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摘要：文学是人学，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命题，也是对文学本质的最根本的概括。只有对人又更深刻、更接近本性的了解，才有可能不断加深我们队文学的理解。长久以来我们都在用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而文学作为人学，则是复杂的，从创作的主体到作品中的人物再到创作的客体的过程中，文学的价值是多变的、流动的。所以从心理学及宗教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不仅具有学科交叉的意义，对文学评论来说更是一个新的角度。
关键词：心理；宗教
《中国现代文学心理学研究》这本书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刘勇老师所编写的，刘勇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曾任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这本书的内容正如它的名字那样，是从心里学的角度来探究作家的写作风格、语言特点、题材的选择等方面以及这些方面所产生的的原因，论述中涉及鲁迅、郁达夫、巴金、许地山、石评梅、周作人、废名、曹禺、老舍、张爱玲、张资平等数十位现代作家。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作家的创作是很有意义而且很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在生活或者创作中会受到哲学、宗教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作家的作品中可能同时出现，所以对于这些作品的分析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需要结合不同的方面来考虑。在这本书作者并没有把整个文学史的作家的心理现象一一尽述，而是通过个案剖析，深入挖掘作家的文化心理蕴涵，以及其在作品中渗透的哲学及宗教因素。比如在谈到许地山的宗教情结的时候，我们根据以前的知识可以了解到，其作品比如在前期的小说《缀网劳蛛》中，我们从主人公尚洁的身上可以体会到基督教的宽恕罪孽、博爱的精神，以及到家无味无谓的处世之道。对于后期的散文《空山灵雨》中体现的则是佛教的精神，“空”和“灵”也都是佛教用语，并且有的评论者说道“佛教思想，就是他散文的独特之处，而贯穿《空山灵雨》的基调，还是佛教思想” [1]。所以，书中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并没有单纯从心里学的角度来阐释对于作家的理解，而是深入到了宗教这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要素，这些要素我们有事会通过作品直观看到，或者通过阅读作品而获得宗教启迪。
但是如果把一位作家的心理特征从头到尾的叙述，不免冗长和庞杂，所以在这本书中，作者把这些不同的方面放在不同的章节里去叙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更全面的了解作家的性格，而且也能够深入当时的情境去理解。比如作者在从作者的“从《女神》到《屈原》”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了郭沫若的性格的复杂性是比较偏向于郭沫若的创造性和破坏性上，并且原创性的说郭沫若的这种“创造癖”并且作者很客观的说，“要求一个人在某方面始终保持旺盛不衰的创造力，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对郭沫若来说，更是困难的。”[2]而郭沫若在留日期间内心的凄凉和苦楚作者则着重放在“留欧美”作家和“留日派”作家之间的比较之间叙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关于郭沫若的那首《重过旧居》，诗中有这样几句“我和你别离了又百日有寄/又来在你门前来往/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涛涛/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涨”。这首诗是郭沫若在创造社刚创办的时候，从上海返回日本，他压抑着思乡的急迫心情来到旧居，深情的呼唤妻儿的名字的时候却发现人去楼空，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他们交不起房租而被驱赶，寄居在不远的一处民宅。当看到自己的妻儿如此狼狈，心中不禁“泪浪”涛涛。而这样的情感却被当时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留欧美”派作家嗤之以鼻，也体现出了当时这两个阵容的作家不同的心境。通过这样分散的描写，我们不仅对作家的背景以及对作家创作的情境有了更深的体会。
由于是从心理的角度来切入，所以在理解这本书的时候就应该避免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着手，而是更深一层的，深入作品人物的内心、作品写作的背景和作者当时的内心境遇去思考作品中所蕴含的心理因素。这种研究不仅对于学习文学的学生非常重要，可以使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于作家心理的研究使学习更加深入，而且对于学习心理学的学生而言也是很重要的补充。在我们的观念里，对于文学创作以及文学家的评论应该极尽客观，个人的观点往往带有主观色彩，而且由于个人受教育和知识面的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和误解，但是在这本书里不乏很多“我觉得”这样的字眼，难免会让人觉得这些观点有些主观，但是当读完之后就会发现，这些作者“觉得”的观点是带有很强的客观性的，而且很全面，是可考的，例如在论述老舍得时候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很多人都认为老舍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对他的创作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轻或重，直到抗战胜利后创作著作《四世同堂》时扔有所体现，在这之后，便不再受基督教影响，而且还对基督教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所揭示和批判。