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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博学精创、融古通今，洞悉我国诗歌发展历史，不仅创作出无与伦比的具有思想与艺术高度的诗词瑰宝，开创与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雅与通俗、豪放与婉约相结合的当代中华诗词之新风，更着意于总结长期以来诗词创作和探索的经验，指出了新诗改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提出了独具创建的新诗论述。
毛泽东博学精创、融古通今，洞悉我国诗歌发展历史，不仅创作出无与伦比的具有思想与艺术高度的诗词瑰宝，开创与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雅与通俗、豪放与婉约相结合的当代中华诗词之新风，更着意于总结长期以来诗词创作和探索的经验，指出了新诗改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提出了独具创建的新诗论述。近年来在研究毛泽东新诗论述上，理论界和诗词界都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里笔者从学习中浅探毛泽东新诗论述所揭示的新诗创作规律，旨在从理论上深化对毛泽东新诗论述的认识，以指导创新发展。
文学艺术与文学方向相统一的新诗创作规律
诗词是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从一产生就存在为谁创作、为谁服务问题。毛泽东早在1939年1月31日《致路社》的信中就曾指出，“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这与后来毛泽东一向提出的，文艺作品必须努力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思想是一致。
毛泽东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符合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这里可见，第一、毛泽东早就明确揭示了文学艺术与文学方向相统一的辩证统一关系，即文学方向必须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文化的方向和路线问题;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二者统一的艺术形式，才是完美的艺术形式。
第二、毛泽东强调包括诗词在内的当代文学艺术作品，既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二者不可缺一。毛泽东一方面主张“诗言志”“诗贵意境高尚”，主张“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实际上，文学究其本身，就是一门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这就揭示了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方法与其内容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显然，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不仅完全符合文學艺术的这种本质特征，更是符合文学艺术的特殊社会功能，符合社会前进发展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对文艺作品的基本要求。
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新诗创作规律
“民族性”是指文化发展中的继承性，“时代性”是指文化发展中的创新性。诗词是抒情的艺术，是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基于理想，根据一定的审美情趣而创作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情感、理想、审美情趣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诗词创作必然也要发展变化。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就是诗词创作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时代表现。
毛泽东始终主张在尊重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应重视和提倡现实的新文化。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酷爱旧诗词，其创作的诗词也多运用旧体格式，但他从不愿在社会尤其在青年中提倡旧体诗，而主张写新诗。1957年1月12日他在给中国作协臧克家的信中，就《诗刊》将刊载他的诗词时提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同年1月14日，他又约臧克家和袁水柏谈诗时明确指出：“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传统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致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他还对诗歌的发展作出预测：“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可见，毛泽东精通历史辩证法，他深刻认识到诗词的发展规律，适应实地的审美需要和语言特点变化，继承和发展了民族传统的诗词，因而使传统的诗词获得了民族的时代的生命力。中华民族诗歌的形式十分丰富，有诗经体、离骚体、乐府体、格律体、自由体等，格律体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体式。毛泽东把这种最具特色的格律诗，特别是宋词，加以改造和创新，使之具有更强的表现力、更新的时代气息及生命力，为民族诗歌发展的体式提供了范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创作规律的揭示和完美运用。
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诗创作规律
毛泽东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民族新体诗歌“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现实主义”的特征是：正视和忠于现实，按生活应有的样式描绘生活;“浪漫主义”的特征是：侧重表现理想，常常运用幻想、夸张、象征等手法，带有较强的理想色彩。毛泽东揭示了二者是文学创作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及其对立统一性，即是揭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规律。
