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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生活窘困的发廊妹到一名职业DV摄影人，从被拍摄者到拍摄他人的生活，章桦完成了她人生的转变，完成了作为一个女人精神世界的回归，也锻打了中国DV界的一个传奇——
《姐妹》主角少有笑容
平凡与传奇的距离有多远？章桦用手中的DV告诉世人：2.5米——这个距离是DV拍摄人像的最佳距离。章桦正是用这个最佳距离，为我们带来了她人生第一部DV纪录片《邝丹的秘密》。这部取材于深圳外来打工者的纪录片，让她获得了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DV我们的影像故事”的评委会大奖。
在广州举办的国际纪录片大会上，笔者见到了章桦。
其实，最先让章桦出名的并不是《邝丹的秘密》，而是另一部以章桦做主角的纪录片《姐妹》。片子记录了当时在深圳莲塘开发廊的章桦，以及在她店里打工的另外4个女人的故事。拍摄者叫李京红，他用了3年时间近距离跟拍，最终完成。
这部18集纪录片被全国几十家电视台高价购买，在浙江、广东、湖南等地播出后，反响很好。在湖南，十几万条短信涌向电视台的新闻热线。媒体将其称为“中国第一部原生态纪实电视剧”。
作为主角的章桦，在片中很少有笑容，与现在的她有着巨大的反差，她对笔者说：“当时我的境遇很差，生活压力太大了。”
1970年，章桦出生在浙江省衢州的一户农家，16岁初中毕业后，就跟在小镇开发廊的姐姐章薇学习理发。
1999年底，章桦去深圳创业。她和姐姐花钱盘下一间小店。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0年的夏天，小店开张了。
她说：“我太轻信人，不知道对方将店盘给我的时候，还欠着上万块的水电和各种杂费。”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还没开张，就先支付了本属于别人的债务。
店小，生意比其它的发廊冷清很多，而此时，李京红的闯入，又给这间小店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她说：“我和李老师以前就认识，他比我早来深圳，他听说我开了一家店，拎着摄像机就来了，说是拍着玩的。”
店里生意本来就不好，李京红还整天拿着个摄像机晃，许多客人一见，立马拔腿走人。
说起当初，她还不太理解李老师：“最开始，我特别讨厌他，一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心里还老惦记怎么让店里的生意好起来，唉，这个人却拿着摄像机不停地照，好几次，我都和他翻脸了，让他快点走！”
说这话的章桦，表情中流露出一丝歉意和羞涩：“做发廊这行的，社会上很多人看不起，自己心里也觉得矮人几分，活着已经不容易了，可李老师还要把我们的苦难拍下来，你说，我能笑出来么？”
发廊女的悲哀
店铺的生意不好，是章桦笑不出来的一个原因。而实际上，还有一个更深的症结隐藏在她的内心，这个症结来自一个男人，她是那样喜欢他，但他却还是离她而去。理由很简单，发廊女怎么能配得上他？尽管他也只不过是山西太原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子弟。
她说:“发廊的姐妹几乎都有过类似经历：被男人深深伤害，然后独自舔尝苦果。”
章桦家里共有4个姐妹，因为贫穷，4姐妹都早早辍了学，出外寻找谋生的手段。章桦也不例外。16岁的她和姐姐选择了发廊作为她们接触社会、改变命运的平台。
“没有文化，我们只能去发廊做个洗头妹，学理发，好歹这也算是一门手艺。”她接着对笔者说，“像我这样没文化的农村女孩，最大的理想就是找个城里人，能在这里认识一个好男人，带自己进城。”
20岁那年，一个男人走进了章桦的生活：“他是太原人，人长得又高又帅。”从未有恋爱经验的章桦，第一次体会到了来自异性的关爱：“一个女孩子，又是独自一人在外乡打拼，遇见这样的男人，换了谁都无法拒绝。”
初识时，这个男人告诉她，自己家里有钱有势。她说：“但他始终不愿意和我结婚，也不带我回家见他父母，理由是家人坚决不同意他找一个农村人。”
身为发廊女的章桦，从一开始就觉得是自己高攀了对方，虽然一心想有个真正的家，但这种自卑的念头，让她不敢对未来有过高的奢望。直到1993年，随着女儿的出生，天真的章桦认为，该为自己讨个说法。
她对笔者说：“孩子两岁的时候，我再次提起去山西老家看看老人，顺便把婚事办了，他不得已同意带我和孩子回家。”
可是结果呢？她说：“到了太原，他还是不让我到他家。没办法，我就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家庭住址自己找上门。他家很穷，我走进他家院子的那一刻，心突然变得很平静，原来我和他是对等的，我没有什么地方配不上他！”