但是刘勇认为首先应该正视老舍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一事实，并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对老舍整个人生和创作道路的重要性。其次，他认为宗教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本来就主要不在于形式，它的影响是更为内在的、深层的、潜隐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重老舍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和以什么角度接受并切入宗教文化思想的，又是以何种方式、何种目的来阐发宗教文化思想的。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作者没有逃避思想，而是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的指出了老舍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事实。第二，作者对于基督教对于老舍创作的影响，作者并没有流于表面，而是进行了更深的挖掘。老舍虽然一度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但他却始终以自己现实人生的体验，以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去消化基督教的思想，这些思想经过老舍的眼镜，不再是空泛虚无的概念，而是融入到老舍对于现实和人生的理解之中，因为老舍在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得到的更多是舍己牺牲的精神、施善济贫的义举、和就是救民的责任感，他在入教后改名为“舍予”也是他这点心迹的流露。
在一篇作品中，可能既存在宗教因素，也存在心理学因素，我们不能判断孰轻孰重，因为二者既可以在作品中平行出现，也可以交织着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这两重因素对于作家的创作的影响的态度并不是莫衷一是的，比如在对许地山和丰子恺的某些作品进行分析时，既论争了佛教文化的消极因素对他们产生的不利影响，有阐述了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所引发出的这些作品的正确思考，这无疑是前人所未发现的。
参考文献：
[1]郑炜明：《许地山的佛教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六期
[2]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心理学研究》，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注释：
①郑炜明：《许地山的佛教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六期
②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心理学研究》，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张琦，女（1992.07-），黑龙江省，研究生在读，现当代文学，辽宁师范大学。
摘要：文学是人学，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命题，也是对文学本质的最根本的概括。只有对人又更深刻、更接近本性的了解，才有可能不断加深我们队文学的理解。长久以来我们都在用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而文学作为人学，则是复杂的，从创作的主体到作品中的人物再到创作的客体的过程中，文学的价值是多变的、流动的。所以从心理学及宗教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不仅具有学科交叉的意义，对文学评论来说更是一个新的角度。
关键词：心理；宗教
《中国现代文学心理学研究》这本书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刘勇老师所编写的，刘勇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曾任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这本书的内容正如它的名字那样，是从心里学的角度来探究作家的写作风格、语言特点、题材的选择等方面以及这些方面所产生的的原因，论述中涉及鲁迅、郁达夫、巴金、许地山、石评梅、周作人、废名、曹禺、老舍、张爱玲、张资平等数十位现代作家。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作家的创作是很有意义而且很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在生活或者创作中会受到哲学、宗教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作家的作品中可能同时出现，所以对于这些作品的分析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需要结合不同的方面来考虑。在这本书作者并没有把整个文学史的作家的心理现象一一尽述，而是通过个案剖析，深入挖掘作家的文化心理蕴涵，以及其在作品中渗透的哲学及宗教因素。比如在谈到许地山的宗教情结的时候，我们根据以前的知识可以了解到，其作品比如在前期的小说《缀网劳蛛》中，我们从主人公尚洁的身上可以体会到基督教的宽恕罪孽、博爱的精神，以及到家无味无谓的处世之道。对于后期的散文《空山灵雨》中体现的则是佛教的精神，“空”和“灵”也都是佛教用语，并且有的评论者说道“佛教思想，就是他散文的独特之处，而贯穿《空山灵雨》的基调，还是佛教思想” [1]。所以，书中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并没有单纯从心里学的角度来阐释对于作家的理解，而是深入到了宗教这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要素，这些要素我们有事会通过作品直观看到，或者通过阅读作品而获得宗教启迪。
