberal Order andDisorder[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0.
[9]张佳.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卢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一个阐释[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2，（01）.
[关键词]货币信用制度 投融资模式 信货扩张 投机 金融泡沫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8）01-0035-07
一、引言
在2017年7月14～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并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①目前，遭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打击的世界经济尚未显著复苏，全球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过剩产能尚未完全消解，同时面临杠杆率过高、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高企、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和阶段性资金外逃跡象等种种金融风险，甚至不排除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这样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为我们深刻理解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提供了背景依据。为进一步理解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从理论角度认识货币信用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机制十分必要。
二、现代信用链条中货币价格关系决定投一融资模式运行企业的生死存亡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作为价值形式，承载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货币价格是商品生产者决策和行动的精神引导，商品拜物教最终转化为货币拜物教。市场微观主体的决策指南是货币利润而不是产品使用，企业力求已经发生的投资有利可图，同时又能引致未来投资，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正是利润最大化之谋求，驱动现代企业创造了投资一融资经营模式，借助这种模式，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社会资本服务于白身利益，克服私人资本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投一融资模式可以极大地提高私人资本的循环周转效率，保证资本在生产各个环节不停顿，以穷尽投资回报。既然利润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在企业的投入一产出中，所有投资的成本价格与收入价格相减，最终得到的净现金流就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一项投资类似于一个债券，是用今天的货币换取未来货币的过程。”[1]
企业投资所生产的资本资产是可以用于交换的社会财富，同时资本资产的直接功能是带来产出品，并最终通过交换获取货币利润，当然就有市场价格。资本主义投资一融资模式能够让企业凭借以上两种资产，进行两种基本融资选择：一是将资本资产或者其预期收入现金流作为抵押，获取债务融资;二是将资本资产或者其预期收入现金流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实现股权融资。由此形成的股票和债券等一系列证券资产都是虚拟资本，其价值（价格）是“幻想”的，受资本资产价格及其预期收入流、银行利率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风险如影随形。
因此，这种借助资本主义信用建立起来的企业投一融资模式，将企业置于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风险机制之中。首先，企业投资所获得的收入，在债券所有者与包括股权所有者等在内的剩余权益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导致价值分配关系出现了多层次、间接性的变革，同时债权人所应分配的金额成为企业的成本。其次，企业货币利润的决定日益错综复杂，即由投资后产出所带来的现金流原本主要取决于产出品的市场价格，但是由于投资活动被融资行为所构建的信用链条所介人，导致投资最终所获得的净收入还受资本资产价格及其资产化率等因素制约。第三，证券化资产的价格自身又是虚拟的，除受收入现金流影响外，还会因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第四，证券化资产的价格直接决定了企业所有者抵押贷款的还债能力，或者是未来抵押贷款的还债能力，如果因为资产价格下跌导致企业还债能力减弱，势必只有用货币利润加以弥补，引起投资风险甚至导致破产;如果资产价格下跌导致企业抵押贷款能力下降，则不得不进行内部融资而吞噬利润，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显著加大。“尽管是资本资产的技术性特征导致了我们的经济中‘用现在的钱赚未来的钱’这种基本关系，但是复杂的金融系统在数量、范围和程度上都放大了这种关系。[2]
显然，在这个如同累卵的投一融资经营模式中，作为企业资产的证券价格成为关键因素，当市场上货币充裕、货币支付手段的强制性没有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各种价格都会呈饱满状态，由此维持的债务经济足以“创造”需求，极大地支撑着货币利润;而当市场上货币短缺、任何环节都可能发生支付困难的时候.所有的价格包括收入现金流和证券价格就没有了支撑，从而企业的货币利润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三、现代市场经济短期波动中的货币现象越来越突出
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对货币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3]只有产业周期的中间阶段，借贷资本的充足和产业资本的扩张是一致的。
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演进，货币越来越显著地介人到经济周期之中，19世纪后期，“经济周期变得更加具有投机性，更加不稳定，他们的货币现象变得更加突出。”[4]伊藤诚认为，资本主义古典时代结束后，引领一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蒸汽机等所代表的大机器工业相比，后来取而代之的像铁路之类的主导产业要求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信用机构产生了空前的融资依赖性，因此潜藏着巨大的投机性：在耗时数年消耗大量资本品的筹建阶段，并无产品供给，却会鼓励对需求增长的投机性预测，导致大型工程建设期内的盲目繁荣，特别是资本品产业的非理性投资很容易被催化，使得由巨额固定投资所引致的经济上升周期具有了强烈的投机特征，并从一开始即不平衡。 在固定资本生产能力建设过程中，对未来前景的非理性乐观预期所催化的创业利润诱惑，驱动信用体系动员大量闲置货币资本，扩大信贷规模，以低水平利率持续加大固定资本投资。然而，也正是这种货币扩张往往创造了过度的产能，即公司生产能力大幅度扩张所带来的产出规模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际需求来满足，反而货币扩张烘托起来的投资竞争氛围增加了固定资本投资中的投机机会——利用价格波动，从中倒买倒卖，赚取差价，股票价格因此上涨;投机导致可贷资金供给相对短缺，利率低水平终将不可持续。货币供给难以滿足投机所产生的无限需求，这种短缺终将对股票价格造成釜底抽薪，瞬间改变市场预期，于是在过度资本积累可能引起实际工资上涨之前很长时间，就可能导致周期性上升的中断。