以为从此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章桦，万万没有想到，那个男人得知后，大发雷霆，责怪章桦让他丢了面子，不仅拒绝结婚，而且还把两岁多的孩子藏了起来，并责令她赶紧离开！
回忆当时，她伤心地说：“那感觉，就是一下子被人推进了黑夜里。”
章桦精神恍惚地回到衢州，整整一年，她脑海里总是不断地出现一个问号：生活为什么开这么大一个玩笑？
成了DV主角
在衢州家里郁郁地过了一年，1997年，章桦又到了北京，她在那里找了一份每月800元包吃包住的工作。她解释为什么要去北京时说：“去北京的想法很简单，因为那里离太原近，看女儿方便。”
“他们对孩子很好，很疼爱她，但怕我去，将孩子带走！”在北京的3年时间，章桦只看过孩子一次，“他们总是很提防我，老说孩子不在太原，一会说去了海南，一会说去了新疆，总之都是很远的地方。”
在北京的时候，章桦认识了李京红，当时只知道他是画画的。
孩子见不到，在北京的发展也不顺利，章桦又萌生了去深圳的想法。1999年底，她和姐姐来到深圳。她说：“因为李老师比我先去深圳，我打电话告诉他想去深圳开发廊，他只说你来试试吧。”
初到深圳的章桦，一切都不顺，自然对老李以及他的摄像机非常排斥，常常黑着脸，但老李不管章桦怎么说怎么骂，依然好脾气地赔着笑脸。半年过去了，老李跟章桦谈了自己想拍纪录片的想法，而此时的她已经习惯了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男人和一个镜头：“我的那些姐妹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们在他面前完全放松下来，不再注意他的镜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随着拍摄的持续，老李的镜头渐渐地转向了发廊姐妹背后的故事，他跟章桦到了太原，一路拍摄着章桦试图与女儿和男友团聚的努力，泪水、企盼、失望和痛苦，每一个细节都被老李收录。
一年之中，每个姐妹回家，老李都会跟着，他不仅拍摄，而且想办法为这些姐妹筹集回家的路费，因为她们的家实在太穷，而章桦的发廊生意又不好，连给姐妹的路费都拿不出来。
DV打开了心窗
“这辈子，我最感谢的就是李老师，如果不是他使劲把我从过去的泥泞中拉出来，我不会有今天。”坐在广州东方宾馆的花园里，说起恩师李京红，章桦脸上的表情很灿烂。
“以前感觉自己的心是一座黑房子，是李老师把一扇扇窗户打开了，现在觉得黑房子的窗户都被打开了，心里充满了阳光？”笔者试探着问。
她回答：“对，是这感觉，充满阳光！”
章桦在深圳的发廊经营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到了下半年，每个月都要赔一两千块钱，店里姐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她的情绪到了最低点。
老李一边用DV记录，一边也四处筹钱帮着她渡过难关，还时时鼓励章桦要看开：“他经常介绍一些好的文章给我看，记得有一次，他给我看了一篇文章，一位五十多岁退休的阿姨，不甘心就这样度过余生，先去一家宾馆做服务员，后来又去学美容美发，自己开店，不到半年就开了好几家分店。他对我说，你看人家五十多岁了还这样努力，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这么悲观呢？”
为了让章桦将店坚持开下去，老李在外帮人家搞装修。她说：“其实到了下半年，几乎是老李赚钱帮我坚持下来的，虽然我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他的纪录片，但他的坚持，让我很感动。”
就在老李跟着另一个姐妹阿文回贵州老家拍摄时，章桦终于将店盘了出去：“没有经济负担了，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和姐姐在一家美容院里找了一份工，暂时安定下来了。”
两个月后，从贵州回来的老李得知章桦的店关了，惋惜之后，他劝章桦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她说:“当时李老师为他的纪录片做后期，他就鼓励我用那台DV，学着拍摄。”
章桦一边继续被老李拍摄着，一边学着拍摄别人。她说：“我的人生就是在拿起DV的那一刻起，有了转变。”
第一次独立外出拍片，是给参加拉丁舞比赛的外甥女贝贝当摄像师：“我开始不敢去，李老师就说，怕什么？就当一次锻炼，没人笑话你。”
这一次的经历，让章桦尝到了被人尊重的滋味：“见我拿着DV，很多人问我：你是电视台的吗？”