但是如果把一位作家的心理特征从头到尾的叙述，不免冗长和庞杂，所以在这本书中，作者把这些不同的方面放在不同的章节里去叙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更全面的了解作家的性格，而且也能够深入当时的情境去理解。比如作者在从作者的“从《女神》到《屈原》”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了郭沫若的性格的复杂性是比较偏向于郭沫若的创造性和破坏性上，并且原创性的说郭沫若的这种“创造癖”并且作者很客观的说，“要求一个人在某方面始终保持旺盛不衰的创造力，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对郭沫若来说，更是困难的。”[2]而郭沫若在留日期间内心的凄凉和苦楚作者则着重放在“留欧美”作家和“留日派”作家之间的比较之间叙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关于郭沫若的那首《重过旧居》，诗中有这样几句“我和你别离了又百日有寄/又来在你门前来往/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涛涛/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涨”。这首诗是郭沫若在创造社刚创办的时候，从上海返回日本，他压抑着思乡的急迫心情来到旧居，深情的呼唤妻儿的名字的时候却发现人去楼空，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他们交不起房租而被驱赶，寄居在不远的一处民宅。当看到自己的妻儿如此狼狈，心中不禁“泪浪”涛涛。而这样的情感却被当时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留欧美”派作家嗤之以鼻，也体现出了当时这两个阵容的作家不同的心境。通过这样分散的描写，我们不仅对作家的背景以及对作家创作的情境有了更深的体会。
由于是从心理的角度来切入，所以在理解这本书的时候就应该避免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着手，而是更深一层的，深入作品人物的内心、作品写作的背景和作者当时的内心境遇去思考作品中所蕴含的心理因素。这种研究不仅对于学习文学的学生非常重要，可以使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于作家心理的研究使学习更加深入，而且对于学习心理学的学生而言也是很重要的补充。在我们的观念里，对于文学创作以及文学家的评论应该极尽客观，个人的观点往往带有主观色彩，而且由于个人受教育和知识面的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和误解，但是在这本书里不乏很多“我觉得”这样的字眼，难免会让人觉得这些观点有些主观，但是当读完之后就会发现，这些作者“觉得”的观点是带有很强的客观性的，而且很全面，是可考的，例如在论述老舍得时候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很多人都认为老舍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对他的创作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轻或重，直到抗战胜利后创作著作《四世同堂》时扔有所体现，在这之后，便不再受基督教影响，而且还对基督教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所揭示和批判。但是刘勇认为首先应该正视老舍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一事实，并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对老舍整个人生和创作道路的重要性。其次，他认为宗教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本来就主要不在于形式，它的影响是更为内在的、深层的、潜隐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重老舍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和以什么角度接受并切入宗教文化思想的，又是以何种方式、何种目的来阐发宗教文化思想的。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作者没有逃避思想，而是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的指出了老舍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事实。第二，作者对于基督教对于老舍创作的影响，作者并没有流于表面，而是进行了更深的挖掘。老舍虽然一度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但他却始终以自己现实人生的体验，以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去消化基督教的思想，这些思想经过老舍的眼镜，不再是空泛虚无的概念，而是融入到老舍对于现实和人生的理解之中，因为老舍在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得到的更多是舍己牺牲的精神、施善济贫的义举、和就是救民的责任感，他在入教后改名为“舍予”也是他这点心迹的流露。
在一篇作品中，可能既存在宗教因素，也存在心理学因素，我们不能判断孰轻孰重，因为二者既可以在作品中平行出现，也可以交织着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这两重因素对于作家的创作的影响的态度并不是莫衷一是的，比如在对许地山和丰子恺的某些作品进行分析时，既论争了佛教文化的消极因素对他们产生的不利影响，有阐述了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所引发出的这些作品的正确思考，这无疑是前人所未发现的。
参考文献：
[1]郑炜明：《许地山的佛教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六期
[2]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心理学研究》，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注释：
①郑炜明：《许地山的佛教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六期
②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心理学研究》，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张琦，女（1992.07-），黑龙江省，研究生在读，现当代文学，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