在这个过程中，投机商和金融机构开始破产，货币支付手段的强制性导致利率进一步上升，投机动机消失、股票交易崩溃和利率攀升这三者结合，导致衰退不可避免。萧条更为严重和持久，大量折旧极为缓慢的固定资本依然存在，周期上升阶段开始建设的厂房和投资的设备又陆续加人生产行列，倒闭企业的厂房和设备被接管，但并未减少，利率因为可贷资金需求减少而下降;依靠对产量和雇员的减少来缓和下降的垄断组织，还会导致非垄断部门成本增加，垄断价格因此可能加剧和延长萧条。
正如马克思所说：“固定资本经济生命的长度为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提供了物质基础。”[5]只要过剩的产能没有被消耗，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产业领域就不具备重启繁荣的条件。因此，新阶段只可能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部门或者在国外市场暴跌时作为局部、不平衡和投机现象而出现，这种现象从19世纪末延续至今。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国经济因为世界经济周期拖累及自身不平衡因素的积累，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过渡到“新常态”，要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状态，就必须依靠“创新驱动”，从传统领域之外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也要通过将高新技术引入传统产业，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货币信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名义价格水平上升导致收入分配变化而使得危机隐蔽化这一方面。信用货币通过提供持续的债务融资使个体在收入减退的时候仍可以维持原来的消费水平，使原本应由私人直接承担的损失转而通过利用通货膨胀，借助名义收入增长和再分配的过程而转移给其他人。这种损失的社会化阻挡了早期萧条阶段发生的大规模资本破坏和资产贬值的进程。因此，1970年代之后的结构性危机往往隐形地表现为加速的通胀压力。[6]
四、现代经济增长离不开货币信用制度的支持
基础设施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林毅夫教授将基础设施看作是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同的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要素禀赋，“而从概念上来讲，有必要将基础设施也作为经济禀赋中的另一个组成部分。”[7]基础设施除了制度、法律等软件之外，还包括诸如机场、公路、铁路、港口、通讯网络、电网以及城镇公共设施等硬件。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国固定资本的积累，大多属于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单个投资短则十几年长则几十年才能等到回报期，私人资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却能够带来正的外溢效应，产生规模经济，扩大市场范围，提升分工水平，提高交易效率。因此，一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衡量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后续动力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特点决定了政府无论作为单独出资人还是与社会资本合作（如PPP模式），都离不开大规模的融资。显然，货币信用制度的融资支持成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重要决定因素。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带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腹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途经国家的经济发展，通过“互联互通”实现与这些国家的“互惠共赢”。这一倡议实施的关键和重点就是提升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水平，改善其资源禀赋条件，最终谋求我国和相关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正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特殊性，我国独立出资设立了“丝路基金”，并作为最大股东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专门的货币信用支持体系来配套“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为基础设施投资发挥着重要的融资作用。
货币信用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还可以从资本主义积累的角度，结合现代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发展趋势加以说明。根据大卫·哈维的研究，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积累经历了初级循环一次级循环一三级循环转移的演进过程。[8]货币信用系统在实际的生产和消费之前创造出“虚拟资本”，支持了初级循环中的流动资本转向次级循环中的固定资本，前者是农业、工业等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后者是机场、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所构成的空间领域建设，它构成城市化的内容。“当固定资本的规模、数量和耐用性随着积累而不断增加时，资本主义必然演化出更加复杂的信用体系来处理固定资本流通所产生的问题。”[9]已经完成次级循环转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内部，需要从资本主义空间之外扩展持续积累的来源，即转入三级循环，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正代表了次级循环向三级循环的转移。全球化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过程离不开货币信用制度的创新与支持，这就是金融自由化，它充分激发了金融资本的灵活性和投机性，将原本游离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资源整合进体系之中，这是自1980年代之后，世界资本主义能维持较长期繁荣的重要原因。[10]
