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我国已把文化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大课题提了出来。探讨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内外部制约因素以及如何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关键词：文化；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98-02
1 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胡锦涛同志指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
文化是文明的基石，告别野蛮就是文明，告别愚昧就是文化。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凭借其固有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引领，产生巨大的作用，它把时代的灵魂注人类心灵的深处。
软实力（softpower），源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西方语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是此概念的创始者。他在2004年4月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首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对软实力理论做了较为完整的阐述。按照他的观点，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该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硬实力（经济、军事）通常依靠“施压”迫使他国非自愿接受，是直接的、即时的、集中的、显性的；软实力则通常依靠“吸引”得到他国自认同，是间接的、历时的、弥散的、隐性的。按照奈氏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体现出的硬实力，还包括因文化、价值观等吸引力表现出的软实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软实力是指由于人们对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影响力。
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第一，它的文化，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第二，它的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第三，它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
按照约瑟夫•奈对文化软实力所下的定义，中国当前的文化软实力应该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不断地、迅速地提高。第二，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诸多因素不是平衡的、不是齐头并进的，在某些因素上落后。第三，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对国际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不是很大，目前不可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第四，中国当然是一个文化软实力资源大国，但是，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尚有艰难的路要走。
2 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问题
2.1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内部制约因素
一是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的发展依赖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要解放文化生产力，必须注重文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产业的链式发展不足，特别是许多农村的文化基础建设根本谈不上，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缺状态。因此，要使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从知识资源向知识资本转化，从GDP增长向生活质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二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利益上的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经济利益结构失衡导致文化资源分布不平衡。同时，又由于制度建设和文化观念等软实力要素的不足，使一小部分人群过多地掌握了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并进而过多地占据了软实力资源，他们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改革发展总体效益包括软实力效益的共享程度下降，可能导致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削弱。而平衡这种利益结构需要长期努力。三是民主政治发展尚待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政治权力仍然参与经济利益分配，同样也参与文化资源的分配，这就使得原本就不平衡的文化资源分布格局在权力的干预下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深。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政治生活中人们的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
2.2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外部制约因素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在国际社会中面对着复杂的环境。某些西方大国对中国存在着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认为中国硬实力的崛起会重蹈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的“周期率”，会对既有大国构成挑战和威胁，而且也认为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必然要威胁世界的稳定。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大国对中国无疑存在着严重的“信任赤支”。在信任不足的前提下，无论中国对外宣称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中国在世界各地所从事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各种推广活动，都被渲染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因此西方大国在国际上提出所谓的“中国责任论”，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这种提法对中国的认知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与历史相比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毫不否认，西方提出的“中国责任论”，往往是根据西方大国的利益来定位“中国责任”的。其目的不仅是要掌控中国的崛起，更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包括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和软实力的崛起。
3 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探析
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把亿万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有利于在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吸引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综合工程。
3.1 加强文化底蕴建设
一是“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高度重视文化设施建设，不断加大投入，建设各类文化设施。社会各单位、各团体要加强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活动，尊重人、关心人、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做好积极的心理疏导工作，以增强本单位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从而“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二是加强理论研究。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结构和实践要求，深入研究国外在价值体系建设上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建设的积极要素。
三是注重调查研究。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通过对社会现实情况的调查，深入研究我国社会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特点，深入研究社会变革和利益关系调整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深入研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不同思想追求和价值追求，深入研究现阶段我国的思想观念结构、价值取向结构、道德追求结构和心理素质结构，深入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配套的政策法律体系建设。