章桦拿着DV穿梭在人群中，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也没人在乎她的过去，在这里，她成了一个摄影人：“我很愉悦，觉得阳光照进了心房。”而这一段记录，也成了《姐妹》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章桦学会了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并从以前一味的自怨自艾中走了出来：“要想改变命运就得靠自己努力，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到头来得到的永远是伤害。”
章桦在帮老李拍摄的同时，也靠帮人家拍摄婚庆录像维持生活。她说：“钱赚得不多，但心情很愉快。”
到北京学习
从2000年到2003年，章桦见证了老李拍摄《姐妹》的全过程，也被拍摄了3年。
2003年4月，老李在北京一电视制作公司里做《姐妹》的后期，章桦则回了老家：“非典时期，没什么事情做，我就给老李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学点东西。”
章桦如愿来到北京：“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我就是片子里的发廊女，但所有人都很尊重我，并没有为此瞧不起我。”
章桦在打扫卫生、为大家端茶送水的同时，开始学习电视片后期制作，半年时间里，她就像个饥渴的孩子，拼命地吸吮着纪录片制作的所有技巧和知识。
章桦看着《姐妹》的后期制作，一幕幕鲜活真实的画面不断被回放和放大，她震撼了，也在那些还原的真实中认识了自己。随后，《姐妹》被剪辑成一部长达13个小时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片中5名发廊妹章桦、章薇、阿文、小芳、阿美的情感纠葛与辛酸经历震撼了无数观众。
章桦在一片热潮中理解了老李，他是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真实地表达生活。当记录与生活同步，当每一丝微小的情感流露被镜头放大很多倍呈现在公众面前时，她说：“姐妹们的生活注定将被改变，在我身上，这种改变最为明晰。”
在北京学习期间，章桦也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生活，她为一个男人生了孩子，却不能获得完整的家庭，孩子的性格在扭曲的成人世界中也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姐妹》播出后，她说：“每次打电话去太原，孩子总是很冷淡。”
章桦想起自己在深圳认识的一家人，男人在街边摆修车摊，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女人在家操持家务，14岁的女儿邝丹在某重点中学读书，日子虽贫穷，但一家人非常和睦。
看着这一家人，章桦突然想把他们一家的故事记录下来，她说：“完全从女人的角度想到的这个主题。”
展现普通人的幸福
章桦的选题得到了制作公司的认可，公司负责人陈镭给了她2000元制作费。于是，章桦来到了深圳。
邝丹一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章桦，章桦有些感慨：“我比李老师幸运多了，我没有遭遇到他那时的难堪和艰辛，一切都很顺利。”
一个半月的时间，章桦吃住在邝丹家，一共拍了60盒磁带的素材，“我只是想知道一个幸福家庭究竟是怎样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更谈不上幸福了。拍完这个片子，我知道一个幸福的家原来并不一定要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房”。
说起自己的处女作，章桦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在片子里，我与邝丹一家人都有交流，他们一家人的乐观和豁达一直都在感染我，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十分愉快。在拍摄中，我才知道生活中真的有像邝丹父亲那样的好男人，而正是有了这个好男人才培养出像邝丹这样的好孩子”。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花园的草坪上，微风吹动着章桦的长发，“我也很想给我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他已经和别人结婚了”。话语轻轻地落在地上，随着微风飘远了，而话语背后那些尘封的往事，却一直深深地刻在这个与命运抗争的女人心里。
