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贪腐集中于物质层面，但动因却是精神，因此涉及到政治信仰。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是借助政治信仰遏制腐败。当然，政治信仰的重要性远不是一个反腐问题，而是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人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先天排除了宗教信仰，如果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那么就意味着必然发生蜕变。
　　实际上，我们的信仰危机已经发展到各个层面。媒体披露，一些党的高级干部竟然信“大师”，还有人为仕途炸掉重庆长江大桥隧道，等等，就是政治信仰缺失的实例。
　　政治信仰高度依赖环境条件和理论支撑，而原有的主要支撑已经和正在被瓦解。革命战争年代有生命相搏的敌人，冷战时期有假想敌，只要有敌人就会有牺牲，而牺牲最能激发神圣感。执政状态下，没有这种程度上的牺牲，神圣感很难激发出来。革命阶段党及其成员没有自己的利益，除了信仰信念的作用，也有环境条件的制约，执政阶段党仍然没有或不应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会影响到价值观和信仰信念，稍有精神松懈就会被腐蚀。
　　不仅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瓦解着政治信仰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认知。而开放的世界，各种思潮的激荡，都在影响着信仰。
　　只有能够解释现实，理论才能发挥强大作用。举个例子，《资本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弄清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也就是剩余价值理论。问题在于产业工人占主体时期时是这样，进入当代，剥削和被剥削不再那么鲜明，我们该以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尺度评价事物，显然出现了困难。冷战结束后，国家博弈开始由政治制度向利益和核心价值观转移，我们也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要求“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走通“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命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一些成员精神迷失乃至蜕变。
　　信仰不解决，精神力量就无法激发。我们的精神力量激发，其实是一句话：“阶级仇，民族恨”。今天，阶级消亡，力量之源变化，为谁和怎么为出现了困难。信仰不解决，价值观的原点就无法确立，进而出现价值观紊乱。
　　如果再把政治信仰与腐败现象作一个分析，那么中国革命史中的许多问题和现象都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中国革命集团中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为信仰而来的，他们主要是知识分子构成，背叛了自己原有的阶级，意味着他们的境界已经升华。另外的也可以说是主体力量，最初就是为了解放自己，他们想的就是自已过上富人的日子，一旦这个得以实现，也便没有了解放他人的热情，如果没有实现，那么就最大限度地攫取，直到满足为止。今天，带着理想主义而奋斗的那代人都已经作古，新产生的二代三代不再拥有那样一种理想信念，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是为他们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或新的价值支撑，实践来看，我们还没有找到。
　　要解决这个问题，突破口应选在信仰的核心支撑共产主义目标，要在理论上实现突破，真正重新诠释好共产主义，弄清这究竟是一个精神目标，还是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在明确其本质的同时，对我们的精神大厦再构建，这对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最重大的理论工程，绕不开，躲不过。
　　责任编辑 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