毛泽东所揭示的这一这创作规律，有其显著特点：一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正确认识现实，运用艺术手段表现现实和描写现实，把现实和理想有机结合的新诗创作;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互相对应、互相渗透关系。现实主义是基础，浪漫主义是主导，并要求作者要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去，观察、体验、感悟生活，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瞬间，寄之于真情，用简练的有节奏的语言，把它形象化;三是明确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既是一种创作思想，又是一种创作方法。从前者看，创作应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的内容，借以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从后者看，创作应着重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强烈的情感、深动的景象和绚丽的意境以产生美感。 毛泽东既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又是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观念中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因素。他的诗作都是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饱含着理想主义色彩，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他所喜爱的中国古代诗人，大都是既关注社会人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充满着理想追求，不乏浪漫主义特征的人。屈原、曹操、李白、李商隐、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辛弃疾、陆游、张孝祥、张元干、陈亮等都是毛泽东推崇、赞赏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中既充满着忧国忧民的现實主义情怀，又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
早在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毛泽东就说过：“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
次年，他又专门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书写了“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可见，毛泽东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观点和规律的揭示是前后一贯的。
民歌和古典相统一的新诗创作规律
毛泽东重视和热爱中国古典诗词，珍视传统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形式，同时也很注意诗歌的继承和革新。他说：“旧体诗源远流长……旧体诗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并认为新诗应该是“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汲取民歌中生动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一种诗体”。
毛泽东认为“旧体”和“民歌”是新体诗的继承、发展和改革的两个源头。“新诗”应是古典诗词传统精华的继承和流传的民歌“生动丰富的养料”的吸取。这是符合诗词创作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和唯物史观的，是科学的诗词文学创作、鉴赏（批评）规律的理论。毛泽东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不仅指明了诗词创作、鉴赏的正确方向，而且指出了诗歌创作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民族化和大众化。只有具有民族风味的诗歌，人民大众才能爱看爱诵。诗歌还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任何时代的民歌，都是那个时代民众的心声，是当时民众的愿望、情感和审美心理的反映。民歌具有语言的大众性、内容的现实性、风格的清爽性、感情的真挚性、韵味的浓厚性和立意的新颖性。
古典则具有精炼的民族语言、丰富的社会内容、传统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段、鲜明的艺术形象、耐人寻味的意象和意境、又反映中华民族心理的审美意识等等。因此毛泽东曾揭示说“我看诗歌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现在是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样的古典诗词与民歌相结合，注入时代的精神和现实的内容寄寓当今民众的理想，这样就产生了第三个东西，即民族新体诗歌。显然，这就更加明确揭示了新体诗歌民族的和古典有机结合的创作规律。
形象思维与创造艺术形象相结合的创作规律
形象思维是艺术思维的一种方式，不是艺术思维本身。艺术作品、诗词创作是用形象思维，即运用真情和想象，去把生活中的素材和对生活的感受熔铸、塑造成具有概括意义的艺术形象。其特点是，它始终与诗人的感情、心理感受、想象联系在一起，诗词意象、意境的创造，是依靠艺术直觉，依靠灵感的一瞬间的升华。形象思维是诗词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根本所在。同时，诗词创作还要通过形象创造来表达思想、表现主题，塑造形象本身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目的。
毛泽东曾在自己的诗词创作实践中，十分重视诗歌的形象思维和创造艺术形象的结合，其诗作也因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在写于长征路途的《忆秦娥·娄山关》短短的四十六字词中，把西风、长空、啼雁、晓月、晨霜、苍山、残阳，还有险峻的关城、呜咽的军号、动人心魄的马蹄声和飞越雄关的英勇的红军战士等一系列壮美的形象叠映，构成密集的意象群，展示出阔大悲壮的画面，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和情感。“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二句，意境苍凉、气魄宏大，充分展示了这首词的形象思维特征及真谛。整首词是把形象思维与壮美的形象塑造完美结合的典范。
实际上，毛泽东曾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就指出：“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唐人规律”就是揭示的形象思维及其用形象思维创造艺术形象这一古今诗词创作的规律。所以离开形象思维及其创造艺术形象，诗词创作就会缺乏诗味、境界，就味同嚼蜡;反之，诗词创作运用好形象思维与创造艺术形象相结合的规律，则可创作出意象清晰、意境深远、情趣浓厚的诗作。
张小萍
1962年出生，籍贯南京。成都人。中共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培训管理工作，先后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教务处任副调研员兼教学计划科科长、培训部副主任、一级调研员，兼任成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及《丛中笑》编委、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秘书长。多件诗文作品在《锦水放歌》《民族魂之歌》《方志四川》《学习时报》《四川党校报》《丛中笑》《光华诗草》《光华诗汇》等书报刊物发表刊载。
