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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坦贝克高度关注人类在贫苦物质条件下的生存状态。除了因社会体制造成的贫穷，他的作品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贫困生存方式。他突出强调的是在这种贫困生存中不可被贬抹的人类尊严。这和19世纪以来欧美文学主流关于贫困的书写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借助基督教文化传统、东方文化、印第安文化等思想资源，试图阐明：贫困的生活可以成为人类——尤其是现代人获得自我救赎的一个必要条件。他的作品由此建构了一个可称为“因贫称义”的悲剧主题。
关键词：斯坦贝克；物质贫困；尊严；圣方济各；夸富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148-009
在现代悲剧史上，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可能是一位被严重低估了的悲剧作家。对这位酷爱谈论“悲剧”问题，把人本身看成“我们最大的危险和唯一的希望”，着力表现“恐惧”、“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的作家[1]，很少研究者就其悲剧艺术的成就做过深入的讨论。甚至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像威廉斯、伊格尔顿（1），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对斯坦贝克也完全视而不见——这一点多少有些令人惊异：斯坦贝克的创作毕竟被公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看起来，冷战以后西方主流学界在艺术创作领域去意识形态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对于底层劳动者生存境况表现了太多关切之心的斯坦贝克，的确被两代的主流批评家认为是一个仅属于那个萧条时代的“道德家”（2）而失去了深层的启迪价值。但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事实是：斯坦贝克去世数十年来，不仅其作品仍拥有广泛的读者，研究界对其作品内涵的挖掘也不断深入，盛况还要超过其在世之时。（3）
本文试图讨论斯坦贝克作为一位悲剧艺术家所达到的成就。国内外对这一点长期以来重视不足，而笔者认为，通过这一研究，我们能够从更高层次上理解斯坦贝克曾经到达的那种艺术高度。笔者注意到，斯坦贝克在其创作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现象，即高度关注贫穷与人类生存本质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运用多种资源，既有源自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信念，也有来自印第安文化风俗的生活观念，还有来自于现代自然科学和各种社会学说的认识，作为考察现代人生贫困的维度。在此种考察中，他把欧美文学传统中对于人类贫苦生活的关注上升到了一种信念的高度：仿佛贫困或贫困者才是世界正义的一极，而通常世俗的力量却总是背离这一理想的价值向度。于是，人类极端贫苦条件下的生存状况与此种生存状况中人的不可磨灭之价值的紧张斗争，就成了斯坦贝克创作的中心主题。我们在此将之扼要概括称为“因贫称义”的悲剧主题。
一
在斯坦贝克的艺术世界中，对人类贫苦物质条件下各种生存状态的观照与描绘，具有一种突出的、决定性的地位。这是他小说创作（也包括大部分新闻纪实性作品）的一个普遍特征。他对于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乃至超越性问题的思考，总是建基于此。这也是我们谈论其作品“因贫称义”主题的由来。这里有必要对“贫”的意谓略作解释。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在将生存的贫困状态视作生存的价值祈向之必要条件时，所谓“贫穷”可能包含有两层含义，一种指的是物质上匮乏，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贫穷”；另一种则可能指“灵性的贫穷”（the poor in spirit），亦即所谓“虚心”的意思。这两种意涵都需要上溯至原始基督教时代耶稣的教诲。（4）但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中，“贫穷”主要指的就是物质上极其匮乏的状态。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一般总是生存在物质条件相当困窘的状态中——或者说，他执意于描写人类贫穷条件下的种种生活状态。
首先要谈到的，自然是斯氏对不公平社会制度造成的人类贫困状态以及对此种状态所带来的巨大人性痛苦的揭示。这是斯氏作品在直观上最具艺术魅力之处，也是他赢得艺术家声望的起点。各种近于极限的残酷物质生存条件的展示（诸如人如何为获得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挣扎奋斗、如何在此种最低的生存条件中想象可能的美好生活等等），往往是他作品中感人肺腑的场景。在《愤怒的葡萄》中他曾如此描写：
流民们从各条公路上川流不息地涌来，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饥饿的神色，流露出求生的渴望，他们既不会讲道理，也没有什么规章，只仗着人数众多和他们的穷困。只要一个人的工作，就有十个人来争夺——不惜降低工价来争夺。如果那个人只要三角钱就肯干，我只要两角五分就行了。
如果他只要两角五分，那我就只要两角。
不行，我饿着肚子呢。我只要一角五分就行了。我只要有饭吃就干。还有孩子们。你去瞧瞧他们吧。全身长起了小脓疮，跑也跑不动。[2]325
在《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等作品中，此类描写1930年代美国西部农业产业工人生存状况的残酷景象是非常多的。虽然时间过去将近100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揭露的情况，在美国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5）某种程度上，人们简直可以将《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等当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对观”性作品。
斯坦贝克对底层劳动者贫苦状态充满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感的关切之情，曾经震撼了一代人。对此评论者已多，我们不复赘述。但需要强调指出的则是，斯坦贝克所写到的制度性的人的贫困状态，只是人所处贫穷状态的一种可能性。斯坦贝克同样十分关注对于非体制性原因造成的贫穷状态的描绘。斯坦贝克的相关描写，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分析：一是物质环境所决定的贫困，二是自我选择的贫困。这两者也是他所关注的人类本体性的、近乎无可脱逃的贫困处境。
斯坦贝克笔下的不少人物，生来注定生活在贫穷状态之中。这种贫穷，仅仅是先天物质环境决定的结果，可说是一种宿命。《伊甸之东》的塞缪尔·汉密尔顿心地善良、心灵手巧、家庭幸福、身体健康，没什么外敌，应当说具备了过好日子的一切条件。但他就是终生受穷。这只是因为他所居的农庄，天然缺乏水资源。[3]13-15《小红马》中人物的处境也类似于此。斯坦贝克很关注这类贫困者的生活，他试图确证人性的光辉，人的生存意志和心灵的纯善完美正是在与如此极端恶劣环境的争斗过程中自然凸显： 有人断言，正因为他们彻底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能辨别是非的正直的上帝，他们的信念有所寄托，别的小事就听其自然了。可是我认为正由于他们相信并尊重自己的力量，由于他们充分相信自己是可贵的、有精神潜力的个体——正由于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勇气和尊严托付给上帝，然后反过来又从上帝那里得到它们。[3]16
斯坦贝克笔下的贫困状态，有时还是自由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他着重刻画了两种类型的人自主选择的贫穷状态。一类可称作“自我放逐”型。《愤怒的葡萄》中的约翰伯伯、《烦恼的冬天》中的丹尼等都是这一贫困类型的代表形象。他们都曾在生命中遭受重创：也许都是因为某种琐细的功利算计使得他们丧失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大彻大悟之后，他们甘于贫困，拒绝一切形式的物质占有，仿佛只有赤贫的状态才能略略补偿其内心的罪感。另一类则可称作“自由选择”型。《煎饼坪》、《罐头厂街》等作品中具有印第安血统的流浪汉们，《伊甸之东》中的中国人“李”[3]及其游记、新闻报道中的不少人物形象（如《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的中国厨师“李”[4]、《战地随笔》中的马利根二等兵[5]与“搜集迷”[6]等等），都可归入此类。这些人各有各的生活逻辑，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于世间通行的锱铢必较的功利化的财富观充满拒斥之情。他们多半按照自我内心的情感向度行事，自然也就不可能积累世俗所谓的“财富”了。某种意义上，贫穷是他们简单快乐生活的必要保证。
在具体的创作中，他有关贫困的书写当然会和现实主题发生联系，但对贫穷问题的一般化考察和对人生无法摆脱的物质贫困状态的探讨则是他更内在、更深刻的艺术关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斯坦贝克的创作中，这种对物质贫穷的关注事实上还内在地转化成了他对世界的一般体验方式。由此，我们甚至不妨说斯坦贝克拥有着一种“贫穷情结”。