她说：“我会继续拍下去，为了和我曾有过相同命运的女人，也为了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摘自《幸福?下半月版》）
《姐妹》主角少有笑容
平凡与传奇的距离有多远？章桦用手中的DV告诉世人：2.5米——这个距离是DV拍摄人像的最佳距离。章桦正是用这个最佳距离，为我们带来了她人生第一部DV纪录片《邝丹的秘密》。这部取材于深圳外来打工者的纪录片，让她获得了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DV我们的影像故事”的评委会大奖。
在广州举办的国际纪录片大会上，笔者见到了章桦。
其实，最先让章桦出名的并不是《邝丹的秘密》，而是另一部以章桦做主角的纪录片《姐妹》。片子记录了当时在深圳莲塘开发廊的章桦，以及在她店里打工的另外4个女人的故事。拍摄者叫李京红，他用了3年时间近距离跟拍，最终完成。
这部18集纪录片被全国几十家电视台高价购买，在浙江、广东、湖南等地播出后，反响很好。在湖南，十几万条短信涌向电视台的新闻热线。媒体将其称为“中国第一部原生态纪实电视剧”。
作为主角的章桦，在片中很少有笑容，与现在的她有着巨大的反差，她对笔者说：“当时我的境遇很差，生活压力太大了。”
1970年，章桦出生在浙江省衢州的一户农家，16岁初中毕业后，就跟在小镇开发廊的姐姐章薇学习理发。
1999年底，章桦去深圳创业。她和姐姐花钱盘下一间小店。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0年的夏天，小店开张了。
她说：“我太轻信人，不知道对方将店盘给我的时候，还欠着上万块的水电和各种杂费。”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还没开张，就先支付了本属于别人的债务。
店小，生意比其它的发廊冷清很多，而此时，李京红的闯入，又给这间小店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她说：“我和李老师以前就认识，他比我早来深圳，他听说我开了一家店，拎着摄像机就来了，说是拍着玩的。”
店里生意本来就不好，李京红还整天拿着个摄像机晃，许多客人一见，立马拔腿走人。
说起当初，她还不太理解李老师：“最开始，我特别讨厌他，一见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心里还老惦记怎么让店里的生意好起来，唉，这个人却拿着摄像机不停地照，好几次，我都和他翻脸了，让他快点走！”
说这话的章桦，表情中流露出一丝歉意和羞涩：“做发廊这行的，社会上很多人看不起，自己心里也觉得矮人几分，活着已经不容易了，可李老师还要把我们的苦难拍下来，你说，我能笑出来么？”
发廊女的悲哀
店铺的生意不好，是章桦笑不出来的一个原因。而实际上，还有一个更深的症结隐藏在她的内心，这个症结来自一个男人，她是那样喜欢他，但他却还是离她而去。理由很简单，发廊女怎么能配得上他？尽管他也只不过是山西太原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子弟。
她说:“发廊的姐妹几乎都有过类似经历：被男人深深伤害，然后独自舔尝苦果。”
章桦家里共有4个姐妹，因为贫穷，4姐妹都早早辍了学，出外寻找谋生的手段。章桦也不例外。16岁的她和姐姐选择了发廊作为她们接触社会、改变命运的平台。
“没有文化，我们只能去发廊做个洗头妹，学理发，好歹这也算是一门手艺。”她接着对笔者说，“像我这样没文化的农村女孩，最大的理想就是找个城里人，能在这里认识一个好男人，带自己进城。”
20岁那年，一个男人走进了章桦的生活：“他是太原人，人长得又高又帅。”从未有恋爱经验的章桦，第一次体会到了来自异性的关爱：“一个女孩子，又是独自一人在外乡打拼，遇见这样的男人，换了谁都无法拒绝。”
初识时，这个男人告诉她，自己家里有钱有势。她说：“但他始终不愿意和我结婚，也不带我回家见他父母，理由是家人坚决不同意他找一个农村人。”
身为发廊女的章桦，从一开始就觉得是自己高攀了对方，虽然一心想有个真正的家，但这种自卑的念头，让她不敢对未来有过高的奢望。直到1993年，随着女儿的出生，天真的章桦认为，该为自己讨个说法。
她对笔者说：“孩子两岁的时候，我再次提起去山西老家看看老人，顺便把婚事办了，他不得已同意带我和孩子回家。”
可是结果呢？她说：“到了太原，他还是不让我到他家。没办法，我就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家庭住址自己找上门。他家很穷，我走进他家院子的那一刻，心突然变得很平静，原来我和他是对等的，我没有什么地方配不上他！”
以为从此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章桦，万万没有想到，那个男人得知后，大发雷霆，责怪章桦让他丢了面子，不仅拒绝结婚，而且还把两岁多的孩子藏了起来，并责令她赶紧离开！
