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林先生是我国知名学者，他的学术论文，我素所爱读，不少篇目，甚至读过多遍。然而，在得到他新近于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选集《清凉文集》后，仍不禁满怀欣喜，用了不长的时间，又重新捧读一过。
　　《清凉文集》凡八十余万言，选编文史论文七十三篇。从其所收篇目，也即从作者的治学范围，便能感受到著者学问的渊博。书中除小说戏曲的探研外 ， 又论及山水旅游诗、比较文学、文学史学、儒学对文学的影响、武则天与唐代儒释道之争的关系等，再从唐代诗人杜甫、晚明学者张岱到清代八股大家刘子壮、学者程廷祚、翻译家辜鸿鸣，也都有列论，做了深入细致的研讨。仅此，已可见出其文史哲诸学科的融会贯通，而与画地为牢者迥异。
　　陈先生以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蜚声海内外，为学界交口赞誉，《清凉文集》收录该方面论文38篇，从作家家世生平考订，思想渊源探讨，到《儒林外史》思想艺术的阐发评析，钩稽排比，烛幽索隐，慧眼独具，见解精到，更令人叹服心折。如其考订吴敬梓家世生平，从吴敬梓诗中所称“阿翁”病逝与吴霖起去世时间不合，吴霖起去世与吴敬梓考取秀才丧父相左，吴敬梓自称“吾鲜兄弟”及有伯兄仲兄矛盾，以及文献记载的遗产之争，旁征博引，考出吴霖起为其嗣父，吴雯延乃其生父，就既显示出其心细如发，别具只眼，也体现了他学养的深厚。再如探讨吴敬梓与科学技术，与六朝风尚和文学，与佛教异端，与经学，与颜元李的学说，与鲁迅的异同等等，更非有博恰之学不办。
　　富于创造，新见叠出，多有发现，则是《清凉文集》学术生命力的所在，也是奠定陈先生今天学术地位的重要方面。
　　在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中，陈先生提出了吴敬梓生父嗣父说、十八岁进学说，考证出吴家失袭之“转弟”为吴凤，吴敬梓第三子蘅叔名吴，发现康熙《全椒志》并从中觅到吴敬梓的先世资料，最早具体阐发论述吴敬梓与颜李学说、与六朝风尚文学、与经学、与科学技术之关系，首先阐发《儒林外史》是全面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等，而多方位有系统的研究，才形成了他自己的《儒林外史》研究体系。
　　此外，如其提出董、王《西厢记》的产生在于当时相对的“太平多暇”；从说唱文艺的诉诸听觉探讨董解元《西厢记》的艺术个性；发现并论述沈嵊的《息宰河》传奇；考辨南京图书馆藏《秣陵秋传奇》非庄逵吉所作，不产生在清乾隆朝，而为他人所作，时代在道光朝；发现《水浒传》又名《宋元春秋》并评介刘子壮其人及其《宋元春秋序》等等。无新不作，可以说是陈先生撰文突出的特点，正因为锐意求新，在他的文章中，便鲜见因袭或撮合，其每篇文章，也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宏观大论如《重视对文学史著作的研究工作》、《试论儒学对文学之影响》、《中国传统戏曲简述》等固然显示了陈先生的宏通与高屋建瓴，即如微观论题，他也总是将其放置在历史或哲学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与关照，如谈吴敬梓的经学思想，从经学的递嬗、汉宋学之争、吴氏友人的观点等多方面比较中，指出其具体内涵；如探索吴敬梓的思想渊源，从思想史、科学史、文化史乃至其家族传统等，多角度阐析。而视野的开阔，见识的宏恰，使得其研究具有了不同一般的力度。
　　早在1980年，陈先生就发表了《也谈比较文学史》，既强调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也做出了具体的研究实践。在他的研究中，比较研究的运用非常普遍，也驾轻就熟。专题做比较研究的，如《鲁迅与吴敬梓》、《试论〈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影响》、《试论元杂剧对明清杂剧的影响》、《试论杂剧〈女贞观〉和传奇〈玉簪记〉》、《试论儒学对文学之影响》等，或阐发其影响，或比较其异同，都是专门的比较研究论著。而一些具体单方面的文章，也往往引进比较的方法，如《试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既征引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果戈里的理论，又以萨克雷《名利场》、契诃夫《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的写作实践，批驳了所谓《儒林外史》结构乃非有机结构之说，在比较中，找到了强有力的依据。
　　《清凉文集跋》中说：“读书作文，只能‘凉’作，不宜‘热’炒。”又说：“此编中的文字当然不是华星秋月之章，但也确实是从‘清凉’中得来，如果目迷五色，心有旁骛，怕连如此不经之文字，亦无从写就。”读先生语，诚令我辈晚生后学惊悚，如服清凉散，心中的些许轻狂，几缕浮躁，都如烟散尽。在学界疾呼学风浮躁并强烈呼吁重整学风的时候，多些像《清凉文集》这样的真学问真文章，当能为疗治病态学风，产生一定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