人们早就注意到，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斯坦贝克，实际上相当广泛地运用着象征、隐喻等所谓现代派的艺术手法。斯坦贝克作品中各种象征、隐喻手法的运用，几乎都是围绕着贫困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换言之，其作品中几乎所有重要的非写实的意象，都是贫困主题的象征或转喻。在斯氏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故事情节的主线之外，宕开一笔，甚至以专章专节来描写人物的身体、动植物和大地（自然环境）等。这类描写通常都是贫困主题象征或转喻性的书写。
有关人类身体，主要是受伤害身体意象的描写，在斯坦贝克的作品中具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有研究者非常准确地指出：
斯坦贝克习惯于采用隐喻的手法描写受损的身体， 通过对身体的变形来表达伤残如何变成人们生活的方式。他深知身处大萧条的人们心理很脆弱， 也非常敏感， 表现出独有的畸形和反常，其中包孕的某种恐惧可以直接导致自我沦丧， 进而暗示大萧条已经让人沦落到一种“难堪 （abjection）”的境地。[6]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斯坦贝克关于人的身体的书写，既不局限于大萧条时期，也不局限于“伤残”。像《伊甸之东》（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以大量的笔触书写了故事主人公亚当、卡西等的身体的多种状态。但不管是何种状态的身体，斯坦贝克的描写都明显具有一种隐喻的意味，他试图以此考察人对于物质贫困的不同反应并予以某种哲理的寓意。
斯坦贝克擅长描写人与动物的关系是早有令名的。其成名作《小红马》是一篇动物小说。不过，他的写作风格与当时流行的吉卜林式动物小说完全不同，他不关心动物如何忠心保卫主人之类的感伤话题。他着意刻画的，是人在极端物质贫困条件下，将动物甚至植物当作情感寄托的对象形成的一种相濡以沫的关系。在他的作品中，人与动植物的关系通常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在欧洲文化还普遍地把人当做地球之主宰、应当以人为中心予取予求的时代，一些评论家不能理解斯坦贝克的此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一位叫埃德蒙·威尔逊的评论家曾经讽刺说：“斯坦贝克先生的小说几乎总是写小动物或者几乎接近动物水平的、不成熟的人物……斯坦贝克先生不像劳伦斯或者吉卜林，把动物提到人的水平，而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斯坦贝克先生写人物总是不那么成功，我想原因就在于他那种动物化的倾向。”（6）现在看来，这类评论所持价值立场的陈腐与幼稚几乎是一目了然的了：它既未能理解斯坦贝克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襟怀，也未能准确把握动植物作为人类贫瘠状态下可靠的温情伙伴这一寓意。
斯坦贝克的生态意识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所要强调的则是，斯氏相关的描写和他对人类贫困处境的关注密切相关。在他的笔下，大自然的丰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保障。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开发表面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实质却是一种极端片面的、单向度的索取，此种贪婪的索取必将从根柢处毁坏大自然的丰饶。它可能使得一小撮人发财致富，却会把人类之主体抛入到一种完全无法容忍的极端穷蹙状态。（7）某种意义上，《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颠沛流离的苦难历程，即象征了大自然受到侵犯之后果。
二
毫无疑问，斯坦贝克对于贫穷问题的关切之情不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癖好，而是包含着对某种美学原则的坚定信念：通过对贫穷问题的考察来谛视人生存在的价值意义。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不管赞成抑或反对，大多数负有责任意识的艺术家都对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尤其对于由物质贫困造成的各种精神问题，产生了迫切的关切之情。他们中有人甚至直接认为：物质的贫困就是人类苦难的渊薮，是人类道德问题的主要根源。“对贫穷的原因的研究就是对大部分的堕落原因的研究。”[7]尽管历史上的艺术家从来都不乏对贫穷底层人士的关心，但将贫困问题如此直接地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精神问题关联起来，进而试图形成一种颇具阐释效应且逻辑颇为自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则是19世纪中后期才普遍出现的艺术特色了。从毕希纳、黑贝尔开始，左拉、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劳伦斯、霍普特曼、高尔基、沁孤、奥凯西、奥尼尔、布莱希特等数代欧美艺术家相继在这一个话题上做出了重要的艺术展拓。斯坦贝克的创作也可视作这一文艺传统一个重要的构成环节。但比较前辈和同辈，斯氏对贫困问题的处理在艺术上明显更有深度和包容性——当然，有必要预先申明的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斯坦贝克的艺术成就已经赶上或超越上述大师了，对于上述大师来说，对贫困的考察通常是其整体艺术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斯坦贝克来说，则是问题的核心。 在斯坦贝克的笔下，贫困诚然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甚至是毁灭性的痛苦，但是，他更着意刻画的，却是在此种看起来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巨大痛苦中，没有被击垮、没有被磨灭的人性尊严的部分。《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尽管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们的道德底线，甚至那些人性温柔的部分却从未因此而放弃。到了某处住下，乔德爸乱泼咖啡渣，乔德妈便阻止说：“你别这么乱泼吧，这是个干净地方。”[2]352还没有完全安顿好，乔德的妹妹罗莎夏已经迫不及待地去洗澡，冲洗长途跋涉积聚的各种污垢。乔德妈看见她的女儿“头发已经梳洗过了，还在滴水，皮肤是鲜嫩和微红的。她穿了一身印着小白花的蓝衣服。她脚上穿的是结婚时那双有后跟的拖鞋”，并未责备罗莎不谙世事、不来协助母亲操持家务，更没有指责女儿在此种落魄的状态还“臭美”、耽于这种明显看上去与养家糊口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她“大声”说的是：“我也要去洗个澡，等我把这儿收拾完了就去。你教给我怎么洗吧。”[2]353
在《愤怒的葡萄》中诸如此类的闲笔是很多的。在小说中，贫困，尤其是不公体制所造成的贫困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但历此考验而不变色的人性光辉，却因之更豁显其价值：人之所以能够经历如此漫长的极端匮乏的痛苦岁月而成其为人，其道德本能、爱美的天性必然是足够能对抗外部极端恶劣条件的内心力量。
此种贫困主题的书写方式，可谓是逆欧美艺术界的主流思潮而行。自毕希纳以来，人们容易看到的有关贫困问题的原型意象多半属于此类：一个在所谓自由社会的无助个体，由于极端之贫穷，由于丧失了其全部的外在财富，以致丧失了其全部的内在财富。一个人为了活下去会使用一切手段，即便践踏所有的道德价值都在所不惜，更不用说“美”这类的奢侈品了。毕希纳的《沃伊采克》，黑贝尔的《玛丽亚·玛格达莲》，霍普特曼的《马车夫亨舍尔》、《日出之前》，早期高尔基的《底层》以及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部分的作品等等，关于贫困的书写都可归入此类。1930年代与斯坦贝克一起并称为“美国左翼文学”代表人物的厄斯金·考德威尔（代表作有《烟草路》）、理查德·赖特（代表作有《土生子》）有关贫困问题的考察，实际上亦属此类。斯坦贝克对这一路笔法的扬弃，充分显示了其杰出的创造才能和对问题思考的深度。
当然，必须指出，由贫困而砥砺人性的光辉，斯坦贝克并不是最早的表现者。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对这一点早有触及。不能否认的是，除了极少的例外（如高尔基的《母亲》等），无产阶级文艺对贫困问题的处理，实有简单化的趋向。随着庸俗社会学的流行，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简单判断个体人物的道德境界（总的说来就是私有财产越多个人品行越坏，越接近赤贫个人品行越好）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关于贫穷问题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书写模式。
斯坦贝克笔下的无产者的人性表现相比来说就要复杂得多。他笔下的无产者，尽管未因贫穷而丧失人的尊严，但也很难说因此变得更为品德高尚了。就人性的基本构成来说，他们和其他阶层的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像《愤怒的葡萄》中的凯西牧师，虽然扮演着书中无产者精神导师的角色，但也酗酒放纵，有着诸多的人性弱点。斯坦贝克无意将无产者打扮成道德上的圣者，他感兴趣的，是以这一特殊群体为对象来考察人性中不可能毁灭的那些价值元素，或者说，往往是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反而越发显得熠熠生辉的价值元素。斯坦贝克不否认在无产者中存在着类如无产阶级特殊的阶级情谊的因素（8），但他认为此种阶级感情背后有更为深刻的人性必然，这种人性必然就是人的团结、希望与爱。《愤怒的葡萄》结尾部分，乔德在逃亡前夕说了一段自己对于凯西牧师教诲的领悟。这段领悟差不多也可视作斯氏对相关问题的一个总结。乔德说：
