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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为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古今转型的关键时期，《王云五大辞典》是该时期第一部采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为字词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本文对《王云五大辞典》的词类划分依据和词性标注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并与其他代表性辞书的词性标注加以对比，总结《王云五大辞典》在词性标注理念的时代创新性，也指出其字词词性标注中存在的不足，供当前的辞书编纂参考借鉴。
[关键词] 汉语语文辞书 《王云五大辞典》 词性标注 词典对比
[中图分类号]H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1-0099-08
王云五在民国时期主持商务印书馆25年，为中国近代文化和汉语辞书编纂做出杰出贡献[1]。他主编的《王云五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2]《王云五小辞典》《王云五小字汇》《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王云五新词典》等一系列语文辞书，涵盖了字典和词典，普通语文词典和新词语词典，小型、中型、大型甚至巨型辞书的不同类别。而《大辞典》出版时间最早、最完整、最具代表性，也是我国第一本进行词性标注的现代语文词典，它处于《辞源》（1915年）之后，《国语辞典》（1937—1945年）、《新华字典》（1953年）、《现代汉语词典》（1960年）之前，处于中国语文辞书由传统到现代过渡的关键环节，为知识的普及和汉语语文辞书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本文即以此为主要分析对象。
中国传统小学研究较多地关注汉字形音义方面的考释和训读，元代以后开始有学者关注古汉语虚字的研究，但没有形成系统的汉语语法学，也很难在辞书中进行明确的词性标注。明末传教士入华使欧洲学人得以用一种全新的域外视角重新审视汉语和汉字。1592—1593年间，多明我会传教士胡安·柯伯（Juan Cobo）《汉语语法》（Arte de la Lengua China）是迄今发现记录在案的最早汉语语法著作，惜已失传。1682年，瓦罗（Francisco Varo）西班牙文《华语官话语法》是流传至今的最早汉语语法著作，书中根据古典拉丁语法的词类范畴将汉语词分作九个词类[3]475。之后，其他传教士也编写了一些汉语语法著作，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我国学者对汉语词类的系统研究始于《马氏文通》，但该书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词类研究实为对字的语法分类。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为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该书在总结归纳国语语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教学语法体系[4]。
一、《大辞典》的词类划分依据
民国政府成立后，白话文运动逐步展开，古汉语语法研究已不合时用。孙中山积极倡导言文一致的白话语法研究，为推进教育、启发民智服务，“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规正言语，使全国习为普通知识，则由言语以知文法，由文法而进窥古人之文章，则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复也”[5]。由此，对国语语法的研究逐渐得以重视，胡适《国语文法概论》（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从宏观上指出了国语文法研究的重要性，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在参照纳斯佛尔德（Nesfield）《英语语法》的基础上创建了以“句本位”为体系的语法系统，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系统的初步建立，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和语法知识的普及起到积极作用。
汉语本体研究只有付诸语言实践才能体现其应用价值，辞书作为语言系统中不同词汇单位的集合，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现汉语词类的分布状况，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普及和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都有所助益。同时，语言实践活动对本体研究成果的采用还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就汉语辞书的词性标注而言，陆尔奎在主编《新字典》之初曾欲标注词性，“近来新编字典，每字每义标举名代动静等品词，本书初稿亦循是例”（《例言》），但终因语法理论研究和辞书编纂实践的不成熟而被迫放弃，“惟东西文化有语尾变化，应用既异，则字母因而增减，我国字体一成不变，虚字实用，实字虚用，殆少不可通者，无用强为分析，故属稿及半，即行削去，非矫同立异也”，陆尔奎所谓“强为分析”“矫同立异”的缺陷在后世辞书中也有所体现。
自《马氏文通》出版近30年后，我国产生了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学生字典《（词性分解红皮新式）中华字典》（简称《中华字典》）[6]，《大辞典》则为我国第一部为字词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两书虽然都为汉字标注词性，但所采用的词类划分系统不尽一致，前书采用马建忠的词类系统，后书基本上采用黎氏的词类系统。王云五在《编辑凡例》中对该书词类状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四）本書單字均分別詞性，加以解釋，詞性略語如下：
名=名詞動=動詞 代=代名詞 形=形容詞
副=副詞接=接續詞 前=前置詞歎=感歎詞 助=語助詞
黎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将汉语词也分为九类，九种词类之下含有不同的子类。《大辞典》在“编辑凡例”中虽然没对词类划分依据进行说明，但在附录11中专设“国语文法表”，两相对照可以看出除了在介词、连词的命名上王云五分别称作“前置词”“接续词”，在词语小类的划分上有细微差异外，王云五和黎锦熙的词类划分大体一致，可以说《大辞典》的词类标注体系以黎锦熙为基础，一方面，显示出黎锦熙语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王云五辞书在词类划分中密切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积极采用最能体现白话语法体系的词类系统，为白话文运动和国民教育服务。
