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前，我与朋友在无锡的古玩市场闲逛，在一家冷铺的柜台中瞥见一卷字纸，“会议太常少卿许乃济奏请以货易货折”一行小字吸引了我的眼光。叫老板将字纸取出来看，发现为八页手写本，未经装订，毛边纸，淡绿版框，半页十一行，版心有“群碧楼”堂号。其中二页行书，另六页楷书，字体洒脱端庄。所抄为道光年间关于禁烟运动的奏折题名。回家后，我总觉得这八页写本有来头，依稀记得“群碧楼”是苏州的名头，一查，果然是清末民初学者、藏书家邓邦述的藏书楼。
　　邓邦述(1868—1939)，字正暗，号孝先，晚号群碧翁。年轻时随父亲邓嘉缜入黔，光绪二十五年(1899)进士，授翰林。二十七年(1901)入湖南巡抚端方幕府，三十一年端方奉派为出国考察宪政大臣，邓邦述作为随员同往欧美。三十三年(1907)起任吉林交涉司使、民政司使和东三省盐运使。曾出任清史馆纂修，1918年作为江苏代表参加安福国会，1911年弃官后居北京。1921年定居苏州。
　　邓邦述祖上本金陵望族，后家道衰落，家中藏书散失殆尽。对邓邦述后来成为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有重大影响的是赵烈文和端方。邓邦述的舅舅赵烈文曾人曾国藩幕府，后来定居常熟，家有天放楼，藏书数万卷。光绪十五年(1889)邓邦述从贵州到常熟与赵烈文的女儿成婚，在天放楼读到许多珍本、秘本，虽然他自称“于宋元版本懵然未之觉也”，但对他的刺激是明显的，以致日后他说：“就昏常熟赵氏，得读天放楼书，慨然有志于收蓄。”端方是19世纪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之一，邓邦述在端方幕府中学到了许多考订鉴赏版本金石方面的专业知识。邓邦述曾回忆：“尚书收藏金石书画甚富，始稍稍知考订鉴别之学，间及书籍。”
　　光绪三十二年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邓邦述得到了黄丕烈士礼居旧藏宋本《群玉集》和《碧云集》，此书历经文徵明、金俊明、徐乾学、黄丕烈等递藏，邓邦述于是将自己的藏书楼取名为“群碧楼”。以后的几年是邓邦述收书的高峰期，尤其是在北京的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不惜高价搜购古籍图书，迅速收集到了一万多卷图书。当时他的家中常常是书贩商贾穿梭不绝，只要是善本珍本，均乐意重金购买。当时他住在江宁会馆，离厂肆不远，晨间晡后都有许多书贾抱书而来，日夜守候在他门下的就有十余人。他个人官俸有限，到后来不得不向人借钱买书，以致一月负债二三千金，债台高筑。1921年起邓邦述定居苏州，闭门谢客，专事著述。
　　邓邦述藏书总数约近四万卷，仅宋刻本就达1800余卷，元刻、旧钞、名校更是琳琅满目。迫于生活压力，1927年极度贫困中的邓邦述不得不把珍本古籍中的一半出让给了中央研究院(今在台湾)，以所得书款还债。后来所余的珍本又陆续被中央图书馆和杭州“九峰旧庐”购去。邓邦述去世后，藏书迅速散尽。邓邦述早期是借债买书，后期是卖书还债，可谓圆了一个藏书梦。
　　见到这写本后隔了几日，我重去那家冷铺，东西还在——这样的东西一般人很少会注意和知道它的“名头”，因此我放心搁了一些时日。重新问价，老板见我并非志在必得，只好降下价来，我将字纸卷拢，付完钱就走。
　　回来细看，果真是邓邦述的亲笔：行书写本2页，无书名，内容为道光年间关于禁烟的奏折题名，从道光十八年七月《英人马他伦来粤稽察贸易投书失体逐令回国折》始，至道光二十年七月《折回防守片》止，共计奏折题名34件，有删改勾抹痕迹。楷书6页，内容与行书手稿基本一致，只是略有增润：楷书写本分列上下两卷，上卷四页，起首标有“奏议目上”和“两广总督任内”字样两行，内容自道光十六年九月《会议太常少卿许乃济奏请以货易货折》开始至二十年六月《覆议御使骆秉章奏请整饬洋务折》，共计奏折19件；下卷起首有“奏议目下”和“闽浙总督任内”字样两行，内容从道光二十年三月《覆议御使杜彦士奏移福建巡抚驻扎泉州折》至二十年十月的《拿获革举陈元华到案询办折》为止，共计29件。可以初步断定行书写本为某书的草稿，楷书写本为誊清稿。
