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初见

　　1949年4月，钱穆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前往教学。自15岁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钱穆就立志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不久，华侨大学迁往香港。
　　战乱中，流落香港的青年很多，他们流离失所、无处问学。钱穆决心办学，他联合几个内地学者创办了新亚书院，自任校长。
　　书院资金困难，流亡青年缴不出学费，教授领不到薪水。虽步履维艰，但理想与热情越来越炽盛。
　　那一年流落香港的，还有胡美琦。父亲胡家风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的她，随家人来到香港。一次聚会上，胡家风结识了钱穆，遂让胡美琦到新亚书院继续读书。
　　在中国文化史课上，胡美琦见到了钱穆，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看似瘦弱，一口洪亮的无锡话却非常有震撼力，讲起历史、文化，眼睛炯炯有神。从他的身上，她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
　　课余，钱穆经常和学生一起散步、爬山，在途中也不忘教诲学生：“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他的积极乐观和蓬勃的生命力深深感染了胡美琦。由敬畏到仰慕，一颗种子就此埋进胡美琦的心里。
　　一年后，胡美琦随父亲去了台湾省，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读。

困境陪伴

　　1951年，新亚书院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来源断绝，钱穆到台湾筹募捐助。受邀在一所学院演讲时，新建的礼堂顶部突然坍塌，他的头部被砸中，当场昏迷。
　　得知钱穆在台中养伤，胡美琦赶来探望，并对他悉心照顾。朝夕相处，她由仰慕转向爱慕，他则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她朝气蓬勃，有学识，有教养，对历史、文化心怀执著，也让他无比欣赏。
　　短短四个月，情愫像花木一样在彼此心中生长，生命变得坚韧、充盈。钱穆返港后，受他影响，胡美琦决心走教育之路，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就读。1954年毕业后，她飞赴香港，不顾世俗羁绊，选择照顾他、陪伴他。
　　像一束光，照亮了万千个黯淡时刻。焦头烂额的事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先是新亚书院得到当时的港英政府承认，再是钱穆的教育理想获得社会的认同与赞助。后来，新亚书院又在一家基金会的捐建下，有了新的校舍。多年心愿终于实现，与此同时，内地沧桑巨变，钱穆知道，原先的家再也回不去了。
　　1956年，钱穆决定与胡美琦结婚。他心怀感激，亲自撰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在给学生余时英的信中，他说：“穆之婚事，实非得已。以垂老之年，而饮食居处，迄少安顿，精力有限，甚何能久。惟美琦以盛年作此牺牲，私心甚望其能继续治学，勿专为家庭琐务毁耳。”
　　事实上，她不只是贤内助，也是他的同道和知己，非但没有让家庭琐事绊住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相反，在他的引导下，她的学问也日趋精进。
　　生活步入正轨，钱穆精神振作，办学成就随之而来。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其他两家书院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
　　1967年，政治飓风刮来，香港变得动荡不安。一心只想著书立说的钱穆决定移居台湾。选址后，胡美琦亲自绘图设计，钱穆为新居所命名为“素书楼”。岂料，蒋经国为表诚意，已安排了兴建一事，钱穆无从推辞。

学术传承

　　定居台湾后，钱穆受邀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胡美琦也在中国文化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史课程。
　　素书楼成为青年学生的问学圣地，“一园花树，满目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楼前楼后，胡美琦精心栽种了红枫树、黄金竹，庭园里是钱穆最喜欢的茶花。清幽的花香中，他全力讲学、著书。她默默操持家务，为他做他最爱穿的唐装。他不爱去医院，她就找医生配制药丸。为了接送他出行，她特意去学了开车。
　　82岁时，钱穆大病一场，眼疾也日益严重，几近失明。醫生禁止他长时间看书，亲戚朋友也劝胡美琦限制他写作，但胡美琦深知，离开学问和教育，才是最令他痛苦的。为了支持钱穆，她辞掉教职，帮他读稿、改稿。1986年，91岁高龄的钱穆在胡美琦搀扶下，结束了最后一课，他给学生的临别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告别杏坛，却没有告别教育，他忧心于青年对中国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渐低落，她为他创办了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楼廊上，他们谈学问、聊人生，所有的谈话，她都精心做了整理。她要把他的智慧与学识，留给青年一代，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楼廊闲话》。
　　1989年，她陪他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一同散步时，他突然握紧她的手，兴奋地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回台后，他口述，她执笔，完成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的初稿。
　　当时，钱穆已陷入“素书楼风波”—— 台湾“立法委员”陈水扁指责他侵占公共财产，要求收回素书楼，逼他们迁出。
　　“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为了尊严，胡美琦毅然提出“宁愿迁出素书楼，而不愿住下去徒遭羞辱”。钱穆称赞她所说是“得道之言”。然而，搬家后仅仅三个月，钱穆就离开了世界。
　　三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她深知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心胸抱负。依钱穆遗愿，胡美琦将他安葬回大陆故土，太湖西山湖滨山坡的景色，正和他们在香港家中时远眺的一样。
　　2002年，素书楼恢复旧貌，定名为“钱穆故居”，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主持典礼时亲自向胡美琦道歉，还钱穆以清白。此后，她全身心投入整理他的全集。连续几年，她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点，2010年， 2000万字的《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字宾四）在大陆出版，依照他的心愿，“一字不改，繁体直排”。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的学术思想，被称“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而没有胡美琦，便没有他辉煌的晚年。
　　钱穆生前所托已悉数完成，2012年3月，胡美琦病逝，香港中文大学的讣闻是：“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
　　因为钟情与执著，彰显他的学术思想成为她一生的意义。爱还在延续，那些不朽著作就是证明。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