二、《大辞典》词性标注的特点
我们对《大辞典》加以抽样分析，方法是《大辞典》正文共计1384页，每隔14页抽取1页，共得99页，其中所包含的字头及其所统领的词目为代表样本，为本研究建立了适量的封闭域。经统计，数据库中《大辞典》共收条目4288条，其中，单字格665条，占总数的15.51%，如“嬴、糗、丫”等;双字格数量最多，共2842条，占总数的66.28%，如“让步、谆谆、浦江”等;三字格429条，占总数的10%，如“店小二、话匣子、新西兰”等;四字格318条，占总数的7.42%，如“齐大非偶、新陈代谢、五卅惨案”等;五字格23条，占总数的0.61%，如“庐山真面目、新石器时代、启罗立脱尔”;六字格7条，占总数的0.16%，如“一不做二不休、新达尔文学说、一等有期徒刑”;七字格和八字格各有2条，各占总数的0.05%，如“一失足成千古恨、威斯特法里亚和议”。依此比例可以推断《大辞典》中收字九千左右，收词五万左右，比《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1960年）四万余条的收词量略高。 （一）对逐字标类原则的贯彻
如《编辑凡例》所述：“本书单字均分别词性”，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没有释义的字头都没有标注词性;二是单字不区分其意义和用法，只要有注音和释义就予以词性标注。《大辞典》中只列字头，没有释义的情况分为两种：一是异体字;二是四角号码容易检错的字。《大辞典》将使用频率不高的异体字立为副条，在副条条目之后只用“=”关联出该字的正条形式，在正体字目下予以注音和释义，并标注词性，此类副条异体字不再标注词性。经统计，数据库中共有异体字51组，包含102个单字，占单字条目总数的15.34%，如“驘=骡、箇=个”等。
《大辞典》出版之时，四角号码检字法公布不久，再加之该检字法多次修订，使用者对这种方法还不太熟练，存在检错的现象，因此王云五为了读者查检的方便，就在某些汉字易检错的号码下也将该字立为字目，后面用“见”字标明该字的正确号码，方便读者查检。这类字在《大辞典》中也没有标注词性，经统计，在数据库中该类字共36个，占单字总量的5.41%。
除了上述两类情况，所有字头均标明词性并释义。根据汉字在构词中的表义作用可将汉字分为有义汉字、无义汉字和弃义汉字[7]，有义汉字一般对应汉语中的语素，包括自由语素和粘着语素，辞书对有义汉字标注词性可以展现语素的构词作用和语法意义，对于全面理解字目意思极为必要。对于一些不能独立使用、只起构词作用的弃义汉字或无义汉字来说，词性标注和对单字的释义就显得有些不妥。《大辞典》在编纂中已经注意到此类汉字不能独立成词的特点，如：
16600硇（鐃）ㄋㄠˊNau
[名]硇砂=綠化錏鑛物，易溶於水，加熱則變氣體，可作工業原料。
16600砂（沙）ㄕㄚ Sha
[名]極碎的石。
46410妲（達）ㄉㄚˊ Dar
[名]妲己=殷紂的妃名。
17717己（幾）ㄐㄧˇJii
[代]自身，（例）舍己從人。
[名]記時符號“天干”的第六位。
26211貔（皮）ㄆㄧˊPyi
[名]貔貅=猛獸，（喻）勇士。
24290貅（休）ㄒㄧㄡShiou
[名]貔貅=猛獸，（喻）勇士。
99011恍（慌）ㄏㄨㄤˇ Hoang
[副]恍惚=不清楚的样子。
97032惚（呼）ㄏㄨ Hu
[副]恍惚=看不清楚的情形。
《大辞典》在释义中往往先列出这类汉字所构成的词语，然后对词语进行整体释义，上例中“硇砂”的“硇”、“妲己”的“妲”都是无义汉字，《大辞典》的处理与有义汉字“砂”“己”有所不同。单纯词“貔貅”“恍惚”等中的汉字都不能独立使用，《大辞典》则在每个汉字下都列出所构词语，在不同字头下对同一词语进行重复释义。可以看出，《大辞典》对于无义汉字的词性和义项标注考虑到该字的构词作用，对此类字的词性标注和词义解释也即对该字所构词语的词性和义项说明。由于编者语言观和辞书编纂经验的不足，《大辞典》在处理此类汉字时还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是无义字和有义字在编纂设计中的区分不够明显，如“叩”释为“[动]叩头=以头触地，系旧日的最敬礼”，这就使有义字“叩”在设计体例上与上述无义字没有形成有效的區分。《大辞典》在每个无义字下都列出所构词语，并标明词性和义项，造成了辞典编纂空间的浪费，可以利用“参见”加以关联。
（二）一字多类、一字兼类现象突出
马建忠（1898年）从意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字无定义，固无定类”，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字义不同，词性也不尽相同。黎锦熙（1924年）则主张“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格的分业”[4]，二人都主张宽泛意义上的“词无定类”。受汉语本体研究的影响，《大辞典》在编纂中“一字多类、一字兼类”的现象比较突出。除了异体字和四角号码易错字不标注词性以外，《大辞典》对剩余字目一律标明词性和义项。根据辞典对字头词性的标注类型，以及词性与义项的对应关系可分为如下四种情况：
1.一字一类，即字头下只有一个词性，这又可分为两小类：
（a）单性单义，即所立字目只标注一个词性和义项，此类字头共有279个，占字目总数的41.95%，如：
00217廬（盧）ㄌㄨˊ Lu
[名]屋舍。
27220勿（務）ㄨˋWuh
[副]不要，（例）非禮勿言=不要說非禮的話。
91547叛（判）ㄆㄢˋPann
[動]離背，（例）群臣離叛。
（b）单性多义，即所立字目只有一个词性，但词性之下对应多个义项，此类字头共有125个，占字目总数的18.8%，如：
00261店（電）ㄉㄧㄢˋDiann
[名]1出賣貨物的鋪戶。2旅館。
22947緩（歡上）ㄏㄨㄢˇHoan
[形]1舒遲，（例）緩急。2寬的。
64065嘻（西）ㄒㄧShi
[歎]1悲歎聲。2驚懼聲。
2.一字多类，即所立字目有多个词性，不同词性之下对应数量不等的义项，此类字头共有129个，占字目总数的19.4%，其中，两个词性的字头112个，三个词性的字头16个，四个词性的字头1个，如：
00217贏（盈）ㄧㄥˊYng
[形]有餘的。
[動]得勝。
00222序（緒）ㄒㄩˋShiuh
[名]1東西的房屋，（例）兩序。2古代的學校，（例）庠序。3先後的順次，（例）次序。4總括全書概要，排在書籍起首的文，（例）序文。 [動]分別順序，（例）序齒。
13253殘（蠶）ㄘㄢˊTsarn
[名]惡，（例）賊義者謂之殘。
[動]殺害，（例）傷殘。
[形]1短缺的，（例）殘缺。2剩餘的，（例）殘粥。
00223齊1.（其）ㄑㄧˊChyi
[形]1整齊端正。2相同，（例）齊心。3一般的，（例）齊民。
[副]1完全，（例）齊全，齊備。2共同，（例）齊集。
[名]1朝代名，於公元後549至577年，統治中國北部。2周朝國名，在現今山東省。
[動]整理妥當，（例）齊家。
3.一字兼类，即同一字头的某一义项前同时标注不同词性，此类字头共有31个，占字目总数的4.66%，这又可分为两小类：
（a）一字兼类单义，此类字头共25个，如：
17407孑（吉平）ㄐㄧㄝˊJye
[形名]單獨。
27604各（個）ㄍㄜˋGeh
[代形]每，（例）各人，各種。
96894燥（造）ㄗㄠˋTzaw
[動名形]乾燥。
（b）一字兼类多义，此类字头共6个，如：
21236慮（呂去）ㄌㄩˋLiuh