凯西！他谈过许多道理。常常使我讨厌。可是现在我却想到了他所说的话，我还记得——句句都记得。他说有一次，他跑到荒野上去寻找他自己的灵魂，他发现并没有什么灵魂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说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不过是一个大灵魂的一小部分。他说荒野不好，因为他那一小部分灵魂要是不跟其余的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那就没有好处。……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离开了大伙儿，那是不中用的。[2]485-486
这些话单独看起来，也近乎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放在整个小说中，就显得具有异常的分量：这是一种经过种种人生考验并已被证实不可能为残酷的生存环境所减损和磨灭的信念。它也许不很深刻，却在现实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地保卫并滋养着我们的人生。（9）
斯坦贝克描写的赤贫状态的人性之美，还有一个必要保障，那就是女性之爱。研究者早已指出“乔德妈”这个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称谓的女性，在《愤怒的葡萄》的整个故事结构中具有核心地位，没有她的坚忍，没有她的博爱，乔德一家是断然无法坚持下去的。小说的最后一幕极具象征含义，可谓是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在逃荒路上，乔德一家碰到了一位濒死的无产者，他因过于饥饿已无法进食。这时，刚刚痛失孩子的乔德一家的小妹罗莎夏决心以自己的乳汁拯救他的生命：
她慢慢地在他身边躺下。他慢慢地摇摇头。罗莎夏把那条绒被松开一边，露出她的乳房来。“你得吃一点才行，”她说。
她扭动着身子靠拢他，把他的头拉了过来。“吃吧！”她说。“吃吧。”她伸手到他的头下面，把它托着。她的手指轻轻地摸着他的头发。她看看上面，又看看仓棚外面，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2]528
这是一幅典型的无产阶级圣母怜子图。图中的人物尽管有着最亲密的肉体接触，但此种肉体相交清空了一切动物性的胡思乱想，单纯明净地凸显了一个人的灵魂要和“其余的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的朴实道理。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的帮助，得到了存活下去的机会，而施救者罗莎夏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自我救赎。她从一个不谙世事、多少有些爱慕虚荣的女孩，成长为具有大爱的女性。
三
斯坦贝克曾经痛陈，现代文明病的核心问题是过度丰裕。围绕着丰裕的物质享受，人类陷入到一种无解的恶性循环中：“拥有许多似乎会产生一种“再拥有更多一点吧”的欲望。……啥也没干，没地方可去，没有意思，没有目的，最遭糕的是，没有追求。当然他们总是有要求的，只不过要更好更妙的东西罢了。我们陷入了自己生产的商品陷阱之中，我们生产的越多，我们就越被紧紧地纠缠住。”[8]110正因为现代社会将物质丰裕提高到了如此的地位，现代人性也就必然遭受其戕害：“等待我们去做的事情永远比我们能够做的多，我们的欲望永远比我们满足它们的能力大。我们的梦想是如此不切实际，我们只能在天国中才能设想其存在。我们的不安、痛苦和悲哀是如此繁多和剧烈，以至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命运，注定要对我们那些与生俱来的罪孽课以惩罚。”[8]112由此，当我们回望贫困之境，却能发现，人类原始的状态，那种贫困的状态，倒是包蕴着几分真正的朴素的生存大道：“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有目标的，一个很简单的目标——生存；采摘、种植、收获，或捕兽为食，或筑巢御寒。这是一种强烈的本能。此外还要加上抵抗所有敌人的伤害之后才有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8]109 因此，对斯坦贝克来说，人类的贫困状态绝不仅是艺术家奇观化观赏和考察的对象，他更试图在其中探索一种根于贫困的人类救赎之道。就这样，贫困之道在斯坦贝克笔下倒成了拯救之道。这就是所谓的“因贫称义”。
斯坦贝克从多种价值角度入手构建其基于贫困的拯救之道。这其中首先值得讨论的是他对基督教价值的个性化改造。
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斯坦贝克创作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密切关系。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斯坦贝克对基督教价值的解释纯粹是个人性的，充满着自由主义的世俗因素。对于体制性的教会组织和宗教狂热分子，他从来不吝冷嘲热讽之词，尽管也谈不上深恶痛绝。大体上，他按照可称为“自由心证”的逻辑，站在尊奉个体自由价值的立场上，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汲取基督教价值中的精华。
尽管斯坦贝克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大有同情之心，但他的基本价值立场一直非常坚定，那就是尊奉近代以来的个体自由观念：
我深信不疑的是：个人的自由、探索的头脑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我要为之奋斗的是：头脑要有随心选择其发展方向，不受支配的自由。我必须反对的是：限制或毁掉个人的任何思想、宗教或者政府。这就是我的主张和努力方向。[3]16
在现代西方社会文化体制中，斯坦贝克拥有这样的信仰并不令人惊讶。但有意思的是，他认为基督教价值中贬抑物质财富的传统，对于捍卫他的“主张和努力方向”，具有极大意义，甚至可以说，自觉地选择物质上的贫困，就是“个人的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不乏贬抑物质财富的观念。某种意义上，物质的贫穷既是纯洁信仰的标志，亦是其保证。《提摩太前书》第6章中便有这样的训导：“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早期基督教中，类似的观念是很普遍的。不过斯坦贝克的观念可能更直接地是受益于圣方济各的影响。在圣方济各看来，人之祸患莫过于钱财，因为它会让人上瘾，从根本上脱离信仰之道[9]77，穷则是顺服的同义词，它意味着舍己和谦卑地服事信仰耶稣的事业。[9]117斯坦贝克并不尊重基督教世界中所谓的圣徒们，但之于圣方济各却是一个例外。像《煎饼坪》中一个重要的故事情节，就是一群完全没有世俗财富观念，也没有世俗道德观念的流浪汉们，唯一一个类同于世俗的信念就是要凑齐一笔献给圣方济各的捐献。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是可以亵渎、都是无所谓的，但只要有关于圣方济各的则另当别论。这显然表现了斯坦贝克本人的态度。
斯坦贝克经常借助基督教的观念叩问：贫困之于人类，一方面固然是痛苦的纠缠，但在另一方面，是否也可能成为精神存在的一种重要支援力量呢？《愤怒的葡萄》中诺亚形象的塑造便显示了此种寓意。作为乔德一家的长子，诺亚的个人光彩远不如次子汤姆。尽管取名“诺亚”，他对家庭的作用完全不同于《圣经》中的诺亚。在全家人西迁最困难的时候，他拒绝承担家庭责任，独自出走：“汤姆，我不想再往前走了”、“我顾不到了。我舍不得离开这条河”、“我非走不可”。[2]238诺亚并不因此是一个应当受到鞭笞的角色。因为在乔德一家中，他的身上体现出与一家其他人不同的“沉静而又迷惘的神气”、“动作迟缓，不爱说话”[2]85是一个遗世独立的智者：他“仿佛住在一所奇特而寂静的屋子里，用安闲的眼光向外面望着”。[2]86家人奔向梦想中的天堂加利福尼亚时，诺亚个人的价值抉择在此间也完全觉醒了。他认为无需去追寻那种世俗所谓的好日子，简简单单地生存，简简单单地依靠河流、水流边森林的出产，人生已经能够过得很幸福：“我不愿意离开这条河。我要顺着这条河走下去”、“我要钓鱼。人在好好的一条河旁边是不会饿死的”、“我要去捉些鱼虾，可是我离不开这条河”。[2]238-239诺亚的选择可能有些不负责任，但这种离开，选择一种“不会饿死”即感满足的生活，对他个人来说却未始不意味着一种自我救赎。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诺亚反复提到“钓鱼”、“捉鱼”。鱼在基督教文化中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新约》里耶稣多次与鱼、钓鱼、捕鱼有联系，耶稣的门徒成为了“渔人的渔夫”等。把这一意象与诺亚出走、居住在河边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就更增添了诺亚人生抉择的基督教文化蕴涵。
斯坦贝克还借助一些迥异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观念来阐释贫困之道可能包含的拯救的秘密。东方的道家学说、新兴的科学思想等都不时地被他引作思想依据。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当前学界已多有重视，我们在此不必赘述。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印第安文化传统——尤其是夸富宴，也是探索贫困之道的重要灵感来源。
斯坦贝克相当部分作品描写了“派沙诺人”的生活。这在“蒙特雷三部曲”（即三部以加利福尼亚古老的沿海小城蒙特雷为背景的小说：《煎饼坪》、《罐头厂街》、《快乐的星期四》）中表现得尤为集中。所谓派沙诺人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血统和各种高加索血统的人的混血儿”，斯坦贝克颇为集中地考察了他们那种和世俗财富观念格格不入的物质财富的分配、占有和消费方式。按照世俗一般的说法，《煎饼坪》中的派沙诺人丹尼、派仑等，纯粹是一群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人。但问题是，对丹尼等人来说，其“无所用心”绝不是“饱食终日”的结果，他们的确就是“无所用心”。他们深深满意于那种贫瘠的物质状态，满意于此种状态中生命的维系并于此感到快乐。诚然，他们自有其烦恼和痛苦，但他们独有的幸福和快乐也是世俗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完全无法想象的。《煎饼坪》的故事在一场类似印第安人夸富宴的狂欢场景中达到高潮。