毛泽东博学精创、融古通今，洞悉我国诗歌发展历史，不仅创作出无与伦比的具有思想与艺术高度的诗词瑰宝，开创与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雅与通俗、豪放与婉约相结合的当代中华诗词之新风，更着意于总结长期以来诗词创作和探索的经验，指出了新诗改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提出了独具创建的新诗论述。近年来在研究毛泽东新诗论述上，理论界和诗词界都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里笔者从学习中浅探毛泽东新诗论述所揭示的新诗创作规律，旨在从理论上深化对毛泽东新诗论述的认识，以指导创新发展。
文学艺术与文学方向相统一的新诗创作规律
诗词是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从一产生就存在为谁创作、为谁服务问题。毛泽东早在1939年1月31日《致路社》的信中就曾指出，“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这与后来毛泽东一向提出的，文艺作品必须努力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思想是一致。
毛泽东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符合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这里可见，第一、毛泽东早就明确揭示了文学艺术与文学方向相统一的辩证统一关系，即文学方向必须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文化的方向和路线问题;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二者统一的艺术形式，才是完美的艺术形式。
第二、毛泽东强调包括诗词在内的当代文学艺术作品，既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二者不可缺一。毛泽东一方面主张“诗言志”“诗贵意境高尚”，主张“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实际上，文学究其本身，就是一门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这就揭示了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方法与其内容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显然，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不仅完全符合文學艺术的这种本质特征，更是符合文学艺术的特殊社会功能，符合社会前进发展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对文艺作品的基本要求。
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新诗创作规律
“民族性”是指文化发展中的继承性，“时代性”是指文化发展中的创新性。诗词是抒情的艺术，是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基于理想，根据一定的审美情趣而创作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情感、理想、审美情趣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诗词创作必然也要发展变化。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就是诗词创作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时代表现。
毛泽东始终主张在尊重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应重视和提倡现实的新文化。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酷爱旧诗词，其创作的诗词也多运用旧体格式，但他从不愿在社会尤其在青年中提倡旧体诗，而主张写新诗。1957年1月12日他在给中国作协臧克家的信中，就《诗刊》将刊载他的诗词时提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同年1月14日，他又约臧克家和袁水柏谈诗时明确指出：“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传统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致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他还对诗歌的发展作出预测：“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可见，毛泽东精通历史辩证法，他深刻认识到诗词的发展规律，适应实地的审美需要和语言特点变化，继承和发展了民族传统的诗词，因而使传统的诗词获得了民族的时代的生命力。中华民族诗歌的形式十分丰富，有诗经体、离骚体、乐府体、格律体、自由体等，格律体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体式。毛泽东把这种最具特色的格律诗，特别是宋词，加以改造和创新，使之具有更强的表现力、更新的时代气息及生命力，为民族诗歌发展的体式提供了范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创作规律的揭示和完美运用。
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诗创作规律
毛泽东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民族新体诗歌“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现实主义”的特征是：正视和忠于现实，按生活应有的样式描绘生活;“浪漫主义”的特征是：侧重表现理想，常常运用幻想、夸张、象征等手法，带有较强的理想色彩。毛泽东揭示了二者是文学创作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及其对立统一性，即是揭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规律。