[動名]1謀思。2猶疑。
18227矜（今）ㄐㄧㄣJin
[動副]1憐惜，（例）矜憐。2誇張，（例）矜誇。3莊重，（例）矜持。
67016晚（宛）ㄨㄢˇ Woan
[名形]1日暮。2將盡的時候，（例）歲晚。3後輩的謙稱=晚生。4遲後，（例）君何見之晚。
4.多类和兼类现象的交叉，即在同一字头的不同义项中分别标示了多类和兼类词性，此类字头共有12个，占字目总数的1.8%，如：
20948絞（皎）ㄐㄧㄠˇJeau
[動]扭緊。
[動名形]缢死。
27933終（中）ㄓㄨㄥ Jong
[名]1結局。2極點。
[形動]1完畢。2死亡。
42821斯（思）ㄙ Sy
[代形]此，（例）斯人，如斯。
[助]就，（例）濁斯濯足。
[動]析離，（例）以斧斯之。
字头的词性标示是对该字头语法功能的显性说明，它是对该字语法义的一种解释，宽泛地说也属于字目释义的组成部分。辞书中字头义项的设立可分为单义义项和多义义项两种情况，单义义项只对应一个词性，多义义项既可能对应一个词性也可能对应多个词性，这要依据该字的语法功能而定，因此上述四类中的一字一类和一字多类都是成立的，这种做法在现代辞书中也依然被采用。受当时“词无定类”思想的影响，《大辞典》中同一义项标注多个词性的兼类现象致使该字的用法无法确定，进而也影响到该字释义的准确性，成为辞书编纂无法避免的硬伤。
（三）词语标类原则存在分歧
1.单性词条一般不标注词性，但也有少数例外。 与对单字条目的逐字标类原则不同，《大辞典》对词语条目的词性标注不够重视，单性词条，不论其有一个义项还是多个义项大都没有标注词性。《大辞典》数据库中共收多音条目3623个，其中，单义多音词目3282条，占总词目数的90.59%，这些条目中只有三个词目标明了词性，如：
【裙帶】[名]縛裙子的帶，（喻）婦女的。
【大方等】[名]大乘經的通名，所說義理方正平等。
【大乘經】[形]發揮大乘佛法的經，共五種：（1）華嚴經;（2）大集經;（3）般若經;（4）法華經;（5）涅槃經。
可见，《大辞典》对单义词的标注有着很强的随意性，并且还存在明显的错误，如上例中的“大乘经”本为名词，与“大方等”一致，却标为形容词。
2.多性词条标注词性，但数量较少，选词的主观性太强。 单义词条只有一个词性，倘若《大辞典》认为其词性辨别相对容易，辞典编者为了节省辞典空间，不进行词性标注，尚能自圆其说，但对于辞典中的多义词，尤其是表示不同词性的多义词，词性标示就成为辞书编纂中不可或缺的体例。经统计，数据库中共包含341条多义条目，占总条目数的9.41%，数量不高，词性标注的工作量也不大，但辞典样本中只有17条词目之下标明了词性，占多义条目数的4.99%，占总词条数的0.47%。可见《大辞典》对多义词的词性标注数量不高，类型性不强，主观随意性较为明显，如：
【交代】[動]1把經手的事移交別人。2吩咐，（例）再三交代。
【啟蒙】[動]啟發兒童的蒙昧。
[形]最淺近的。
【因緣】[動]1憑藉。2依據。34
3456[名]1彼此結合的緣分。2機會。3=因果。
【大方】[名]有名的大人物。
[形]1不吝嗇的。2不拘束的。
【果然】[副]真的。
[名]長尾猴。
【一頭】[形名]1一隻，（例）一頭牛。2一端。
[副接]一面，（例）一頭搖櫓，一頭唱歌。
在《大辞典》中，“交代”为多义单性词;“启蒙”的两个义项对应不同的词性;“因缘”的五个义项分组对应两个词性;“大方”本为同形词，形容词词性为轻声，《大辞典》处理为多性多义词目;“果然”本为同音词，不相干的两个义项也被处理为多性多义词目;“一头”因为意义和用法的复杂性，被处理成兼类多义形式。在词性标注中虽然注意到多义词目不同义项之间的语义和语法差异，但由于各种原因，《大辞典》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规则的编纂体例。
（四）字词词性、义项标注不统一
《大辞典》受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编者的学术水平、业务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在词性标注和义项解释协调统一上存在不足，即使在当代辞书编纂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大辞典》对字目和词目的释义语言较为简略，再加之汉语词类研究的不足，容易造成词性标示和释义语言不统一的状况，如字头“廝”的释义为“ [名]1供使役的人，（例）小廝。2扭在一團，（轉）胡亂”。 從释义中可以看出义项2中的“扭在一团”为动词义，词义发生转义后的“胡乱”为副词义。该字所领词目“廝役、廝養”为名词;“廝混、廝殺、廝吵”为动词，从构词上也能看出“廝”应同时具有名词和副词两个词性，《大辞典》在标注中显然漏标。其次，理想的词典释义是一个义项只表达一种语法功能，对应一个词性，否则这种释义就会存在歧义，但辞典中大量存在的兼类标注现象反证了义项和词性标注之间的矛盾。 《大辞典》中字词词性、义项标注不统一的另一个表现是字头与词目在词性、义项设置上不能衔接对应，字头词性、义项的缺失问题，这属于辞典词性、义项编排的系统性问题，如“工”在《大辞典》中释为“ [形]巧妙。[名]1匠人。2勞動者。3官吏，（例）臣工。4中國音律的第四聲”。 其下词目有30个词语，其中“巧妙”义对应“工笔”;“音律四声”义对应“工尺”;“官吏”义除了“臣工”以外基本不用，“匠人”义稍显陈旧，在当时已经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专职技术人员”义，如“工部、工程师、工程队、工兵”等;“劳动者”义稍显宽泛，应为专门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如“工头、工运、工界、工人、工会、工党”等。此外，还有从事劳动的“工作”义，如“工厂、工率、工程、工作、工次、工力、工艺、工艺品、工厂、工夫、工具、工钱”等;“工业”义，如“工商部、工科、工业”等。可见，“工”不仅原有释义不确切，还缺少名词性的“工业”义和动词性的“工作”义。
《大辞典》在编纂之初能够主动采用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辞书编纂实践为语文辞书标注词性，这种做法在汉语辞书编纂史上有着一定的开创意义。由于语言学和辞书学在当时都处于初步发展时期，一方面，由于汉语词汇单位的确定和词类理论研究的不成熟，另一方面，由于辞典编纂理念和编纂方法的不完善，《大辞典》在词类标注方面未能对所有词目都标明词性，同时在某些词语的词性和义项标注上还存在一些知识性的“硬伤”，影响到辞典的实用价值，这些不足是由其独特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是辞书编纂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有些问题即使在当代辞书中也依然存在，《大辞典》在词性标注上的开创意义不可忽视。
三、《大辞典》与其他辞书的词性标注对比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汉语词类研究渐趋成熟，辞书中词性标注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现代汉语学习词典》[8]、《现代汉语规范字典》[9]、《应用汉语词典》[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现规》）[11]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以下简称《现汉5》）[12]等辞书在编纂中逐渐为词条标注词性，以后两部辞书最具代表性。本小节以《中华字典》《大辞典》《现规》《现汉》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其他辞书，对比分析辞书词性标注的主要特点，探求王云五词性标注思想的影响。