所有人都是不富裕的，但所有的人都会为这种集体参与的狂欢宴倾囊而出。在此种氛围中，对个人资产、物质财富的眷恋会被看作是一种丢脸的行为。在此种贫穷的富裕中，人与人的关系反而因此得以痛快淋漓地脱去了各种外在枷锁而达到升华：“那天晚上散会以后有什么人没有光荣地被刀刺伤或者被碰得鼻青脸肿呢？那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打架，并不是两个人打起来，而是一群的人吼叫着、战斗着，各自为战。……煎饼坪的欢乐精神，失去了控制，升入空中，成了一个欢喜若狂的整体。”[10] 社会学家莫斯曾经指出：“是西方社会在最近时期把人变成‘经济动物’的……‘经济人’是近代出现的，就像有道德、责任、科学性和理性的人一样。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像现在这样，人变成机器，变成复杂而又斤斤计较算计的机器是近代的事。……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最佳的经济方法出自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之中。但我认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不应只满足做出色的会计、管理者和金融家。完全一味追求个人利益有损于群体的利益与和谐，也有损于个人自身的工作乐趣和性质，到头来损害的是自己。”[11]146高度评价印第安文化传统中保留的馈赠、夸富宴等习俗，认为从这些习俗中人们能够挖掘“各社会的智慧和团结经久的秘密”。[11]153应当学习这种古老的智慧来打破近代“把人变成‘经济动物’”化而造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及社会的问题。以此，人们方有可能被“引至一种至高的艺术，即苏格拉底所说的政治”。[11]154
斯坦贝克不一定了解莫斯这些著名的论断，但在思想境界上他与莫斯无疑具有共通之处。人们若能对他关于印第安式的贫困以及这种因着贫困而生成的丰富、快乐的描写略作思索与品味，就不难理解其作品的反讽锋芒。他欲引印第安文化传统对抗的，正是近代以来的财富观（或者说富裕观念）以及建基于此的社会制度与人的内在精神尺度。且不论斯坦贝克思想的周延性及其可操作性，这种从根本上挑战现代文明之价值偏向的努力，无疑是具有勇气的，也具有一种预见问题核心的睿智——毕竟在他写作的当时，他所痛斥的这些文明病还只是初露端倪，还被不少人当作幸福的象征。
对于贫困问题做出过深入讨论的现代艺术家有很多，对现代文明体制根本弊端有过深入洞觉的艺术家也很多，甚至侈谈清心寡欲以解决社会所有矛盾的道德家也不少。但斯坦贝克则立足于现实，充分体察人类的生存痛苦，依然决心从这痛苦的深渊中寻求拯救之道，并竭力对物质贫困状态中特有的人类心境（而不是神学意义或特定信仰意义上的心境）作出了诗意阐释。从这个角度说，斯坦贝克升华了艺术中贫困话题的美学内涵，使得一般艺术创作中对贫困的控诉成为了个体超越、救赎的见证，并使得他关于贫困问题的书写内在聚焦、凝结而成了“因贫称义”的悲剧主题。他因此得以与卡夫卡、劳伦斯、福克纳、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一道跻身于20世纪的悲剧作家之列。
当然，斯坦贝克对于“因贫称义”这一主题的阐释还谈不上完美。下面两个问题可能减损了他的作品的艺术魅力。其一，斯坦贝克尽管对贫困与人生存的各种纠缠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考察，但很难说他的哪一部作品已将他的这些考察完整地、一以贯之地统合在一起了。《愤怒的葡萄》可能是较为杰出的一部，而《伊甸之东》、《烦恼的冬天》的说教意味就可能过于浓重了一些。斯坦贝克声称《伊甸之东》承载了自己几乎“所有的东西”[3]163，是为了急于装下“所有的东西”，小说某些情节设计便“不免流于离奇”[3]770。其中作为人性本源之恶象征的卡西形象的塑造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其二，斯坦贝克试图以贫穷之道拯救现代文明，但他另一面又毫不犹豫地强调“个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深为纠结的现代文明病——现代人对财富无止境的追逐热情，正是现代个体自由价值全面释放的一个直接后果，也是必然的后果。他平行地处理不无矛盾的个体自由观念与因贫称义主题之间的关系，势必削平他对现代生存痛苦体察的深度。
尽管斯坦贝克对于因贫称义悲剧主题的阐释还未臻完美之境，但我们今天重温其美学追求仍不乏重大意义。在今天，据说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了。对某些人来说，中国亦将和国际“先进浪潮”接轨了。可是，我们毕竟还应该想一想：中国还有多少人处在贫困状态？中国的贫困问题真的能够被现有的无尽扩张的生产体制彻底解决吗——或者我们也该问一问，此种以透支作为代价的生产体制是否真的可能是“无尽的”？即使物质丰裕真的成为现实，种种关于贫困的感受和思考就成为了过去时，就不值一提，或者说就只有嘲弄、诅咒和遗忘的价值？对于一个普通的公民来说，专情于享受物质、逃离贫困并无什么值得非议之处。但对艺术家来说，过分地认同社会主流价值则无异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肤浅。但当前的某些作家似乎过早地、也过于急迫地摆出了单向度的消费、娱乐倾向，好像中国的现实真的已经可以忘却贫困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斯坦贝克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来重温斯坦贝克的创作，不仅具有艺术上的意义，还有更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可参看威廉斯《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现代悲剧》，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等著作。
（2）可参见田俊武《“迷茫时代”的道德歌手——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叙事》（《外语教学》2011年第1期）、苏索才《约翰·斯坦贝克其人其作》（《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等文中的相关介绍。
（3）国内斯坦贝克的研究情况，可参看田俊武等《国内外斯坦贝克研究的进展和缺失》（《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廖欢：《十年来国内关于约翰·斯坦贝克的研究综述》（《咸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等文献。国外斯坦贝克研究最新的进展情况，可参看Kathleen Hicks 的Steinbeck Today。更多的信息，则可参见美国Steinbeck Review半年刊。
（4）《路加福音》第6章有言：“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本文《圣经》引文，悉从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版《圣经》）这里的“贫穷”显然就是指物质匮乏的意思。但《马太福音》第5章所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云云，则当强调“贫穷”为“灵性的贫穷”一面的意思。
（5）恩格斯在书中说：“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4页。）斯坦贝克未必熟知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但《愤怒的葡萄》的确从艺术层面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6）转引自董衡巽：《论斯坦贝克的兴与衰》，《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第34页。
（7）斯坦贝克相关的描写、评论很多，可特别参看《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等处。
（8）如其短篇小说《突袭》中年轻的社会主义者鲁特对向自己施暴凶手的宽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9）斯坦贝克的集体观念，受到海洋生物学家里克兹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在其作品中所宣扬的“集体主义”思想，可能是调和基督教、社会主义、里克兹相关学说而形成的。不过这不是讨论的重点，在此便不细加考辨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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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M].胡仲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美]斯坦贝克.伊甸之东[M].王仲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美]斯坦贝克.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M].麦慧芬，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5][美]斯坦贝克.战地随笔[M].朱雍，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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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斯坦贝克.煎饼坪[M]//斯坦贝克.斯坦贝克选集·中短篇小说选（一）.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70.