毛泽东所揭示的这一这创作规律，有其显著特点：一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正确认识现实，运用艺术手段表现现实和描写现实，把现实和理想有机结合的新诗创作;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互相对应、互相渗透关系。现实主义是基础，浪漫主义是主导，并要求作者要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去，观察、体验、感悟生活，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瞬间，寄之于真情，用简练的有节奏的语言，把它形象化;三是明确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既是一种创作思想，又是一种创作方法。从前者看，创作应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的内容，借以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从后者看，创作应着重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强烈的情感、深动的景象和绚丽的意境以产生美感。 毛泽东既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又是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观念中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因素。他的诗作都是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饱含着理想主义色彩，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他所喜爱的中国古代诗人，大都是既关注社会人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充满着理想追求，不乏浪漫主义特征的人。屈原、曹操、李白、李商隐、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辛弃疾、陆游、张孝祥、张元干、陈亮等都是毛泽东推崇、赞赏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中既充满着忧国忧民的现實主义情怀，又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
早在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毛泽东就说过：“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
次年，他又专门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书写了“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可见，毛泽东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观点和规律的揭示是前后一贯的。
民歌和古典相统一的新诗创作规律
毛泽东重视和热爱中国古典诗词，珍视传统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形式，同时也很注意诗歌的继承和革新。他说：“旧体诗源远流长……旧体诗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并认为新诗应该是“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汲取民歌中生动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一种诗体”。
毛泽东认为“旧体”和“民歌”是新体诗的继承、发展和改革的两个源头。“新诗”应是古典诗词传统精华的继承和流传的民歌“生动丰富的养料”的吸取。这是符合诗词创作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和唯物史观的，是科学的诗词文学创作、鉴赏（批评）规律的理论。毛泽东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不仅指明了诗词创作、鉴赏的正确方向，而且指出了诗歌创作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民族化和大众化。只有具有民族风味的诗歌，人民大众才能爱看爱诵。诗歌还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任何时代的民歌，都是那个时代民众的心声，是当时民众的愿望、情感和审美心理的反映。民歌具有语言的大众性、内容的现实性、风格的清爽性、感情的真挚性、韵味的浓厚性和立意的新颖性。
古典则具有精炼的民族语言、丰富的社会内容、传统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段、鲜明的艺术形象、耐人寻味的意象和意境、又反映中华民族心理的审美意识等等。因此毛泽东曾揭示说“我看诗歌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现在是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样的古典诗词与民歌相结合，注入时代的精神和现实的内容寄寓当今民众的理想，这样就产生了第三个东西，即民族新体诗歌。显然，这就更加明确揭示了新体诗歌民族的和古典有机结合的创作规律。
形象思维与创造艺术形象相结合的创作规律
形象思维是艺术思维的一种方式，不是艺术思维本身。艺术作品、诗词创作是用形象思维，即运用真情和想象，去把生活中的素材和对生活的感受熔铸、塑造成具有概括意义的艺术形象。其特点是，它始终与诗人的感情、心理感受、想象联系在一起，诗词意象、意境的创造，是依靠艺术直觉，依靠灵感的一瞬间的升华。形象思维是诗词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根本所在。同时，诗词创作还要通过形象创造来表达思想、表现主题，塑造形象本身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目的。
毛泽东曾在自己的诗词创作实践中，十分重视诗歌的形象思维和创造艺术形象的结合，其诗作也因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在写于长征路途的《忆秦娥·娄山关》短短的四十六字词中，把西风、长空、啼雁、晓月、晨霜、苍山、残阳，还有险峻的关城、呜咽的军号、动人心魄的马蹄声和飞越雄关的英勇的红军战士等一系列壮美的形象叠映，构成密集的意象群，展示出阔大悲壮的画面，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和情感。“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二句，意境苍凉、气魄宏大，充分展示了这首词的形象思维特征及真谛。整首词是把形象思维与壮美的形象塑造完美结合的典范。
实际上，毛泽东曾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就指出：“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唐人规律”就是揭示的形象思维及其用形象思维创造艺术形象这一古今诗词创作的规律。所以离开形象思维及其创造艺术形象，诗词创作就会缺乏诗味、境界，就味同嚼蜡;反之，诗词创作运用好形象思维与创造艺术形象相结合的规律，则可创作出意象清晰、意境深远、情趣浓厚的诗作。
张小萍
1962年出生，籍贯南京。成都人。中共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培训管理工作，先后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教务处任副调研员兼教学计划科科长、培训部副主任、一级调研员，兼任成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及《丛中笑》编委、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秘书长。多件诗文作品在《锦水放歌》《民族魂之歌》《方志四川》《学习时报》《四川党校报》《丛中笑》《光华诗草》《光华诗汇》等书报刊物发表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