《中华字典》在卷首“编辑大意”中明确阐明了编者对词性标记的认识和词类划分所依照的语法体系，如： “名、代、動、靜、狀、介、連、助、歎九類詞性，西人以此為連句屬文之要規，實即中國虛實呆活四義所擴充也，近時講字學者多宗尚之，是編釋義之處，悉依詞性區別，免致界說混淆。欲講究詞性，另有專書，如《馬氏文通》等，詳贍博衍，小學生徒，領會匪易，是書淺顯易明，稍資牖迪”。 可见，该字典已经注意到词性划分对汉字释义的明辨作用，其词类体系源于《马氏文通》，将汉字词类分为九类。同时，限于时代原因，该书编者在对词类的认识上还存在一定不足，将词类划分与语言使用中的“虚实呆活”相对应，显示出其词类观的局限性。该书出版以后，世界书局于1936年7月还将其修订重版，取名《（词性分解）学生字典》，校订者王菩生，但该书在词类划分上仍然采用原有的“马氏体系”。1984年，朱翊新再次将该书修订，由台北市世界书局出版，取名《（词性分解）标准学生字典》，该书的词类标注才摆脱了原有的“马氏体系”，如其编纂大意所述： “本字典每個單字的釋義包含詞性，在字義之前，用名、代、動、形、副、介、連、助、歎等標明該字義之所屬詞性”， 词类系统与“黎氏系统”相契合，进而显示出《大辞典》词类划分体系的超前性。
初版《国语辞典》并未标注词性，该辞典在词类划分上与《大辞典》基本一致，采用“黎氏系统”，在编排上遵循按词性划分义项的原则，并且词性排列顺序也有一定的规定，如“生”字下依次列出9个名词义项、7个动词义项、5个形容词义项、2个副词义项和3个助词义项，但对词性和义项间的意义联系较少关注，对同音现象也不加区分。
《现规》和《现汉5》的出版时间较晚，在词性标注方面有着相似之处，都对字头和词目标注词性，词类标注系统更为成熟，都采用当前中学教学词类体系，划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拟声词”等12类，但两部辞书的词性标注策略不尽相同。《现规》中的“字头（词缀或非语素用字除外）和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均分义项标注词性。成语、惯用语和其他固定语不标注词性”（凡例），而《现汉5》“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给单字条目、多字条目标注词类。单字条目在现代汉语中成词的标注词类，不成词的语素和非语素字不作任何标注。单字条目中的文言义，只给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标注词类。多字条目除词组、成语和其他熟语等不作任何标注外，一律标注词类”（凡例）。如“牵”字在《现规》中处理为：“1动拉;用绳索等领着向前（阿姨～着小朋友的手|～着一匹马|～动|～引）。→2动连带;关涉（～涉|～扯）。3动挂念;惦记（～肠挂肚|～挂|～念）。→4动被拖住;制约（～制|～累|～掣）。”在《现汉5》中则处理成：“1动拉着使行走或移动：～引|～着一头牛往地里走。2牵涉：～连|～制约。3（Qiān）名姓。”前书不区分字义能否单用，将“牵”字下四个义项分别标明词性，并且是同一词性;后书则将成词语素标明词性，不成词语素不做标记。同时，《大辞典》中所存在的词性标注不明确，字词词性、义项标注不统一等问题在两部词典中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中华字典》中的词类体系以《马氏文通》为蓝本，是我国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学生字典。与之相比，《大辞典》是我国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其词性标注的做法对辞书条目注音和释义的细化也有着促进作用。《大辞典》积极借鉴《新著国语文法》中的汉语白话语法词类体系，结合白话文运动和国民教育运动的需求，率先尝试在词典编纂中为条目标注词性，对民国辞书编纂，甚至当代辞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大辞典》在词性标注上的显著特点在于对逐字標类原则的贯彻，全书“单字均分别词性”，同时对部分词目，尤其是多性词目也分别标明词性，以便读者理解，这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也为后世辞书所采用。受当时词类研究中“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影响，以及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大辞典》在词性标注上还存在兼类、多类现象，在字词词性和义项的统一上还存在缺陷，影响到辞书的实用价值，也是后世辞书应该努力避免的地方。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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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A Research on Part-of-Speech Tagging about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Republican Period ——Taking “Wang Yunwu’s Dictionaries” As An Example
Liu Shantao Wang Xiao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 crucial phas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ctionaries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Wang Yunwu Dictionaries is the first vernacular dictionary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that uses the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ystem to mark the part of speech.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e of word-class-diving and the features of part-of-speech tagging systematically， we also compare it with other typical dictionaries， summarizing the innovation of tagging idea， and pointing out the insufficiency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current lexicography.
