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的公民团体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法治、政治自由、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在亚洲除日本以外,还没能出现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各方利益在相对均衡前提下,得到合理的分配;公民在充分享有自由的前提下,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把民主政治当成随便变更的游戏,而是将它作为制度去捍卫。
　　眼下发生在泰国红衫军的大规模政治集会最为引人关注。对于红衫军的非暴力做法,有分析人士认为,红衫军达不到分裂执政联盟的目的,也不可能从阿披实手中赢得中产阶级和军队支持。随着时间推移,红衫军很难保持示威者气势,而阿披实依靠背后强大支持力量,很有可能会最终获胜。
　　从建立民主制度的这一角度来看,双方没有输赢。无论是红衫军还是黄衫军,在他们高举所要拥戴的某一政党的领袖人物上台,打到执政党、所谓的对立方时,真正的民主早已被抛弃,因为他们反对的是现行的民主选举制度。
　　
　　民主体制的发育不良
　　
　　泰国可以说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推动下成长起来的民主制国家,与菲律宾一样,一度被看作是东南亚民主样板。在经过长达70年民主化进程的演变后,仍带有“夹生民主”的色彩,这或许与其脱生于旧体制不彻底有着直接关系。
　　在泰国的民主政治中,军队、皇室、贵族、大地主是泰国政治权利主要垄断方,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身份得到很好的转换,成为经济利益最大的分享者。特别是军人政治和国王权利始终在泰国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
　　泰国的民主元年应该追溯到1932年。那一年,泰国由开明军官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政变从绝对君主制转向了君主立宪制,从此,泰国军队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支重要的支配性力量。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1973年,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最终迫使沙立的继任者他侬?吉滴卡宗元帅下台事件为标志,终结了军人独裁时代。
　　在泰国,王室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泰王始终拥有政治权威。这与日本天皇因二战后的彻底民主改造而成为虚位元首有很大不同。泰国的近代政治转型过程并不是通过大革命来实现的,而是泰王们主动或被动与社会其他主要力量——中等阶层、军队协商、交易的结果,所以泰王保留了一些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作为国家元首,他对重要人事、重要政策有最后的决定权,包括拥有否决国会议案的权力。因此,经常修改的泰国宪法中有一条是不变的,即国王有不受批评的特权。
　　泰王曾于上世紀70年代两度成功干政,以及1992年下令军方停止血腥镇压民运。所以后来泰国人民民主联盟(“黄衫军”)在反他信的示威运动中,一直利用泰王名义打皇家牌,使泰王沦为政治斗争“磨心”,令朝野深感无力脱钩。
　　正因此,泰国局势已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强烈印象:国王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的军方,总是在党派斗争达到无法调和时扮演“收拾残局者”,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所以,没有掌握军队权力的泰国民选政府即使获得再多的选票,也无法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压力长期抗衡,更不敢轻易强制驱散反对派的示威。泰国军人常借助崇拜泰王来强化自己的干政合法性,所以他们对泰王的效忠甚于对民选政府的效忠,军队与民选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使国王成为位置有利的第三方。
　　直到现在,不仅是总理任命需要泰王签署,军方高级军官任免也要经过泰王,同时泰王身边也有枢密院提供决策咨询,毋庸置疑,“泰王不是虚君”。在军方与泰国王室密切的关系背后,两者的合力事实上真正控制着国家的性质与走向,政府也不得不随时接受着他们的差遣,充其量只能算“第三等政治力量”。
　　事实上,西方学者已经不以“民主标准”为参考研究泰国的政治格局。他们认为,如果按照民主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泰国其实质已不是民主国家,“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的判断指标之一,军队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成为维持国家安定的基础。泰国军队一直保存着实力,享受着额外的独立性,而且国家法律也没有能够将其彻底国家化。”西方政治学者指出。
　　
　　民主的社会基础薄弱
　　
　　选择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意识形态和民主文化,这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天然条件”。也许它将是漫长的发展过程,也许就成为冲不过去的一道墙。
　　对于泰国,民主是舶来品,它要经历被泰国民众了解、认同、自觉贯彻三个阶段。但从目前来看,民主在泰国未被有效植入,甚至受到目前客观发展阶段的限制。
　　在泰国,占据国家人口多数的广大乡村和以曼谷为代表的城市中心地区,在经济与社会要求上的巨大差异,已呈现这个国家的根本性政治冲突向度。
　　具体地说,城市区域中相对发达的工商业使得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成为民意的主流,而广大乡村地区落后贫穷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使得生存保障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民意。结果,在民主政治规则下的政党竞争中,往往是倾向于农村大众的政党容易取得议会竞争中的多数,但却难以真正领导国家适应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与区域经济与政治秩序。换句话说,泰国政治的危机与其说是民主政治的危机,不如说是这个国家特殊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危机,而且绝非是可以通过民主制度的程序性运作或调整就可以解决的。
　　据统计,在泰国农村人口35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农村人口中近1800万人的日收入不足2美元,其中400多万人日收入甚至不足1美元。泰国东北部山区部分地区的山民甚至还在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靠天吃饭,艰难度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期望贫困的下层民众能主动参与民主政治的建设。
　　泰国的教育水平偏低也是其阻碍民主渗透的障碍。尽管原始的民主权利要求能在较低的文化水平下自然萌发,但对现代民主政治权利的自觉行使和维护却无法离开较高的文化水平。原因在于要想行使和维护自身的现代民主政治权利,就必须先透彻地了解当前的民主政治体制赋予自身的民主政治权利的详细内容,以及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通过行政或司法的途径寻求有效保护。但是,复杂的现代行政和司法体系以及专业的术语和规章却形成了无形的大门,将不具备相当文化水平的普通民众阻挡在民主政治的围墙之外。
　　文化的认同在民主化进程中不可或缺。在泰国,文化内涵可以借用其“国家、国王、宗教”神圣立国三原则来概括,“国家”所体现的是官僚中央集权本位制;“国王”所反映的是封建等级制,至于“宗教”所代表的则是小乘佛教教义。而这三者却又无一不是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传播的严重障碍。“儒家文化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强调集体胜于强调个人,强调和谐胜于强调竞争,强调一致胜于强调分歧,强调等级胜于强调平等,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文化相抵牾。”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目前,90%以上的泰国民众笃信小乘佛教,其渗透程度就像西方人信仰基督教一样。
　　我们暂且无法预测50年、100年以后的泰国民主是怎样的一幅人类社会图像,但可以见到的是民主社会必然是公民社会。正如刘瑜在《民主的细节》写到:“发达的公民团体绝不是天上掉下了,它是自由、政治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