回忆当时，她伤心地说：“那感觉，就是一下子被人推进了黑夜里。”
章桦精神恍惚地回到衢州，整整一年，她脑海里总是不断地出现一个问号：生活为什么开这么大一个玩笑？
成了DV主角
在衢州家里郁郁地过了一年，1997年，章桦又到了北京，她在那里找了一份每月800元包吃包住的工作。她解释为什么要去北京时说：“去北京的想法很简单，因为那里离太原近，看女儿方便。”
“他们对孩子很好，很疼爱她，但怕我去，将孩子带走！”在北京的3年时间，章桦只看过孩子一次，“他们总是很提防我，老说孩子不在太原，一会说去了海南，一会说去了新疆，总之都是很远的地方。”
在北京的时候，章桦认识了李京红，当时只知道他是画画的。
孩子见不到，在北京的发展也不顺利，章桦又萌生了去深圳的想法。1999年底，她和姐姐来到深圳。她说：“因为李老师比我先去深圳，我打电话告诉他想去深圳开发廊，他只说你来试试吧。”
初到深圳的章桦，一切都不顺，自然对老李以及他的摄像机非常排斥，常常黑着脸，但老李不管章桦怎么说怎么骂，依然好脾气地赔着笑脸。半年过去了，老李跟章桦谈了自己想拍纪录片的想法，而此时的她已经习惯了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男人和一个镜头：“我的那些姐妹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们在他面前完全放松下来，不再注意他的镜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随着拍摄的持续，老李的镜头渐渐地转向了发廊姐妹背后的故事，他跟章桦到了太原，一路拍摄着章桦试图与女儿和男友团聚的努力，泪水、企盼、失望和痛苦，每一个细节都被老李收录。
一年之中，每个姐妹回家，老李都会跟着，他不仅拍摄，而且想办法为这些姐妹筹集回家的路费，因为她们的家实在太穷，而章桦的发廊生意又不好，连给姐妹的路费都拿不出来。
DV打开了心窗
“这辈子，我最感谢的就是李老师，如果不是他使劲把我从过去的泥泞中拉出来，我不会有今天。”坐在广州东方宾馆的花园里，说起恩师李京红，章桦脸上的表情很灿烂。
“以前感觉自己的心是一座黑房子，是李老师把一扇扇窗户打开了，现在觉得黑房子的窗户都被打开了，心里充满了阳光？”笔者试探着问。
她回答：“对，是这感觉，充满阳光！”
章桦在深圳的发廊经营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到了下半年，每个月都要赔一两千块钱，店里姐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她的情绪到了最低点。
老李一边用DV记录，一边也四处筹钱帮着她渡过难关，还时时鼓励章桦要看开：“他经常介绍一些好的文章给我看，记得有一次，他给我看了一篇文章，一位五十多岁退休的阿姨，不甘心就这样度过余生，先去一家宾馆做服务员，后来又去学美容美发，自己开店，不到半年就开了好几家分店。他对我说，你看人家五十多岁了还这样努力，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这么悲观呢？”
为了让章桦将店坚持开下去，老李在外帮人家搞装修。她说：“其实到了下半年，几乎是老李赚钱帮我坚持下来的，虽然我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他的纪录片，但他的坚持，让我很感动。”
就在老李跟着另一个姐妹阿文回贵州老家拍摄时，章桦终于将店盘了出去：“没有经济负担了，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和姐姐在一家美容院里找了一份工，暂时安定下来了。”
两个月后，从贵州回来的老李得知章桦的店关了，惋惜之后，他劝章桦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她说:“当时李老师为他的纪录片做后期，他就鼓励我用那台DV，学着拍摄。”
章桦一边继续被老李拍摄着，一边学着拍摄别人。她说：“我的人生就是在拿起DV的那一刻起，有了转变。”
第一次独立外出拍片，是给参加拉丁舞比赛的外甥女贝贝当摄像师：“我开始不敢去，李老师就说，怕什么？就当一次锻炼，没人笑话你。”
这一次的经历，让章桦尝到了被人尊重的滋味：“见我拿着DV，很多人问我：你是电视台的吗？”
章桦拿着DV穿梭在人群中，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也没人在乎她的过去，在这里，她成了一个摄影人：“我很愉悦，觉得阳光照进了心房。”而这一段记录，也成了《姐妹》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章桦学会了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并从以前一味的自怨自艾中走了出来：“要想改变命运就得靠自己努力，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到头来得到的永远是伤害。”