　　誊清稿第三、四页另有“附目”开列奏折题名24件，题名后缀附注十二行：
　　“右折片二十四件，皆见《林文忠公奏稿》中，文忠于十八年十一月自湖广总督派为钦差大臣，十九年正月抵粤。旋调两江，仍持使节。十二月公与文忠互调，公始离粤。自十九年三月以后，遇有禁烟防海之役，皆与文忠联衔入告，文忠以王人居前，公以地方长吏列次。凡所筹防议论固无不同，即焚土拒敌诸大端尤非地方长吏尽心协力不能集事。是右所奏进，核其事实，不必问何方主稿也。否则，公于是役始终其事，宁有使节莅临遂忘责任，一岁之中即无只字上陈之理乎!文忠既已刊布，仅列是目，以资参证。邦述谨附注。”
　　由附注内容可以获知，“附目”的奏折题名乃从林则徐《奏稿》中辑出，而本手稿主要内容即禁烟运动中某位大僚的奏稿。禁烟运动中曾任两广总督与闽浙总督者，江宁邓廷桢也。
　　邓廷桢(1775—1846)，字(山-解)筠，嘉庆进士，《清史稿》有传。先后任延安知府、湖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安徽巡抚。在任期间颇有政名，尤善断冤狱，常为时人称道。道光十五年(1835)升任两广总督，其时正值鸦片泛滥之际，目睹鸦片之危害，邓廷桢逐步由主张弛禁转为严禁。1839年春，林则徐奉旨抵广州禁烟，他予以通力协作，取得虎门销烟的胜利。1840年调任闽浙总督，继续加强缉私与海防，同年10月，遭诬陷而与林则徐同被革职，充军伊犁。1843年释还，旋即授甘肃布政使，其间勘察荒地招民开垦，成效显著。1845年，他升任陕西巡抚，1846年卒于任上，归葬南京。诗文颇有成就，尤精音韵，著有《双砚斋诗钞》等。
　　邓邦述为邓廷桢之曾孙，查《江苏艺文志》南京卷，邓邦述于民国间曾刻印《邓氏家集》，其中包括邓廷桢撰、邓邦述辑《邓制军禁烟防海奏议》两卷：“奏议由邓邦述从《筹办夷务始末》中辑出，卷上为两广总督任内之奏折，附从《林文忠公奏稿》中辑出折片24件。卷下为闽浙总督任内之奏折。”由此可以断定，这八页手稿为邓邦述辑《邓制军禁烟防海奏议》目录的草稿和誊清稿。由于该书收录的奏折全部为从他书中辑录，因此很可能邓邦述在编撰书稿时只写定了奏折题名而未抄录奏折内容，直到开雕时才由人根据《筹办夷务始末》和《林文忠公奏稿》原书转誊抄录，缮写上版。从这八页手稿没有装订痕迹来看，也正证明了这点，因此笔者判断八页手稿就是《邓制军禁烟防海奏议》的全部稿本。
　　《邓制军禁烟防海奏议》收录在群碧楼刻印的《邓氏家集》中，这套由邓邦述筹刻的丛书还包括邓旭《林屋诗集》、邓嘉缉《扁存斋诗存》和邓邦达《蹇庵词》。邓邦述还刻印过另一套丛书《双砚斋丛书》又名《群碧楼丛刻》，包括邓廷桢《双砚斋诗钞》等四种、邓嘉纯《空一切庵词》和邓嘉缜《晴花暖玉词》。邓邦述整理刻印邓氏家族的文集，与他的邓氏家族情结有关。
　　金陵邓氏是著名的文化望族，邓邦述的九世祖邓旭(1609—1683)为顺治进士，筑有青藜阁，藏书万卷，后毁于太平天国战争。邓邦述虽然没有能够继承先祖的藏书，但家族的文化传统和先人的功业，对他的藏书事业和整理家族文脉有强烈的激励和指引作用，这点在他的诗词中有较多反映，因此邓邦述的一生是怀有很浓厚的家族情结的。邓邦述居留北京时期，曾有书贾携抄本《榈先生文集》，因为知道作者是邓氏先人，所以要价很高，但邓邦述还是毅然买下，并表示要“以示子孙，永守之勿失。”而曾祖邓廷桢为一代名臣，成为邓氏家族辉煌的顶点，也是邓邦述心目中的英雄，他是深怀着家族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为曾祖辑刻《邓制军禁烟防海奏议》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两种家刻奉不惜工本，力求刻印俱佳的原因了。为了寻访《邓制军禁烟防海奏议》刻本，我先后到苏州图书馆和无锡图书馆寻访，并去上海图书馆查询，可惜这几家都没有收藏这部刻奉。玩古籍的朋友告诉我，此书虽然是民国刻本，却是少见的家刻本，不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