Key words： Chinese dictionaries Wang Yunwu Dictionaries part-of-speech tagging dictionaries comparison
[关键词] 汉语语文辞书 《王云五大辞典》 词性标注 词典对比
[中图分类号]H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1-0099-08
王云五在民国时期主持商务印书馆25年，为中国近代文化和汉语辞书编纂做出杰出贡献[1]。他主编的《王云五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2]《王云五小辞典》《王云五小字汇》《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王云五新词典》等一系列语文辞书，涵盖了字典和词典，普通语文词典和新词语词典，小型、中型、大型甚至巨型辞书的不同类别。而《大辞典》出版时间最早、最完整、最具代表性，也是我国第一本进行词性标注的现代语文词典，它处于《辞源》（1915年）之后，《国语辞典》（1937—1945年）、《新华字典》（1953年）、《现代汉语词典》（1960年）之前，处于中国语文辞书由传统到现代过渡的关键环节，为知识的普及和汉语语文辞书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本文即以此为主要分析对象。
中国传统小学研究较多地关注汉字形音义方面的考释和训读，元代以后开始有学者关注古汉语虚字的研究，但没有形成系统的汉语语法学，也很难在辞书中进行明确的词性标注。明末传教士入华使欧洲学人得以用一种全新的域外视角重新审视汉语和汉字。1592—1593年间，多明我会传教士胡安·柯伯（Juan Cobo）《汉语语法》（Arte de la Lengua China）是迄今发现记录在案的最早汉语语法著作，惜已失传。1682年，瓦罗（Francisco Varo）西班牙文《华语官话语法》是流传至今的最早汉语语法著作，书中根据古典拉丁语法的词类范畴将汉语词分作九个词类[3]475。之后，其他传教士也编写了一些汉语语法著作，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我国学者对汉语词类的系统研究始于《马氏文通》，但该书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词类研究实为对字的语法分类。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为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该书在总结归纳国语语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教学语法体系[4]。
一、《大辞典》的词类划分依据
民国政府成立后，白话文运动逐步展开，古汉语语法研究已不合时用。孙中山积极倡导言文一致的白话语法研究，为推进教育、启发民智服务，“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规正言语，使全国习为普通知识，则由言语以知文法，由文法而进窥古人之文章，则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复也”[5]。由此，对国语语法的研究逐渐得以重视，胡适《国语文法概论》（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从宏观上指出了国语文法研究的重要性，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在参照纳斯佛尔德（Nesfield）《英语语法》的基础上创建了以“句本位”为体系的语法系统，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系统的初步建立，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和语法知识的普及起到积极作用。
汉语本体研究只有付诸语言实践才能体现其应用价值，辞书作为语言系统中不同词汇单位的集合，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现汉语词类的分布状况，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普及和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都有所助益。同时，语言实践活动对本体研究成果的采用还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就汉语辞书的词性标注而言，陆尔奎在主编《新字典》之初曾欲标注词性，“近来新编字典，每字每义标举名代动静等品词，本书初稿亦循是例”（《例言》），但终因语法理论研究和辞书编纂实践的不成熟而被迫放弃，“惟东西文化有语尾变化，应用既异，则字母因而增减，我国字体一成不变，虚字实用，实字虚用，殆少不可通者，无用强为分析，故属稿及半，即行削去，非矫同立异也”，陆尔奎所谓“强为分析”“矫同立异”的缺陷在后世辞书中也有所体现。
自《马氏文通》出版近30年后，我国产生了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学生字典《（词性分解红皮新式）中华字典》（简称《中华字典》）[6]，《大辞典》则为我国第一部为字词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两书虽然都为汉字标注词性，但所采用的词类划分系统不尽一致，前书采用马建忠的词类系统，后书基本上采用黎氏的词类系统。王云五在《编辑凡例》中对该书词类状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四）本書單字均分別詞性，加以解釋，詞性略語如下：
名=名詞動=動詞 代=代名詞 形=形容詞
副=副詞接=接續詞 前=前置詞歎=感歎詞 助=語助詞
黎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将汉语词也分为九类，九种词类之下含有不同的子类。《大辞典》在“编辑凡例”中虽然没对词类划分依据进行说明，但在附录11中专设“国语文法表”，两相对照可以看出除了在介词、连词的命名上王云五分别称作“前置词”“接续词”，在词语小类的划分上有细微差异外，王云五和黎锦熙的词类划分大体一致，可以说《大辞典》的词类标注体系以黎锦熙为基础，一方面，显示出黎锦熙语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王云五辞书在词类划分中密切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积极采用最能体现白话语法体系的词类系统，为白话文运动和国民教育服务。
二、《大辞典》词性标注的特点
我们对《大辞典》加以抽样分析，方法是《大辞典》正文共计1384页，每隔14页抽取1页，共得99页，其中所包含的字头及其所统领的词目为代表样本，为本研究建立了适量的封闭域。经统计，数据库中《大辞典》共收条目4288条，其中，单字格665条，占总数的15.51%，如“嬴、糗、丫”等;双字格数量最多，共2842条，占总数的66.28%，如“让步、谆谆、浦江”等;三字格429条，占总数的10%，如“店小二、话匣子、新西兰”等;四字格318条，占总数的7.42%，如“齐大非偶、新陈代谢、五卅惨案”等;五字格23条，占总数的0.61%，如“庐山真面目、新石器时代、启罗立脱尔”;六字格7条，占总数的0.16%，如“一不做二不休、新达尔文学说、一等有期徒刑”;七字格和八字格各有2条，各占总数的0.05%，如“一失足成千古恨、威斯特法里亚和议”。依此比例可以推断《大辞典》中收字九千左右，收词五万左右，比《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1960年）四万余条的收词量略高。 （一）对逐字标类原则的贯彻
