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转向全面应对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相应地，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也应该有新的思路。目前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认识还受到某些惯性思维的影响。一些人相信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国是横亘在中国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道路上绕不过去的巨大障碍。另一些人认为美国政治就是金钱政治，唯商业利益是图，因而谁当美国总统都得和中国搞好关系。中国靠经济合作就能走遍天下，和平崛起。这些简单化的、从过去的经验或者书本中形成的认识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普遍存在，有时甚至形成尖锐的、情绪化的对立，但实际上都没有脱离低层次的战略思维。
　　要搞好新阶段的中美关系，中国首先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美国形成更为明确的判断。这些重大的判断包括：
　　第一，中国的国家目标并不是超越或打败美国。中国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并对世界的发展再次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可能在经济总量甚至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美国也可能通过新的改革和创新，继续在某些方面长期领先中国。中国在实现复兴目标的同时，中美的力量对比可能出现各种局面，两者并没有因果或前提关系。这一判断可以得到一个宏观历史趋势的支撑，即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大大加速、并未见衰退的历史趋势。在蛋糕持续做大的条件下，无论是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还是国内社会的利益分配，都不可用静止的、零和的眼光去看待——必然导向冲突的逻辑。这是现实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未能预见到现代国际政治和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治改良空间的一大原因。这也是美国敢于建立开放的国际秩序，对国家间的发展竞争保持自信的原因。
　　第二，美国没有绝对的能力和意志阻遏中国的崛起。美国是否会竭尽全力阻止中国在力量上超越美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在国内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这两项核心国家利益不受到根本挑战的情况下，可能没有意志和能力展开对中国的全面对抗。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中国对美国本土不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此外，中国和战后日本、欧洲国家一样，积极融入现行国际秩序。对于这样的对手，美国依照其外交传统，很难凝聚起国内共识，像当年对抗欧洲殖民帝国、德日法西斯、苏东集团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一样，直接对中国予以武力压制。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全球货物贸易的中心，可以说已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网络的一大枢纽。美国也不能通过封锁、孤立和经济制裁等手段，遏阻中国的崛起。当然，毋庸置疑，美国非常乐于保持近百年来凌驾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的实力优势。但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目前主要是内向型的，试图通过激发国内的改革和创新，实现新的领先性的发展，外交手段也为内部的发展服务。此外，美国可能也乐于见到中国因为某种原因崛起失败、或者遭到重大的挫折，并通过有限的投入为此创造条件，但它并没有必然的把握和不顾一切的决心。另外，中国如果出现重大的倒退和混乱，对美国也是不利的。最具有风险但是值得一试的预测是：如果上述情况都没有出现，美国可能会不得不面对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并在外交上为此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在新的、不那么有利的力量结构中最大程度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发展的潜能。美国对这方面的准备实际上已经在其国内战略思想界展开了。
　　第三，中美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中美挑战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则不排除走向冷战式的全面对抗。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国内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则可以总结为三点：国内安全，即领土安全、主权完整和国内政治稳定等；发展空间，其核心是开放、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即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牺牲政治和外交自主性，换得美国的容纳。对照中美两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既有共融性，也有冲突性。共融性表现在中美都共同拥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将其视为本国发展和繁荣的基本保障。冲突性则表现在：美国长期干涉中国的国内安全问题，让中国感觉到根本性的威胁；美国怀疑中国有颠覆自由国际秩序的可能。这些问题影响到中美的根本战略互信。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战略走向。
　　基于上述重大观点，我们才可以判断中美确实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反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观点，实际上都源于在上述问题上有着相反的认识。基于这些判断，我们可以对当前中美关系中的议题有更清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