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凤同志：


　　首先请容我解释一下这篇序言迟迟交卷的原因。西方有句谚语：“最想做的事情，往往最晚做成。”此时此刻，我只能用它来为自己辩护——但决不是狡辩。三个月前，我接受为您这本书作序的“雅命”之后，把书稿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认真读了几遍，甚至连一个标点都没有放过。在读它的时候，时而激动不已，时而感触万端，时而解颐独笑，时而悄然沉思，所以读的进度很慢。这绝非文人笔下的夸张，而是可以由在书稿上所作的许多符号来作证的。我想，这就足以说明您这部书的价值和魅力了吧!
　　这部书之所以对我如此吸引，首先是因为很久以来我一直渴望有这样一部书，一部广阔而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一代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命运的书，或者说，一部反映我们这一代人奋斗、欢乐、挫折、磨难的命运交响曲。这个念头，早在五十年代后期读了A·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之后就萌生了。随着共和国五十年走过的辉煌历程和经历的风风雨雨，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但是，迄今为止，我仍然处于渴望的状态之中。这并不是说，我国缺乏富有才华的作家，而是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一过场场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性变迁，并能正确地描写并诠释这种变迁的人才太少，囿于自身的局限性，有些作者有此经历，无此才情；有些作者有此才情，无此眼界；有些作者有此经历、才情、眼界，又无此毅力。多年来，人民频频呼唤：“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想不到是您勇敢地用行动来回应这个呼唤。
　　我觉得，您之所以有资格来写这样一部书，首先是因为您具有非同寻常的经历。作为一个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您从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勇敢地参加了严酷的地下斗争，培养出了坚强不屈的性格。作为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您有幸一开始就踏进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且长期从事重大事件的采访，直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熏陶，造就出了目光四射的广阔视野。作为一个“左”的路线的受害者，您经受过各种不公平待遇甚至经历了长时间的缧绁之苦，锻炼出了您处变不惊的洞察能力。作为一位著名空军英雄的妻子，您经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谱写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乐章。作为一个兴趣广泛的学者，您在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领域里博采广取，积累了丰厚学养。……具备这样丰富经历的人是不多的。正因为您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您才有“底气”去选择和驾驭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您那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政治经历、新闻经历、人生经历，告诉了读者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即使像我这样曾经在人民日报工作过的人，看了您笔下邓拓、范长江、林淡秋、李庄、杨刚等一代报人的风范，也充满了新鲜感，为之神往不已。
　　如果有人问我，您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真实。真实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要素，真实的对立面是虚假。传记性文学尤其如此。近几年来，传记文学大量出现，本来应该说是好事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历史。但是无庸讳言，有些传记文学作品离真实太远，在某些作者笔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成了可以随意摆弄的泥团。任意拔高者有之，加油添醋者有之，粉饰歪曲者有之，颠倒是非者有之。我曾问过文献工作权威逄先知同志，对这种现象怎么看，他说：“那就使将来出现无数《三国演义》，历史学家无所适从。”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猜想您倾注那么多心血写这部书，可能也是有感于此，想给后人留下历史的真实面貌，为历史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让后代真切地知道，共和国的辉煌是怎样取得的，经验是什么；共和国的失误是怎样造成的，教训是什么。因此，本来文采飞扬的您，在撰写这部书的时候，却基本上采取了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严谨率直的史家笔法。大量的事实都根据当时的原始资料，不增不减。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读着它都会产生一种“时光倒流”“重温旧梦”的亲切感，仿佛回到了那个火红年代，回到了那个苦难的年代。朴实无华即有华。越是真实、朴实，才越有魅力。
　　我还想说，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您是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写的。这样就令人信服告诉人们：知识分子意气风发之时，总是党的路线正确、国家繁荣昌盛之时；知识分子蒙辱受难之时，也是党的路线失误、国家停滞倒退之时。您是曾在错误路线下受过大委屈的人，但是在您的笔下，从来不把这当作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把自己的遭遇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来研究和认识。我想，这并非单纯出于您性格的宽厚，而是出于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了解。现在有些传记或纪实作品，往往陷于写人的苦难恩怨，过多悲戚凄苦的描写，虽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却不能启发读者的思考，进而增强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而您这部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在读者中一定会引起久远的共鸣和回响。它不但会引导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读懂共和国那段光辉而又复杂的历史，而且会告诉人们“今天”是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得来的，又应该怎样去珍惜它。
　　我读懂了吗?该由您来评论了。
　　范敬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