如《编辑凡例》所述：“本书单字均分别词性”，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没有释义的字头都没有标注词性;二是单字不区分其意义和用法，只要有注音和释义就予以词性标注。《大辞典》中只列字头，没有释义的情况分为两种：一是异体字;二是四角号码容易检错的字。《大辞典》将使用频率不高的异体字立为副条，在副条条目之后只用“=”关联出该字的正条形式，在正体字目下予以注音和释义，并标注词性，此类副条异体字不再标注词性。经统计，数据库中共有异体字51组，包含102个单字，占单字条目总数的15.34%，如“驘=骡、箇=个”等。
《大辞典》出版之时，四角号码检字法公布不久，再加之该检字法多次修订，使用者对这种方法还不太熟练，存在检错的现象，因此王云五为了读者查检的方便，就在某些汉字易检错的号码下也将该字立为字目，后面用“见”字标明该字的正确号码，方便读者查检。这类字在《大辞典》中也没有标注词性，经统计，在数据库中该类字共36个，占单字总量的5.41%。
除了上述两类情况，所有字头均标明词性并释义。根据汉字在构词中的表义作用可将汉字分为有义汉字、无义汉字和弃义汉字[7]，有义汉字一般对应汉语中的语素，包括自由语素和粘着语素，辞书对有义汉字标注词性可以展现语素的构词作用和语法意义，对于全面理解字目意思极为必要。对于一些不能独立使用、只起构词作用的弃义汉字或无义汉字来说，词性标注和对单字的释义就显得有些不妥。《大辞典》在编纂中已经注意到此类汉字不能独立成词的特点，如：
16600硇（鐃）ㄋㄠˊNau
[名]硇砂=綠化錏鑛物，易溶於水，加熱則變氣體，可作工業原料。
16600砂（沙）ㄕㄚ Sha
[名]極碎的石。
46410妲（達）ㄉㄚˊ Dar
[名]妲己=殷紂的妃名。
17717己（幾）ㄐㄧˇJii
[代]自身，（例）舍己從人。
[名]記時符號“天干”的第六位。
26211貔（皮）ㄆㄧˊPyi
[名]貔貅=猛獸，（喻）勇士。
24290貅（休）ㄒㄧㄡShiou
[名]貔貅=猛獸，（喻）勇士。
99011恍（慌）ㄏㄨㄤˇ Hoang
[副]恍惚=不清楚的样子。
97032惚（呼）ㄏㄨ Hu
[副]恍惚=看不清楚的情形。
《大辞典》在释义中往往先列出这类汉字所构成的词语，然后对词语进行整体释义，上例中“硇砂”的“硇”、“妲己”的“妲”都是无义汉字，《大辞典》的处理与有义汉字“砂”“己”有所不同。单纯词“貔貅”“恍惚”等中的汉字都不能独立使用，《大辞典》则在每个汉字下都列出所构词语，在不同字头下对同一词语进行重复释义。可以看出，《大辞典》对于无义汉字的词性和义项标注考虑到该字的构词作用，对此类字的词性标注和词义解释也即对该字所构词语的词性和义项说明。由于编者语言观和辞书编纂经验的不足，《大辞典》在处理此类汉字时还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是无义字和有义字在编纂设计中的区分不够明显，如“叩”释为“[动]叩头=以头触地，系旧日的最敬礼”，这就使有义字“叩”在设计体例上与上述无义字没有形成有效的區分。《大辞典》在每个无义字下都列出所构词语，并标明词性和义项，造成了辞典编纂空间的浪费，可以利用“参见”加以关联。
（二）一字多类、一字兼类现象突出
马建忠（1898年）从意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字无定义，固无定类”，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字义不同，词性也不尽相同。黎锦熙（1924年）则主张“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格的分业”[4]，二人都主张宽泛意义上的“词无定类”。受汉语本体研究的影响，《大辞典》在编纂中“一字多类、一字兼类”的现象比较突出。除了异体字和四角号码易错字不标注词性以外，《大辞典》对剩余字目一律标明词性和义项。根据辞典对字头词性的标注类型，以及词性与义项的对应关系可分为如下四种情况：
1.一字一类，即字头下只有一个词性，这又可分为两小类：
（a）单性单义，即所立字目只标注一个词性和义项，此类字头共有279个，占字目总数的41.95%，如：
00217廬（盧）ㄌㄨˊ Lu
[名]屋舍。
27220勿（務）ㄨˋWuh
[副]不要，（例）非禮勿言=不要說非禮的話。
91547叛（判）ㄆㄢˋPann
[動]離背，（例）群臣離叛。
（b）单性多义，即所立字目只有一个词性，但词性之下对应多个义项，此类字头共有125个，占字目总数的18.8%，如：
00261店（電）ㄉㄧㄢˋDiann
[名]1出賣貨物的鋪戶。2旅館。
22947緩（歡上）ㄏㄨㄢˇHoan
[形]1舒遲，（例）緩急。2寬的。
64065嘻（西）ㄒㄧShi
[歎]1悲歎聲。2驚懼聲。
2.一字多类，即所立字目有多个词性，不同词性之下对应数量不等的义项，此类字头共有129个，占字目总数的19.4%，其中，两个词性的字头112个，三个词性的字头16个，四个词性的字头1个，如：
00217贏（盈）ㄧㄥˊYng
[形]有餘的。
[動]得勝。
00222序（緒）ㄒㄩˋShiuh
[名]1東西的房屋，（例）兩序。2古代的學校，（例）庠序。3先後的順次，（例）次序。4總括全書概要，排在書籍起首的文，（例）序文。 [動]分別順序，（例）序齒。
13253殘（蠶）ㄘㄢˊTsarn
[名]惡，（例）賊義者謂之殘。
[動]殺害，（例）傷殘。
[形]1短缺的，（例）殘缺。2剩餘的，（例）殘粥。
00223齊1.（其）ㄑㄧˊChyi
[形]1整齊端正。2相同，（例）齊心。3一般的，（例）齊民。
[副]1完全，（例）齊全，齊備。2共同，（例）齊集。
[名]1朝代名，於公元後549至577年，統治中國北部。2周朝國名，在現今山東省。
[動]整理妥當，（例）齊家。
3.一字兼类，即同一字头的某一义项前同时标注不同词性，此类字头共有31个，占字目总数的4.66%，这又可分为两小类：
（a）一字兼类单义，此类字头共25个，如：
17407孑（吉平）ㄐㄧㄝˊJye
[形名]單獨。
27604各（個）ㄍㄜˋGeh
[代形]每，（例）各人，各種。
96894燥（造）ㄗㄠˋTzaw
[動名形]乾燥。
（b）一字兼类多义，此类字头共6个，如：
21236慮（呂去）ㄌㄩˋLiuh
[動名]1謀思。2猶疑。
18227矜（今）ㄐㄧㄣJin
[動副]1憐惜，（例）矜憐。2誇張，（例）矜誇。3莊重，（例）矜持。
67016晚（宛）ㄨㄢˇ Woan
[名形]1日暮。2將盡的時候，（例）歲晚。3後輩的謙稱=晚生。4遲後，（例）君何見之晚。
4.多类和兼类现象的交叉，即在同一字头的不同义项中分别标示了多类和兼类词性，此类字头共有12个，占字目总数的1.8%，如：
20948絞（皎）ㄐㄧㄠˇJeau
[動]扭緊。
[動名形]缢死。
27933終（中）ㄓㄨㄥ Jong
[名]1結局。2極點。
[形動]1完畢。2死亡。
42821斯（思）ㄙ Sy
[代形]此，（例）斯人，如斯。
[助]就，（例）濁斯濯足。
[動]析離，（例）以斧斯之。
字头的词性标示是对该字头语法功能的显性说明，它是对该字语法义的一种解释，宽泛地说也属于字目释义的组成部分。辞书中字头义项的设立可分为单义义项和多义义项两种情况，单义义项只对应一个词性，多义义项既可能对应一个词性也可能对应多个词性，这要依据该字的语法功能而定，因此上述四类中的一字一类和一字多类都是成立的，这种做法在现代辞书中也依然被采用。受当时“词无定类”思想的影响，《大辞典》中同一义项标注多个词性的兼类现象致使该字的用法无法确定，进而也影响到该字释义的准确性，成为辞书编纂无法避免的硬伤。
（三）词语标类原则存在分歧
