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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汇泉先生的诗文冰清玉洁。先说这个集子里的散文,杨老毕竟是写诗词的,因此,他的散文也弥漫着诗意。读《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我们就感受到葱茏的诗意。两篇散文都是写建筑的。前者写一位从未搞过建筑的人去修桥,这阴差阳错的驱使,是否使他觉得其味索然呢?不,桥周遭的大自然给了他无穷的乐趣。他在建筑空闲中总是驻足河边与石为伴,于是“爱石始于趣,觅石寓于缘,赏石纱于悟”。所以,当桥梁建成时,建桥者的另一座桥梁——《老瘦面壁》的作品和《中国卵石艺术》的专著也诞生了。对于建桥人,这是他的发现和创造,获取了卵石给予他鲜活的艺术灵感;对于写作者,这篇散文是诗人对大自然的智性感悟,始于顿悟而终于智慧。
后一篇《美的创造》是写参观悉尼歌剧院的,作者没有局限于它的刚建的美、端庄的美、色彩的美和富丽堂皇的美,而是惊奇地发现了它音乐的美、宽容的美和自由的美。作者的美学感受是奇妙而又深得要领的,他是从那—溜儿排的流动里和那一动一静的韵律里感悟到音乐的美。这与美国著名建筑美学家威廉·桑德斯的判断如何符契,桑德斯向世人发问:“建筑是寓言,是工艺,还是艺术?”他的判断无疑是三者兼而有之。他写道:“把艺术看成是寄托观念的寓言,这种偏好不仅仅存在于设计院,也不仅仅因为这种评审制度。我时常在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那里听到的抱怨是,似乎当今‘一目了然’的建筑实在太多了。那么一目了然的建筑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无论你多努力地去发现它,它所‘表示’的只是一点点……”你看清了这一点点,你还需要再去看它一眼吗?艺术要想达到了不起的境界是要有异常的复杂性,多义性和迷惑性,就像桑德斯把最美的建筑称为寓言那样,又像杨老把悉尼歌剧院称为音乐那样。
纵观杨老的散文,亦可界定为性灵散文。像《感受高温》、《玩物未必丧志》、《解读嘉山》、《散步与散心》、《人生与机遇》、《海上遇风记》等等,都表现了明快、质朴、生动、诙谐的风貌,作者诚恳地坦露自己的心灵,至情至性,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这种有关性灵的主张,被清代诗人袁枚所阐发,标榜其诗作是“发抒怀抱”,“提笔须先问性情”,“灵犀一点是吾师”,因为“诗情愈痴愈妙”,才会实现“意新”和“出色”的艺术境界。这一界说与杨老是相契合的。
杨老的作品是性灵(感性)的,但也是理性的。感情毕竟是受理性的统制。任何一个情感型艺术家,都会有自己的理性支柱。例如散文《解读嘉山》,嘉山的名声虽远不及君山,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小视它。因为这也许是一种“大美不言”和“大象无形”的境界吧。作者这一感情深沉的理性表述,让我们联想到那些默默无闻但又求索不止、奉献不息的普通工作者。又如《重访大寨》,其理性的光芒让我们感受到“苦人树”和“乐人树”所散溢出的不同韵味。它举要治繁,含宏万汇,划出了两个截然不同时期的中国人的生活相。当然,它以理性支撑下的情感触角还可再深入一些,或许更能臻至苏东坡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里的“法”,即法度。各类艺术都有自身的法度,有法度才有各自的形式美,才不至于刻鹄类鹜,画虎成犬。但艺术又偏爱对法度的突破,突破者在合乎情理的突破中,便获得了个性的自由与张扬。杨老的作品既重视法度,又不为法度所限。他承续散文的人文传统,将沉静、深微的生命体验溶于广博的历史背景,在自然、文化和人生之间,发现复杂的、常常是富于智慧的意义联系,他的体验和思考表现了一个老干部为探寻和建构充盈、完整的意义世界所做的努力和面临的难度。他的视野也许可以更为广阔,更为关注当下的、具体的生存疑难,当然,他能从百忙的大半生中砥砺自学,创作出如此文体精致、繁复,语言丰赡、华美,思想真诚、深刻的精品,已经实属不易。
再说这个集子里的诗歌,杨老在诗歌文体中游刃有余。他的诗歌有七言、五言和词,但都能随手拈来,涉笔成趣。我还注意到,杨老的诗词中有直指历史上某一朝代的,即为明朝。杨老直面明朝,有深意存焉。《七律·叹读明史》的头两句是:“人无横祸不英雄,明史钩沉愤满胸。”杨老为何只选择一个明朝呢?那因为,这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血腥的时代。翻开十六个皇帝的宫廷史,都充满着血腥搏斗,即皇位争夺、阁臣内讧、阉宦擅权,可用“闹嚷嚷蝇争血”予以概括。诗人在“明史钩沉愤满胸”之余,得出了“人无横祸不英雄”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个结论具有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往日的英雄都以暴力斗争为荣,但这种“斗争”究竟实现了什么?他们所要实现的乌托邦是否真的符合人类存在的理性和道义原则?历史证明,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杨老的回答是不言自明的。这使我们不能不对这位老革命肃然起敬,不仅为杨老的文学潜质也为他的人类道义和崭新的价值观而肃然起敬。可见,杨老为诗为文,决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为了表达广阔的人文关怀和悲天悯人的胸襟。他深知,艺术和肮脏和腐朽和倒退势不两立,它永远蔑视妨碍人类进步与文明的—切势力。诗歌是他的战士,所以他平凡而伟大,无处而不在。