[11][法]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M].卢汇，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岳毅平）
关键词：斯坦贝克；物质贫困；尊严；圣方济各；夸富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148-009
在现代悲剧史上，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可能是一位被严重低估了的悲剧作家。对这位酷爱谈论“悲剧”问题，把人本身看成“我们最大的危险和唯一的希望”，着力表现“恐惧”、“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的作家[1]，很少研究者就其悲剧艺术的成就做过深入的讨论。甚至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像威廉斯、伊格尔顿（1），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对斯坦贝克也完全视而不见——这一点多少有些令人惊异：斯坦贝克的创作毕竟被公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看起来，冷战以后西方主流学界在艺术创作领域去意识形态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对于底层劳动者生存境况表现了太多关切之心的斯坦贝克，的确被两代的主流批评家认为是一个仅属于那个萧条时代的“道德家”（2）而失去了深层的启迪价值。但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事实是：斯坦贝克去世数十年来，不仅其作品仍拥有广泛的读者，研究界对其作品内涵的挖掘也不断深入，盛况还要超过其在世之时。（3）
本文试图讨论斯坦贝克作为一位悲剧艺术家所达到的成就。国内外对这一点长期以来重视不足，而笔者认为，通过这一研究，我们能够从更高层次上理解斯坦贝克曾经到达的那种艺术高度。笔者注意到，斯坦贝克在其创作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现象，即高度关注贫穷与人类生存本质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运用多种资源，既有源自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信念，也有来自印第安文化风俗的生活观念，还有来自于现代自然科学和各种社会学说的认识，作为考察现代人生贫困的维度。在此种考察中，他把欧美文学传统中对于人类贫苦生活的关注上升到了一种信念的高度：仿佛贫困或贫困者才是世界正义的一极，而通常世俗的力量却总是背离这一理想的价值向度。于是，人类极端贫苦条件下的生存状况与此种生存状况中人的不可磨灭之价值的紧张斗争，就成了斯坦贝克创作的中心主题。我们在此将之扼要概括称为“因贫称义”的悲剧主题。
一
在斯坦贝克的艺术世界中，对人类贫苦物质条件下各种生存状态的观照与描绘，具有一种突出的、决定性的地位。这是他小说创作（也包括大部分新闻纪实性作品）的一个普遍特征。他对于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乃至超越性问题的思考，总是建基于此。这也是我们谈论其作品“因贫称义”主题的由来。这里有必要对“贫”的意谓略作解释。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在将生存的贫困状态视作生存的价值祈向之必要条件时，所谓“贫穷”可能包含有两层含义，一种指的是物质上匮乏，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贫穷”；另一种则可能指“灵性的贫穷”（the poor in spirit），亦即所谓“虚心”的意思。这两种意涵都需要上溯至原始基督教时代耶稣的教诲。（4）但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中，“贫穷”主要指的就是物质上极其匮乏的状态。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一般总是生存在物质条件相当困窘的状态中——或者说，他执意于描写人类贫穷条件下的种种生活状态。
首先要谈到的，自然是斯氏对不公平社会制度造成的人类贫困状态以及对此种状态所带来的巨大人性痛苦的揭示。这是斯氏作品在直观上最具艺术魅力之处，也是他赢得艺术家声望的起点。各种近于极限的残酷物质生存条件的展示（诸如人如何为获得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挣扎奋斗、如何在此种最低的生存条件中想象可能的美好生活等等），往往是他作品中感人肺腑的场景。在《愤怒的葡萄》中他曾如此描写：
流民们从各条公路上川流不息地涌来，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饥饿的神色，流露出求生的渴望，他们既不会讲道理，也没有什么规章，只仗着人数众多和他们的穷困。只要一个人的工作，就有十个人来争夺——不惜降低工价来争夺。如果那个人只要三角钱就肯干，我只要两角五分就行了。
如果他只要两角五分，那我就只要两角。
不行，我饿着肚子呢。我只要一角五分就行了。我只要有饭吃就干。还有孩子们。你去瞧瞧他们吧。全身长起了小脓疮，跑也跑不动。[2]325
在《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等作品中，此类描写1930年代美国西部农业产业工人生存状况的残酷景象是非常多的。虽然时间过去将近100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揭露的情况，在美国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5）某种程度上，人们简直可以将《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等当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对观”性作品。
斯坦贝克对底层劳动者贫苦状态充满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感的关切之情，曾经震撼了一代人。对此评论者已多，我们不复赘述。但需要强调指出的则是，斯坦贝克所写到的制度性的人的贫困状态，只是人所处贫穷状态的一种可能性。斯坦贝克同样十分关注对于非体制性原因造成的贫穷状态的描绘。斯坦贝克的相关描写，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分析：一是物质环境所决定的贫困，二是自我选择的贫困。这两者也是他所关注的人类本体性的、近乎无可脱逃的贫困处境。
斯坦贝克笔下的不少人物，生来注定生活在贫穷状态之中。这种贫穷，仅仅是先天物质环境决定的结果，可说是一种宿命。《伊甸之东》的塞缪尔·汉密尔顿心地善良、心灵手巧、家庭幸福、身体健康，没什么外敌，应当说具备了过好日子的一切条件。但他就是终生受穷。这只是因为他所居的农庄，天然缺乏水资源。[3]13-15《小红马》中人物的处境也类似于此。斯坦贝克很关注这类贫困者的生活，他试图确证人性的光辉，人的生存意志和心灵的纯善完美正是在与如此极端恶劣环境的争斗过程中自然凸显： 有人断言，正因为他们彻底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能辨别是非的正直的上帝，他们的信念有所寄托，别的小事就听其自然了。可是我认为正由于他们相信并尊重自己的力量，由于他们充分相信自己是可贵的、有精神潜力的个体——正由于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勇气和尊严托付给上帝，然后反过来又从上帝那里得到它们。[3]16
斯坦贝克笔下的贫困状态，有时还是自由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他着重刻画了两种类型的人自主选择的贫穷状态。一类可称作“自我放逐”型。《愤怒的葡萄》中的约翰伯伯、《烦恼的冬天》中的丹尼等都是这一贫困类型的代表形象。他们都曾在生命中遭受重创：也许都是因为某种琐细的功利算计使得他们丧失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大彻大悟之后，他们甘于贫困，拒绝一切形式的物质占有，仿佛只有赤贫的状态才能略略补偿其内心的罪感。另一类则可称作“自由选择”型。《煎饼坪》、《罐头厂街》等作品中具有印第安血统的流浪汉们，《伊甸之东》中的中国人“李”[3]及其游记、新闻报道中的不少人物形象（如《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的中国厨师“李”[4]、《战地随笔》中的马利根二等兵[5]与“搜集迷”[6]等等），都可归入此类。这些人各有各的生活逻辑，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于世间通行的锱铢必较的功利化的财富观充满拒斥之情。他们多半按照自我内心的情感向度行事，自然也就不可能积累世俗所谓的“财富”了。某种意义上，贫穷是他们简单快乐生活的必要保证。