1.单性词条一般不标注词性，但也有少数例外。 与对单字条目的逐字标类原则不同，《大辞典》对词语条目的词性标注不够重视，单性词条，不论其有一个义项还是多个义项大都没有标注词性。《大辞典》数据库中共收多音条目3623个，其中，单义多音词目3282条，占总词目数的90.59%，这些条目中只有三个词目标明了词性，如：
【裙帶】[名]縛裙子的帶，（喻）婦女的。
【大方等】[名]大乘經的通名，所說義理方正平等。
【大乘經】[形]發揮大乘佛法的經，共五種：（1）華嚴經;（2）大集經;（3）般若經;（4）法華經;（5）涅槃經。
可见，《大辞典》对单义词的标注有着很强的随意性，并且还存在明显的错误，如上例中的“大乘经”本为名词，与“大方等”一致，却标为形容词。
2.多性词条标注词性，但数量较少，选词的主观性太强。 单义词条只有一个词性，倘若《大辞典》认为其词性辨别相对容易，辞典编者为了节省辞典空间，不进行词性标注，尚能自圆其说，但对于辞典中的多义词，尤其是表示不同词性的多义词，词性标示就成为辞书编纂中不可或缺的体例。经统计，数据库中共包含341条多义条目，占总条目数的9.41%，数量不高，词性标注的工作量也不大，但辞典样本中只有17条词目之下标明了词性，占多义条目数的4.99%，占总词条数的0.47%。可见《大辞典》对多义词的词性标注数量不高，类型性不强，主观随意性较为明显，如：
【交代】[動]1把經手的事移交別人。2吩咐，（例）再三交代。
【啟蒙】[動]啟發兒童的蒙昧。
[形]最淺近的。
【因緣】[動]1憑藉。2依據。34
3456[名]1彼此結合的緣分。2機會。3=因果。
【大方】[名]有名的大人物。
[形]1不吝嗇的。2不拘束的。
【果然】[副]真的。
[名]長尾猴。
【一頭】[形名]1一隻，（例）一頭牛。2一端。
[副接]一面，（例）一頭搖櫓，一頭唱歌。
在《大辞典》中，“交代”为多义单性词;“启蒙”的两个义项对应不同的词性;“因缘”的五个义项分组对应两个词性;“大方”本为同形词，形容词词性为轻声，《大辞典》处理为多性多义词目;“果然”本为同音词，不相干的两个义项也被处理为多性多义词目;“一头”因为意义和用法的复杂性，被处理成兼类多义形式。在词性标注中虽然注意到多义词目不同义项之间的语义和语法差异，但由于各种原因，《大辞典》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规则的编纂体例。
（四）字词词性、义项标注不统一
《大辞典》受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编者的学术水平、业务素养等因素的影响，在词性标注和义项解释协调统一上存在不足，即使在当代辞书编纂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大辞典》对字目和词目的释义语言较为简略，再加之汉语词类研究的不足，容易造成词性标示和释义语言不统一的状况，如字头“廝”的释义为“ [名]1供使役的人，（例）小廝。2扭在一團，（轉）胡亂”。 從释义中可以看出义项2中的“扭在一团”为动词义，词义发生转义后的“胡乱”为副词义。该字所领词目“廝役、廝養”为名词;“廝混、廝殺、廝吵”为动词，从构词上也能看出“廝”应同时具有名词和副词两个词性，《大辞典》在标注中显然漏标。其次，理想的词典释义是一个义项只表达一种语法功能，对应一个词性，否则这种释义就会存在歧义，但辞典中大量存在的兼类标注现象反证了义项和词性标注之间的矛盾。 《大辞典》中字词词性、义项标注不统一的另一个表现是字头与词目在词性、义项设置上不能衔接对应，字头词性、义项的缺失问题，这属于辞典词性、义项编排的系统性问题，如“工”在《大辞典》中释为“ [形]巧妙。[名]1匠人。2勞動者。3官吏，（例）臣工。4中國音律的第四聲”。 其下词目有30个词语，其中“巧妙”义对应“工笔”;“音律四声”义对应“工尺”;“官吏”义除了“臣工”以外基本不用，“匠人”义稍显陈旧，在当时已经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专职技术人员”义，如“工部、工程师、工程队、工兵”等;“劳动者”义稍显宽泛，应为专门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如“工头、工运、工界、工人、工会、工党”等。此外，还有从事劳动的“工作”义，如“工厂、工率、工程、工作、工次、工力、工艺、工艺品、工厂、工夫、工具、工钱”等;“工业”义，如“工商部、工科、工业”等。可见，“工”不仅原有释义不确切，还缺少名词性的“工业”义和动词性的“工作”义。
《大辞典》在编纂之初能够主动采用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辞书编纂实践为语文辞书标注词性，这种做法在汉语辞书编纂史上有着一定的开创意义。由于语言学和辞书学在当时都处于初步发展时期，一方面，由于汉语词汇单位的确定和词类理论研究的不成熟，另一方面，由于辞典编纂理念和编纂方法的不完善，《大辞典》在词类标注方面未能对所有词目都标明词性，同时在某些词语的词性和义项标注上还存在一些知识性的“硬伤”，影响到辞典的实用价值，这些不足是由其独特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是辞书编纂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有些问题即使在当代辞书中也依然存在，《大辞典》在词性标注上的开创意义不可忽视。
三、《大辞典》与其他辞书的词性标注对比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汉语词类研究渐趋成熟，辞书中词性标注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现代汉语学习词典》[8]、《现代汉语规范字典》[9]、《应用汉语词典》[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现规》）[11]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以下简称《现汉5》）[12]等辞书在编纂中逐渐为词条标注词性，以后两部辞书最具代表性。本小节以《中华字典》《大辞典》《现规》《现汉》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其他辞书，对比分析辞书词性标注的主要特点，探求王云五词性标注思想的影响。
《中华字典》在卷首“编辑大意”中明确阐明了编者对词性标记的认识和词类划分所依照的语法体系，如： “名、代、動、靜、狀、介、連、助、歎九類詞性，西人以此為連句屬文之要規，實即中國虛實呆活四義所擴充也，近時講字學者多宗尚之，是編釋義之處，悉依詞性區別，免致界說混淆。欲講究詞性，另有專書，如《馬氏文通》等，詳贍博衍，小學生徒，領會匪易，是書淺顯易明，稍資牖迪”。 可见，该字典已经注意到词性划分对汉字释义的明辨作用，其词类体系源于《马氏文通》，将汉字词类分为九类。同时，限于时代原因，该书编者在对词类的认识上还存在一定不足，将词类划分与语言使用中的“虚实呆活”相对应，显示出其词类观的局限性。该书出版以后，世界书局于1936年7月还将其修订重版，取名《（词性分解）学生字典》，校订者王菩生，但该书在词类划分上仍然采用原有的“马氏体系”。1984年，朱翊新再次将该书修订，由台北市世界书局出版，取名《（词性分解）标准学生字典》，该书的词类标注才摆脱了原有的“马氏体系”，如其编纂大意所述： “本字典每個單字的釋義包含詞性，在字義之前，用名、代、動、形、副、介、連、助、歎等標明該字義之所屬詞性”， 词类系统与“黎氏系统”相契合，进而显示出《大辞典》词类划分体系的超前性。