四是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如果官员以其自身的正确行为来示范他人遵循社会公共价值体系，众人就会因服气而从之。因此，领导干部带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培养强烈的自我修养意识和坚强的克己毅力，充分发挥主动精神，解决自己内在思想和品质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要切实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要求，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
3.2 加强文化机制建设
一是强化择优汰劣的选拔机制。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一员，应该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入口处就要严格把好关，要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保证新党员的质量，防止落后分子、不健康分子的进入。在共产党员中选拔任用干部，更要进一步把好关，坚持民主考评、公平竞争、择优汰劣，保证党员干部队伍的高素质、高质量，坚决杜绝种种品行不端者、以权谋私者、昏庸无能者混入干部队伍。要不断改进党员和干部的考查选拔机制，切实把真正优秀、“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人才选拔出来。
二是加强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建设。赏罚分明，历来是治国、治政必须坚持的起码规则。品行端正、工作努力、贡献突出的人，应该得到表扬和褒奖；品行不轨、工作马虎、一事无成的人，应该受到批评和惩处。建立和完善这样的激励机制，就能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奋发努力，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更大的贡献。反之，如果赏罚不明，甚至该赏的没赏，该罚的不罚，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大家就会向落后者看齐，互相攀比谁能投机取巧，谁能阿谀逢迎。结果，邪气日益蔓延，正气不能上升，一个单位和地方的风气就会越来越坏，文化认同感就无法形成。
3.3 实行“借船出海”的方针
文化软实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的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要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世界各国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很有必要实行“借船出海”的方针。选择一些骨干集团或先进单位与国外一些技术先进、资信可靠的知名集团、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利用他们的网络和发行渠道，使我国的出版物、音像制品等文化精品更多更快地走向世界。对于重点单位和重点项目，实施政策支持，要在立项审批、贷款、利率、税率等方面实行优惠。
加强中国的“文化年”活动，对本民族文化的萃取提炼，同时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寻找一种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将其精髓展示给世界。
依靠文化贸易，直接将文化产品输送到国际文化市场上，以改变“文化贸易赤字”状况。
参考文献
［1］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M］. 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2.
［2］ 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M］.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
［3］ B.JESSOP.Regulation Theory,Post-Fordism and the State［A］. WERNER BONEFELDJOHN HOLLOWAY, Post-Fordism and Social Form:A Marxist Debate on the Post-Fordist State［C］.London: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4］ 何子英.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杰索普的方法、框架和范畴［J］. 求是学刊,2007.
［5］ 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M］. 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2.
关键词：文化；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98-02
1 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胡锦涛同志指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
文化是文明的基石，告别野蛮就是文明，告别愚昧就是文化。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凭借其固有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引领，产生巨大的作用，它把时代的灵魂注人类心灵的深处。
软实力（softpower），源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西方语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是此概念的创始者。他在2004年4月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首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对软实力理论做了较为完整的阐述。按照他的观点，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该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硬实力（经济、军事）通常依靠“施压”迫使他国非自愿接受，是直接的、即时的、集中的、显性的；软实力则通常依靠“吸引”得到他国自认同，是间接的、历时的、弥散的、隐性的。按照奈氏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体现出的硬实力，还包括因文化、价值观等吸引力表现出的软实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软实力是指由于人们对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影响力。
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第一，它的文化，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第二，它的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第三，它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
按照约瑟夫•奈对文化软实力所下的定义，中国当前的文化软实力应该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不断地、迅速地提高。第二，中国文化软实力中的诸多因素不是平衡的、不是齐头并进的，在某些因素上落后。第三，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对国际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不是很大，目前不可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第四，中国当然是一个文化软实力资源大国，但是，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尚有艰难的路要走。
2 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问题
2.1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内部制约因素
一是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的发展依赖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要解放文化生产力，必须注重文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产业的链式发展不足，特别是许多农村的文化基础建设根本谈不上，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缺状态。因此，要使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从知识资源向知识资本转化，从GDP增长向生活质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二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利益上的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经济利益结构失衡导致文化资源分布不平衡。同时，又由于制度建设和文化观念等软实力要素的不足，使一小部分人群过多地掌握了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并进而过多地占据了软实力资源，他们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改革发展总体效益包括软实力效益的共享程度下降，可能导致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削弱。而平衡这种利益结构需要长期努力。三是民主政治发展尚待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政治权力仍然参与经济利益分配，同样也参与文化资源的分配，这就使得原本就不平衡的文化资源分布格局在权力的干预下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深。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政治生活中人们的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