不管是“从政”,还是“从文”,杨老未始不“始于顿悟而终于智慧”,可见其人其文自有真境界在。
后一篇《美的创造》是写参观悉尼歌剧院的,作者没有局限于它的刚建的美、端庄的美、色彩的美和富丽堂皇的美,而是惊奇地发现了它音乐的美、宽容的美和自由的美。作者的美学感受是奇妙而又深得要领的,他是从那—溜儿排的流动里和那一动一静的韵律里感悟到音乐的美。这与美国著名建筑美学家威廉·桑德斯的判断如何符契,桑德斯向世人发问:“建筑是寓言,是工艺,还是艺术?”他的判断无疑是三者兼而有之。他写道:“把艺术看成是寄托观念的寓言,这种偏好不仅仅存在于设计院,也不仅仅因为这种评审制度。我时常在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那里听到的抱怨是,似乎当今‘一目了然’的建筑实在太多了。那么一目了然的建筑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无论你多努力地去发现它,它所‘表示’的只是一点点……”你看清了这一点点,你还需要再去看它一眼吗?艺术要想达到了不起的境界是要有异常的复杂性,多义性和迷惑性,就像桑德斯把最美的建筑称为寓言那样,又像杨老把悉尼歌剧院称为音乐那样。
纵观杨老的散文,亦可界定为性灵散文。像《感受高温》、《玩物未必丧志》、《解读嘉山》、《散步与散心》、《人生与机遇》、《海上遇风记》等等,都表现了明快、质朴、生动、诙谐的风貌,作者诚恳地坦露自己的心灵,至情至性,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著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这种有关性灵的主张,被清代诗人袁枚所阐发,标榜其诗作是“发抒怀抱”,“提笔须先问性情”,“灵犀一点是吾师”,因为“诗情愈痴愈妙”,才会实现“意新”和“出色”的艺术境界。这一界说与杨老是相契合的。
杨老的作品是性灵(感性)的,但也是理性的。感情毕竟是受理性的统制。任何一个情感型艺术家,都会有自己的理性支柱。例如散文《解读嘉山》,嘉山的名声虽远不及君山,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小视它。因为这也许是一种“大美不言”和“大象无形”的境界吧。作者这一感情深沉的理性表述,让我们联想到那些默默无闻但又求索不止、奉献不息的普通工作者。又如《重访大寨》,其理性的光芒让我们感受到“苦人树”和“乐人树”所散溢出的不同韵味。它举要治繁,含宏万汇,划出了两个截然不同时期的中国人的生活相。当然,它以理性支撑下的情感触角还可再深入一些,或许更能臻至苏东坡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里的“法”,即法度。各类艺术都有自身的法度,有法度才有各自的形式美,才不至于刻鹄类鹜,画虎成犬。但艺术又偏爱对法度的突破,突破者在合乎情理的突破中,便获得了个性的自由与张扬。杨老的作品既重视法度,又不为法度所限。他承续散文的人文传统,将沉静、深微的生命体验溶于广博的历史背景,在自然、文化和人生之间,发现复杂的、常常是富于智慧的意义联系,他的体验和思考表现了一个老干部为探寻和建构充盈、完整的意义世界所做的努力和面临的难度。他的视野也许可以更为广阔,更为关注当下的、具体的生存疑难,当然,他能从百忙的大半生中砥砺自学,创作出如此文体精致、繁复,语言丰赡、华美,思想真诚、深刻的精品,已经实属不易。
再说这个集子里的诗歌,杨老在诗歌文体中游刃有余。他的诗歌有七言、五言和词,但都能随手拈来,涉笔成趣。我还注意到,杨老的诗词中有直指历史上某一朝代的,即为明朝。杨老直面明朝,有深意存焉。《七律·叹读明史》的头两句是:“人无横祸不英雄,明史钩沉愤满胸。”杨老为何只选择一个明朝呢?那因为,这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血腥的时代。翻开十六个皇帝的宫廷史,都充满着血腥搏斗,即皇位争夺、阁臣内讧、阉宦擅权,可用“闹嚷嚷蝇争血”予以概括。诗人在“明史钩沉愤满胸”之余,得出了“人无横祸不英雄”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个结论具有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往日的英雄都以暴力斗争为荣,但这种“斗争”究竟实现了什么?他们所要实现的乌托邦是否真的符合人类存在的理性和道义原则?历史证明,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杨老的回答是不言自明的。这使我们不能不对这位老革命肃然起敬,不仅为杨老的文学潜质也为他的人类道义和崭新的价值观而肃然起敬。可见,杨老为诗为文,决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为了表达广阔的人文关怀和悲天悯人的胸襟。他深知,艺术和肮脏和腐朽和倒退势不两立,它永远蔑视妨碍人类进步与文明的—切势力。诗歌是他的战士,所以他平凡而伟大,无处而不在。
不管是“从政”,还是“从文”,杨老未始不“始于顿悟而终于智慧”,可见其人其文自有真境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