初版《国语辞典》并未标注词性，该辞典在词类划分上与《大辞典》基本一致，采用“黎氏系统”，在编排上遵循按词性划分义项的原则，并且词性排列顺序也有一定的规定，如“生”字下依次列出9个名词义项、7个动词义项、5个形容词义项、2个副词义项和3个助词义项，但对词性和义项间的意义联系较少关注，对同音现象也不加区分。
《现规》和《现汉5》的出版时间较晚，在词性标注方面有着相似之处，都对字头和词目标注词性，词类标注系统更为成熟，都采用当前中学教学词类体系，划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拟声词”等12类，但两部辞书的词性标注策略不尽相同。《现规》中的“字头（词缀或非语素用字除外）和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均分义项标注词性。成语、惯用语和其他固定语不标注词性”（凡例），而《现汉5》“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给单字条目、多字条目标注词类。单字条目在现代汉语中成词的标注词类，不成词的语素和非语素字不作任何标注。单字条目中的文言义，只给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标注词类。多字条目除词组、成语和其他熟语等不作任何标注外，一律标注词类”（凡例）。如“牵”字在《现规》中处理为：“1动拉;用绳索等领着向前（阿姨～着小朋友的手|～着一匹马|～动|～引）。→2动连带;关涉（～涉|～扯）。3动挂念;惦记（～肠挂肚|～挂|～念）。→4动被拖住;制约（～制|～累|～掣）。”在《现汉5》中则处理成：“1动拉着使行走或移动：～引|～着一头牛往地里走。2牵涉：～连|～制约。3（Qiān）名姓。”前书不区分字义能否单用，将“牵”字下四个义项分别标明词性，并且是同一词性;后书则将成词语素标明词性，不成词语素不做标记。同时，《大辞典》中所存在的词性标注不明确，字词词性、义项标注不统一等问题在两部词典中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中华字典》中的词类体系以《马氏文通》为蓝本，是我国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学生字典。与之相比，《大辞典》是我国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其词性标注的做法对辞书条目注音和释义的细化也有着促进作用。《大辞典》积极借鉴《新著国语文法》中的汉语白话语法词类体系，结合白话文运动和国民教育运动的需求，率先尝试在词典编纂中为条目标注词性，对民国辞书编纂，甚至当代辞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大辞典》在词性标注上的显著特点在于对逐字標类原则的贯彻，全书“单字均分别词性”，同时对部分词目，尤其是多性词目也分别标明词性，以便读者理解，这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也为后世辞书所采用。受当时词类研究中“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影响，以及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大辞典》在词性标注上还存在兼类、多类现象，在字词词性和义项的统一上还存在缺陷，影响到辞书的实用价值，也是后世辞书应该努力避免的地方。 [参 考 文 献]
[1] 周荐.文化达人王云五对汉语辞书学的贡献[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2]王云五.王云五大辞典[K].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3]姚小平.现存最早的汉语语法著作：瓦罗著《华语官话语法》简介[J].中国语文，2001（5）.
[4]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上海/北京：商務印书馆，1924/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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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钟瀛.词性分解红皮新式中华字典[K].上海：世界书局，1927.
[7]周荐.论词的构成、结构和地位[J].中国语文，2003（2）.
[8] 孙全洲，主编.现代汉语学习词典[K].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9]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字典[K].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10] 郭良夫，主编.应用汉语词典[K].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1]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K].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A Research on Part-of-Speech Tagging about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Republican Period ——Taking “Wang Yunwu’s Dictionaries” As An Example
Liu Shantao Wang Xiao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 crucial phas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ctionaries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Wang Yunwu Dictionaries is the first vernacular dictionary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that uses the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ystem to mark the part of speech.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e of word-class-diving and the features of part-of-speech tagging systematically， we also compare it with other typical dictionaries， summarizing the innovation of tagging idea， and pointing out the insufficiency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current lexicography.
Key words： Chinese dictionaries Wang Yunwu Dictionaries part-of-speech tagging dictionaries compa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