在具体的创作中，他有关贫困的书写当然会和现实主题发生联系，但对贫穷问题的一般化考察和对人生无法摆脱的物质贫困状态的探讨则是他更内在、更深刻的艺术关切。
需要指出的是，在斯坦贝克的创作中，这种对物质贫穷的关注事实上还内在地转化成了他对世界的一般体验方式。由此，我们甚至不妨说斯坦贝克拥有着一种“贫穷情结”。
人们早就注意到，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斯坦贝克，实际上相当广泛地运用着象征、隐喻等所谓现代派的艺术手法。斯坦贝克作品中各种象征、隐喻手法的运用，几乎都是围绕着贫困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的。换言之，其作品中几乎所有重要的非写实的意象，都是贫困主题的象征或转喻。在斯氏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故事情节的主线之外，宕开一笔，甚至以专章专节来描写人物的身体、动植物和大地（自然环境）等。这类描写通常都是贫困主题象征或转喻性的书写。
有关人类身体，主要是受伤害身体意象的描写，在斯坦贝克的作品中具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有研究者非常准确地指出：
斯坦贝克习惯于采用隐喻的手法描写受损的身体， 通过对身体的变形来表达伤残如何变成人们生活的方式。他深知身处大萧条的人们心理很脆弱， 也非常敏感， 表现出独有的畸形和反常，其中包孕的某种恐惧可以直接导致自我沦丧， 进而暗示大萧条已经让人沦落到一种“难堪 （abjection）”的境地。[6]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斯坦贝克关于人的身体的书写，既不局限于大萧条时期，也不局限于“伤残”。像《伊甸之东》（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以大量的笔触书写了故事主人公亚当、卡西等的身体的多种状态。但不管是何种状态的身体，斯坦贝克的描写都明显具有一种隐喻的意味，他试图以此考察人对于物质贫困的不同反应并予以某种哲理的寓意。
斯坦贝克擅长描写人与动物的关系是早有令名的。其成名作《小红马》是一篇动物小说。不过，他的写作风格与当时流行的吉卜林式动物小说完全不同，他不关心动物如何忠心保卫主人之类的感伤话题。他着意刻画的，是人在极端物质贫困条件下，将动物甚至植物当作情感寄托的对象形成的一种相濡以沫的关系。在他的作品中，人与动植物的关系通常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在欧洲文化还普遍地把人当做地球之主宰、应当以人为中心予取予求的时代，一些评论家不能理解斯坦贝克的此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一位叫埃德蒙·威尔逊的评论家曾经讽刺说：“斯坦贝克先生的小说几乎总是写小动物或者几乎接近动物水平的、不成熟的人物……斯坦贝克先生不像劳伦斯或者吉卜林，把动物提到人的水平，而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斯坦贝克先生写人物总是不那么成功，我想原因就在于他那种动物化的倾向。”（6）现在看来，这类评论所持价值立场的陈腐与幼稚几乎是一目了然的了：它既未能理解斯坦贝克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襟怀，也未能准确把握动植物作为人类贫瘠状态下可靠的温情伙伴这一寓意。
斯坦贝克的生态意识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所要强调的则是，斯氏相关的描写和他对人类贫困处境的关注密切相关。在他的笔下，大自然的丰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保障。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开发表面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实质却是一种极端片面的、单向度的索取，此种贪婪的索取必将从根柢处毁坏大自然的丰饶。它可能使得一小撮人发财致富，却会把人类之主体抛入到一种完全无法容忍的极端穷蹙状态。（7）某种意义上，《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颠沛流离的苦难历程，即象征了大自然受到侵犯之后果。
二
毫无疑问，斯坦贝克对于贫穷问题的关切之情不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癖好，而是包含着对某种美学原则的坚定信念：通过对贫穷问题的考察来谛视人生存在的价值意义。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不管赞成抑或反对，大多数负有责任意识的艺术家都对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尤其对于由物质贫困造成的各种精神问题，产生了迫切的关切之情。他们中有人甚至直接认为：物质的贫困就是人类苦难的渊薮，是人类道德问题的主要根源。“对贫穷的原因的研究就是对大部分的堕落原因的研究。”[7]尽管历史上的艺术家从来都不乏对贫穷底层人士的关心，但将贫困问题如此直接地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精神问题关联起来，进而试图形成一种颇具阐释效应且逻辑颇为自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则是19世纪中后期才普遍出现的艺术特色了。从毕希纳、黑贝尔开始，左拉、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劳伦斯、霍普特曼、高尔基、沁孤、奥凯西、奥尼尔、布莱希特等数代欧美艺术家相继在这一个话题上做出了重要的艺术展拓。斯坦贝克的创作也可视作这一文艺传统一个重要的构成环节。但比较前辈和同辈，斯氏对贫困问题的处理在艺术上明显更有深度和包容性——当然，有必要预先申明的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斯坦贝克的艺术成就已经赶上或超越上述大师了，对于上述大师来说，对贫困的考察通常是其整体艺术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斯坦贝克来说，则是问题的核心。 在斯坦贝克的笔下，贫困诚然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甚至是毁灭性的痛苦，但是，他更着意刻画的，却是在此种看起来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巨大痛苦中，没有被击垮、没有被磨灭的人性尊严的部分。《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尽管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们的道德底线，甚至那些人性温柔的部分却从未因此而放弃。到了某处住下，乔德爸乱泼咖啡渣，乔德妈便阻止说：“你别这么乱泼吧，这是个干净地方。”[2]352还没有完全安顿好，乔德的妹妹罗莎夏已经迫不及待地去洗澡，冲洗长途跋涉积聚的各种污垢。乔德妈看见她的女儿“头发已经梳洗过了，还在滴水，皮肤是鲜嫩和微红的。她穿了一身印着小白花的蓝衣服。她脚上穿的是结婚时那双有后跟的拖鞋”，并未责备罗莎不谙世事、不来协助母亲操持家务，更没有指责女儿在此种落魄的状态还“臭美”、耽于这种明显看上去与养家糊口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她“大声”说的是：“我也要去洗个澡，等我把这儿收拾完了就去。你教给我怎么洗吧。”[2]353
在《愤怒的葡萄》中诸如此类的闲笔是很多的。在小说中，贫困，尤其是不公体制所造成的贫困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但历此考验而不变色的人性光辉，却因之更豁显其价值：人之所以能够经历如此漫长的极端匮乏的痛苦岁月而成其为人，其道德本能、爱美的天性必然是足够能对抗外部极端恶劣条件的内心力量。
此种贫困主题的书写方式，可谓是逆欧美艺术界的主流思潮而行。自毕希纳以来，人们容易看到的有关贫困问题的原型意象多半属于此类：一个在所谓自由社会的无助个体，由于极端之贫穷，由于丧失了其全部的外在财富，以致丧失了其全部的内在财富。一个人为了活下去会使用一切手段，即便践踏所有的道德价值都在所不惜，更不用说“美”这类的奢侈品了。毕希纳的《沃伊采克》，黑贝尔的《玛丽亚·玛格达莲》，霍普特曼的《马车夫亨舍尔》、《日出之前》，早期高尔基的《底层》以及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部分的作品等等，关于贫困的书写都可归入此类。1930年代与斯坦贝克一起并称为“美国左翼文学”代表人物的厄斯金·考德威尔（代表作有《烟草路》）、理查德·赖特（代表作有《土生子》）有关贫困问题的考察，实际上亦属此类。斯坦贝克对这一路笔法的扬弃，充分显示了其杰出的创造才能和对问题思考的深度。