五、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信用体系沦为国际剥削和金融掠夺的工具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迈入国际金融垄断阶段。各国之间的竞争，一方面体现在国民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竞争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国际之间金融力量的较量上。后者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利用货币霸权，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国际竞争的优势地位。近几十年来，美国利用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等手段，极力维护美元的世界主导货币地位，确保石油、粮食以及贵金属等重要国际经济资源以美元定价。这种国际定价权的垄断，赋予美国通过实施货币政策驾驭国际资源价格的权力，进而美国借助国际贸易实现了调配国际资源、开展国际竞争，巩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比如：1985年，美国与日本、德国等签订“广场协议”，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进行有秩序的贬值，为促进美国出口创造价格竞争优势，以解决其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再比如：众所周知，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国际油价的涨跌产生直接作用。二是通过构建垄断性的国际信用体系，对缺乏资金的他国实施金融控制，并利用金融投机等手段，干扰他国货币信用机制，进行直接的金融掠夺。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构建并控制着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这种垄断性国际金融体系中，首先，与美元挂钩的他国货币政策难以摆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其独立性大打折扣，从而这些国家的货币控制力被削弱。其次，美国可以便利地在国际范围进行金融操纵与投机，致使处于被动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打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甚至欧洲债务危机等，都有美国金融操纵的身影。 总之，受美国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的全球货币信用体系，在国际贸易活动及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借助世界货币职能，利用货币资本的灵活性，进行资源垄断和控制，占领国际贸易先机，实施国际剥削和金融掠夺。货币信用机制对经济的作用已跨越国界，在全球化和金融化背景下，越來越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对各国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给发展中国家和金融弱势国家敲响了加强金融安全的警钟。
六、结论
货币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货币信用制度的积极推动。同时，货币信用制度又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加剧实体经济的震荡，甚至引发萧条，这往往发生在信用过度扩张的条件下，因为后者会刺激投机，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误导。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保持货币信贷规模适度增长，维持稳定的流动性应当是货币政策实施的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短期调控手段，货币政策工具运用要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际进行创新，加强科学评估，避免“一刀切”，通过注重细节设计、强化结构控制等引导货币流向实体经济，防止信贷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股市等容易炒作的资产区域发生资金空转。特别是在经济出现下行趋势的时候，更要审慎实施货币扩张政策，防范金融投机，防止货币“放水”导致信用扩张进而引发诸如通货膨胀、金融泡沫等不良严重后果。
理论和实践也证明，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仅仅依靠注重“需求”管理的传统调控手段无法实现，政府调控更应该着眼于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练好内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时代呼唤脱颖而出。我国提出的“三去一补一降”措施，其中，去产能、去库存，着眼于清除过去很长时期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所积累的弊病;而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则是抑制未来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引入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率，其中去杠杆意在从根源上杜绝货币信用对实体经济产生误导。最后，货币信用也是国际控制和掠夺的手段。作为金融弱势国家，我国在推进金融开放过程中不能贸然地提倡“一步到位”或者急于求成，而应该始终将金融安全放在第一位，逐渐稳步扩大金融开放程度，使金融开放水平始终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地位相匹配。
参考文献：
[1][2]（美国）海曼·P.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M].石宝峰，张慧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5]（日）伊藤·诚，（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M].孙刚，戴淑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6]Robert Guttmann.Money and Creditin Regulation Theory[M].Published in theTaylor&Francis e-Library，2005.
[7]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张建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Gary Teeple，Stephen McBride.Rela-tions of Global Power：Neoliberal Order andDisorder[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0.
[9]张佳.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卢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一个阐释[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