章桦在帮老李拍摄的同时，也靠帮人家拍摄婚庆录像维持生活。她说：“钱赚得不多，但心情很愉快。”
到北京学习
从2000年到2003年，章桦见证了老李拍摄《姐妹》的全过程，也被拍摄了3年。
2003年4月，老李在北京一电视制作公司里做《姐妹》的后期，章桦则回了老家：“非典时期，没什么事情做，我就给老李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学点东西。”
章桦如愿来到北京：“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我就是片子里的发廊女，但所有人都很尊重我，并没有为此瞧不起我。”
章桦在打扫卫生、为大家端茶送水的同时，开始学习电视片后期制作，半年时间里，她就像个饥渴的孩子，拼命地吸吮着纪录片制作的所有技巧和知识。
章桦看着《姐妹》的后期制作，一幕幕鲜活真实的画面不断被回放和放大，她震撼了，也在那些还原的真实中认识了自己。随后，《姐妹》被剪辑成一部长达13个小时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片中5名发廊妹章桦、章薇、阿文、小芳、阿美的情感纠葛与辛酸经历震撼了无数观众。
章桦在一片热潮中理解了老李，他是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真实地表达生活。当记录与生活同步，当每一丝微小的情感流露被镜头放大很多倍呈现在公众面前时，她说：“姐妹们的生活注定将被改变，在我身上，这种改变最为明晰。”
在北京学习期间，章桦也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生活，她为一个男人生了孩子，却不能获得完整的家庭，孩子的性格在扭曲的成人世界中也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姐妹》播出后，她说：“每次打电话去太原，孩子总是很冷淡。”
章桦想起自己在深圳认识的一家人，男人在街边摆修车摊，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女人在家操持家务，14岁的女儿邝丹在某重点中学读书，日子虽贫穷，但一家人非常和睦。
看着这一家人，章桦突然想把他们一家的故事记录下来，她说：“完全从女人的角度想到的这个主题。”
展现普通人的幸福
章桦的选题得到了制作公司的认可，公司负责人陈镭给了她2000元制作费。于是，章桦来到了深圳。
邝丹一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章桦，章桦有些感慨：“我比李老师幸运多了，我没有遭遇到他那时的难堪和艰辛，一切都很顺利。”
一个半月的时间，章桦吃住在邝丹家，一共拍了60盒磁带的素材，“我只是想知道一个幸福家庭究竟是怎样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更谈不上幸福了。拍完这个片子，我知道一个幸福的家原来并不一定要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房”。
说起自己的处女作，章桦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在片子里，我与邝丹一家人都有交流，他们一家人的乐观和豁达一直都在感染我，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十分愉快。在拍摄中，我才知道生活中真的有像邝丹父亲那样的好男人，而正是有了这个好男人才培养出像邝丹这样的好孩子”。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花园的草坪上，微风吹动着章桦的长发，“我也很想给我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他已经和别人结婚了”。话语轻轻地落在地上，随着微风飘远了，而话语背后那些尘封的往事，却一直深深地刻在这个与命运抗争的女人心里。
她说：“我会继续拍下去，为了和我曾有过相同命运的女人，也为了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摘自《幸福?下半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