当然，必须指出，由贫困而砥砺人性的光辉，斯坦贝克并不是最早的表现者。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对这一点早有触及。不能否认的是，除了极少的例外（如高尔基的《母亲》等），无产阶级文艺对贫困问题的处理，实有简单化的趋向。随着庸俗社会学的流行，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简单判断个体人物的道德境界（总的说来就是私有财产越多个人品行越坏，越接近赤贫个人品行越好）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关于贫穷问题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书写模式。
斯坦贝克笔下的无产者的人性表现相比来说就要复杂得多。他笔下的无产者，尽管未因贫穷而丧失人的尊严，但也很难说因此变得更为品德高尚了。就人性的基本构成来说，他们和其他阶层的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像《愤怒的葡萄》中的凯西牧师，虽然扮演着书中无产者精神导师的角色，但也酗酒放纵，有着诸多的人性弱点。斯坦贝克无意将无产者打扮成道德上的圣者，他感兴趣的，是以这一特殊群体为对象来考察人性中不可能毁灭的那些价值元素，或者说，往往是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反而越发显得熠熠生辉的价值元素。斯坦贝克不否认在无产者中存在着类如无产阶级特殊的阶级情谊的因素（8），但他认为此种阶级感情背后有更为深刻的人性必然，这种人性必然就是人的团结、希望与爱。《愤怒的葡萄》结尾部分，乔德在逃亡前夕说了一段自己对于凯西牧师教诲的领悟。这段领悟差不多也可视作斯氏对相关问题的一个总结。乔德说：
凯西！他谈过许多道理。常常使我讨厌。可是现在我却想到了他所说的话，我还记得——句句都记得。他说有一次，他跑到荒野上去寻找他自己的灵魂，他发现并没有什么灵魂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说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不过是一个大灵魂的一小部分。他说荒野不好，因为他那一小部分灵魂要是不跟其余的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那就没有好处。……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离开了大伙儿，那是不中用的。[2]485-486
这些话单独看起来，也近乎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放在整个小说中，就显得具有异常的分量：这是一种经过种种人生考验并已被证实不可能为残酷的生存环境所减损和磨灭的信念。它也许不很深刻，却在现实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地保卫并滋养着我们的人生。（9）
斯坦贝克描写的赤贫状态的人性之美，还有一个必要保障，那就是女性之爱。研究者早已指出“乔德妈”这个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称谓的女性，在《愤怒的葡萄》的整个故事结构中具有核心地位，没有她的坚忍，没有她的博爱，乔德一家是断然无法坚持下去的。小说的最后一幕极具象征含义，可谓是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在逃荒路上，乔德一家碰到了一位濒死的无产者，他因过于饥饿已无法进食。这时，刚刚痛失孩子的乔德一家的小妹罗莎夏决心以自己的乳汁拯救他的生命：
她慢慢地在他身边躺下。他慢慢地摇摇头。罗莎夏把那条绒被松开一边，露出她的乳房来。“你得吃一点才行，”她说。
她扭动着身子靠拢他，把他的头拉了过来。“吃吧！”她说。“吃吧。”她伸手到他的头下面，把它托着。她的手指轻轻地摸着他的头发。她看看上面，又看看仓棚外面，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2]528
这是一幅典型的无产阶级圣母怜子图。图中的人物尽管有着最亲密的肉体接触，但此种肉体相交清空了一切动物性的胡思乱想，单纯明净地凸显了一个人的灵魂要和“其余的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的朴实道理。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的帮助，得到了存活下去的机会，而施救者罗莎夏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自我救赎。她从一个不谙世事、多少有些爱慕虚荣的女孩，成长为具有大爱的女性。
三
斯坦贝克曾经痛陈，现代文明病的核心问题是过度丰裕。围绕着丰裕的物质享受，人类陷入到一种无解的恶性循环中：“拥有许多似乎会产生一种“再拥有更多一点吧”的欲望。……啥也没干，没地方可去，没有意思，没有目的，最遭糕的是，没有追求。当然他们总是有要求的，只不过要更好更妙的东西罢了。我们陷入了自己生产的商品陷阱之中，我们生产的越多，我们就越被紧紧地纠缠住。”[8]110正因为现代社会将物质丰裕提高到了如此的地位，现代人性也就必然遭受其戕害：“等待我们去做的事情永远比我们能够做的多，我们的欲望永远比我们满足它们的能力大。我们的梦想是如此不切实际，我们只能在天国中才能设想其存在。我们的不安、痛苦和悲哀是如此繁多和剧烈，以至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命运，注定要对我们那些与生俱来的罪孽课以惩罚。”[8]112由此，当我们回望贫困之境，却能发现，人类原始的状态，那种贫困的状态，倒是包蕴着几分真正的朴素的生存大道：“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有目标的，一个很简单的目标——生存；采摘、种植、收获，或捕兽为食，或筑巢御寒。这是一种强烈的本能。此外还要加上抵抗所有敌人的伤害之后才有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8]109 因此，对斯坦贝克来说，人类的贫困状态绝不仅是艺术家奇观化观赏和考察的对象，他更试图在其中探索一种根于贫困的人类救赎之道。就这样，贫困之道在斯坦贝克笔下倒成了拯救之道。这就是所谓的“因贫称义”。
斯坦贝克从多种价值角度入手构建其基于贫困的拯救之道。这其中首先值得讨论的是他对基督教价值的个性化改造。
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斯坦贝克创作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密切关系。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斯坦贝克对基督教价值的解释纯粹是个人性的，充满着自由主义的世俗因素。对于体制性的教会组织和宗教狂热分子，他从来不吝冷嘲热讽之词，尽管也谈不上深恶痛绝。大体上，他按照可称为“自由心证”的逻辑，站在尊奉个体自由价值的立场上，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汲取基督教价值中的精华。
尽管斯坦贝克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大有同情之心，但他的基本价值立场一直非常坚定，那就是尊奉近代以来的个体自由观念：
我深信不疑的是：个人的自由、探索的头脑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我要为之奋斗的是：头脑要有随心选择其发展方向，不受支配的自由。我必须反对的是：限制或毁掉个人的任何思想、宗教或者政府。这就是我的主张和努力方向。[3]16
在现代西方社会文化体制中，斯坦贝克拥有这样的信仰并不令人惊讶。但有意思的是，他认为基督教价值中贬抑物质财富的传统，对于捍卫他的“主张和努力方向”，具有极大意义，甚至可以说，自觉地选择物质上的贫困，就是“个人的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不乏贬抑物质财富的观念。某种意义上，物质的贫穷既是纯洁信仰的标志，亦是其保证。《提摩太前书》第6章中便有这样的训导：“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早期基督教中，类似的观念是很普遍的。不过斯坦贝克的观念可能更直接地是受益于圣方济各的影响。在圣方济各看来，人之祸患莫过于钱财，因为它会让人上瘾，从根本上脱离信仰之道[9]77，穷则是顺服的同义词，它意味着舍己和谦卑地服事信仰耶稣的事业。[9]117斯坦贝克并不尊重基督教世界中所谓的圣徒们，但之于圣方济各却是一个例外。像《煎饼坪》中一个重要的故事情节，就是一群完全没有世俗财富观念，也没有世俗道德观念的流浪汉们，唯一一个类同于世俗的信念就是要凑齐一笔献给圣方济各的捐献。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是可以亵渎、都是无所谓的，但只要有关于圣方济各的则另当别论。这显然表现了斯坦贝克本人的态度。