2.2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外部制约因素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在国际社会中面对着复杂的环境。某些西方大国对中国存在着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认为中国硬实力的崛起会重蹈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的“周期率”，会对既有大国构成挑战和威胁，而且也认为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必然要威胁世界的稳定。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大国对中国无疑存在着严重的“信任赤支”。在信任不足的前提下，无论中国对外宣称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中国在世界各地所从事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各种推广活动，都被渲染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因此西方大国在国际上提出所谓的“中国责任论”，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这种提法对中国的认知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与历史相比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也毫不否认，西方提出的“中国责任论”，往往是根据西方大国的利益来定位“中国责任”的。其目的不仅是要掌控中国的崛起，更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包括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和软实力的崛起。
3 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探析
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把亿万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有利于在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吸引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综合工程。
3.1 加强文化底蕴建设
一是“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高度重视文化设施建设，不断加大投入，建设各类文化设施。社会各单位、各团体要加强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活动，尊重人、关心人、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做好积极的心理疏导工作，以增强本单位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从而“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二是加强理论研究。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结构和实践要求，深入研究国外在价值体系建设上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建设的积极要素。
三是注重调查研究。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通过对社会现实情况的调查，深入研究我国社会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特点，深入研究社会变革和利益关系调整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深入研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不同思想追求和价值追求，深入研究现阶段我国的思想观念结构、价值取向结构、道德追求结构和心理素质结构，深入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配套的政策法律体系建设。
四是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必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如果官员以其自身的正确行为来示范他人遵循社会公共价值体系，众人就会因服气而从之。因此，领导干部带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提高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培养强烈的自我修养意识和坚强的克己毅力，充分发挥主动精神，解决自己内在思想和品质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要切实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要求，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
3.2 加强文化机制建设
一是强化择优汰劣的选拔机制。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一员，应该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入口处就要严格把好关，要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保证新党员的质量，防止落后分子、不健康分子的进入。在共产党员中选拔任用干部，更要进一步把好关，坚持民主考评、公平竞争、择优汰劣，保证党员干部队伍的高素质、高质量，坚决杜绝种种品行不端者、以权谋私者、昏庸无能者混入干部队伍。要不断改进党员和干部的考查选拔机制，切实把真正优秀、“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人才选拔出来。
二是加强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建设。赏罚分明，历来是治国、治政必须坚持的起码规则。品行端正、工作努力、贡献突出的人，应该得到表扬和褒奖；品行不轨、工作马虎、一事无成的人，应该受到批评和惩处。建立和完善这样的激励机制，就能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奋发努力，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更大的贡献。反之，如果赏罚不明，甚至该赏的没赏，该罚的不罚，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大家就会向落后者看齐，互相攀比谁能投机取巧，谁能阿谀逢迎。结果，邪气日益蔓延，正气不能上升，一个单位和地方的风气就会越来越坏，文化认同感就无法形成。
3.3 实行“借船出海”的方针
文化软实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的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要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世界各国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很有必要实行“借船出海”的方针。选择一些骨干集团或先进单位与国外一些技术先进、资信可靠的知名集团、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利用他们的网络和发行渠道，使我国的出版物、音像制品等文化精品更多更快地走向世界。对于重点单位和重点项目，实施政策支持，要在立项审批、贷款、利率、税率等方面实行优惠。
加强中国的“文化年”活动，对本民族文化的萃取提炼，同时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寻找一种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将其精髓展示给世界。
依靠文化贸易，直接将文化产品输送到国际文化市场上，以改变“文化贸易赤字”状况。
参考文献
［1］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M］. 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2.
［2］ 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M］.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
［3］ B.JESSOP.Regulation Theory,Post-Fordism and the State［A］. WERNER BONEFELDJOHN HOLLOWAY, Post-Fordism and Social Form:A Marxist Debate on the Post-Fordist State［C］.London: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4］ 何子英.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杰索普的方法、框架和范畴［J］. 求是学刊,2007.
［5］ 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M］. 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