斯坦贝克经常借助基督教的观念叩问：贫困之于人类，一方面固然是痛苦的纠缠，但在另一方面，是否也可能成为精神存在的一种重要支援力量呢？《愤怒的葡萄》中诺亚形象的塑造便显示了此种寓意。作为乔德一家的长子，诺亚的个人光彩远不如次子汤姆。尽管取名“诺亚”，他对家庭的作用完全不同于《圣经》中的诺亚。在全家人西迁最困难的时候，他拒绝承担家庭责任，独自出走：“汤姆，我不想再往前走了”、“我顾不到了。我舍不得离开这条河”、“我非走不可”。[2]238诺亚并不因此是一个应当受到鞭笞的角色。因为在乔德一家中，他的身上体现出与一家其他人不同的“沉静而又迷惘的神气”、“动作迟缓，不爱说话”[2]85是一个遗世独立的智者：他“仿佛住在一所奇特而寂静的屋子里，用安闲的眼光向外面望着”。[2]86家人奔向梦想中的天堂加利福尼亚时，诺亚个人的价值抉择在此间也完全觉醒了。他认为无需去追寻那种世俗所谓的好日子，简简单单地生存，简简单单地依靠河流、水流边森林的出产，人生已经能够过得很幸福：“我不愿意离开这条河。我要顺着这条河走下去”、“我要钓鱼。人在好好的一条河旁边是不会饿死的”、“我要去捉些鱼虾，可是我离不开这条河”。[2]238-239诺亚的选择可能有些不负责任，但这种离开，选择一种“不会饿死”即感满足的生活，对他个人来说却未始不意味着一种自我救赎。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诺亚反复提到“钓鱼”、“捉鱼”。鱼在基督教文化中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新约》里耶稣多次与鱼、钓鱼、捕鱼有联系，耶稣的门徒成为了“渔人的渔夫”等。把这一意象与诺亚出走、居住在河边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就更增添了诺亚人生抉择的基督教文化蕴涵。
斯坦贝克还借助一些迥异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观念来阐释贫困之道可能包含的拯救的秘密。东方的道家学说、新兴的科学思想等都不时地被他引作思想依据。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当前学界已多有重视，我们在此不必赘述。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印第安文化传统——尤其是夸富宴，也是探索贫困之道的重要灵感来源。
斯坦贝克相当部分作品描写了“派沙诺人”的生活。这在“蒙特雷三部曲”（即三部以加利福尼亚古老的沿海小城蒙特雷为背景的小说：《煎饼坪》、《罐头厂街》、《快乐的星期四》）中表现得尤为集中。所谓派沙诺人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血统和各种高加索血统的人的混血儿”，斯坦贝克颇为集中地考察了他们那种和世俗财富观念格格不入的物质财富的分配、占有和消费方式。按照世俗一般的说法，《煎饼坪》中的派沙诺人丹尼、派仑等，纯粹是一群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人。但问题是，对丹尼等人来说，其“无所用心”绝不是“饱食终日”的结果，他们的确就是“无所用心”。他们深深满意于那种贫瘠的物质状态，满意于此种状态中生命的维系并于此感到快乐。诚然，他们自有其烦恼和痛苦，但他们独有的幸福和快乐也是世俗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完全无法想象的。《煎饼坪》的故事在一场类似印第安人夸富宴的狂欢场景中达到高潮。
所有人都是不富裕的，但所有的人都会为这种集体参与的狂欢宴倾囊而出。在此种氛围中，对个人资产、物质财富的眷恋会被看作是一种丢脸的行为。在此种贫穷的富裕中，人与人的关系反而因此得以痛快淋漓地脱去了各种外在枷锁而达到升华：“那天晚上散会以后有什么人没有光荣地被刀刺伤或者被碰得鼻青脸肿呢？那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打架，并不是两个人打起来，而是一群的人吼叫着、战斗着，各自为战。……煎饼坪的欢乐精神，失去了控制，升入空中，成了一个欢喜若狂的整体。”[10] 社会学家莫斯曾经指出：“是西方社会在最近时期把人变成‘经济动物’的……‘经济人’是近代出现的，就像有道德、责任、科学性和理性的人一样。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像现在这样，人变成机器，变成复杂而又斤斤计较算计的机器是近代的事。……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最佳的经济方法出自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之中。但我认为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不应只满足做出色的会计、管理者和金融家。完全一味追求个人利益有损于群体的利益与和谐，也有损于个人自身的工作乐趣和性质，到头来损害的是自己。”[11]146高度评价印第安文化传统中保留的馈赠、夸富宴等习俗，认为从这些习俗中人们能够挖掘“各社会的智慧和团结经久的秘密”。[11]153应当学习这种古老的智慧来打破近代“把人变成‘经济动物’”化而造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及社会的问题。以此，人们方有可能被“引至一种至高的艺术，即苏格拉底所说的政治”。[11]154
斯坦贝克不一定了解莫斯这些著名的论断，但在思想境界上他与莫斯无疑具有共通之处。人们若能对他关于印第安式的贫困以及这种因着贫困而生成的丰富、快乐的描写略作思索与品味，就不难理解其作品的反讽锋芒。他欲引印第安文化传统对抗的，正是近代以来的财富观（或者说富裕观念）以及建基于此的社会制度与人的内在精神尺度。且不论斯坦贝克思想的周延性及其可操作性，这种从根本上挑战现代文明之价值偏向的努力，无疑是具有勇气的，也具有一种预见问题核心的睿智——毕竟在他写作的当时，他所痛斥的这些文明病还只是初露端倪，还被不少人当作幸福的象征。
对于贫困问题做出过深入讨论的现代艺术家有很多，对现代文明体制根本弊端有过深入洞觉的艺术家也很多，甚至侈谈清心寡欲以解决社会所有矛盾的道德家也不少。但斯坦贝克则立足于现实，充分体察人类的生存痛苦，依然决心从这痛苦的深渊中寻求拯救之道，并竭力对物质贫困状态中特有的人类心境（而不是神学意义或特定信仰意义上的心境）作出了诗意阐释。从这个角度说，斯坦贝克升华了艺术中贫困话题的美学内涵，使得一般艺术创作中对贫困的控诉成为了个体超越、救赎的见证，并使得他关于贫困问题的书写内在聚焦、凝结而成了“因贫称义”的悲剧主题。他因此得以与卡夫卡、劳伦斯、福克纳、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一道跻身于20世纪的悲剧作家之列。
当然，斯坦贝克对于“因贫称义”这一主题的阐释还谈不上完美。下面两个问题可能减损了他的作品的艺术魅力。其一，斯坦贝克尽管对贫困与人生存的各种纠缠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考察，但很难说他的哪一部作品已将他的这些考察完整地、一以贯之地统合在一起了。《愤怒的葡萄》可能是较为杰出的一部，而《伊甸之东》、《烦恼的冬天》的说教意味就可能过于浓重了一些。斯坦贝克声称《伊甸之东》承载了自己几乎“所有的东西”[3]163，是为了急于装下“所有的东西”，小说某些情节设计便“不免流于离奇”[3]770。其中作为人性本源之恶象征的卡西形象的塑造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其二，斯坦贝克试图以贫穷之道拯救现代文明，但他另一面又毫不犹豫地强调“个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深为纠结的现代文明病——现代人对财富无止境的追逐热情，正是现代个体自由价值全面释放的一个直接后果，也是必然的后果。他平行地处理不无矛盾的个体自由观念与因贫称义主题之间的关系，势必削平他对现代生存痛苦体察的深度。
尽管斯坦贝克对于因贫称义悲剧主题的阐释还未臻完美之境，但我们今天重温其美学追求仍不乏重大意义。在今天，据说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了。对某些人来说，中国亦将和国际“先进浪潮”接轨了。可是，我们毕竟还应该想一想：中国还有多少人处在贫困状态？中国的贫困问题真的能够被现有的无尽扩张的生产体制彻底解决吗——或者我们也该问一问，此种以透支作为代价的生产体制是否真的可能是“无尽的”？即使物质丰裕真的成为现实，种种关于贫困的感受和思考就成为了过去时，就不值一提，或者说就只有嘲弄、诅咒和遗忘的价值？对于一个普通的公民来说，专情于享受物质、逃离贫困并无什么值得非议之处。但对艺术家来说，过分地认同社会主流价值则无异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肤浅。但当前的某些作家似乎过早地、也过于急迫地摆出了单向度的消费、娱乐倾向，好像中国的现实真的已经可以忘却贫困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斯坦贝克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来重温斯坦贝克的创作，不仅具有艺术上的意义，还有更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可参看威廉斯《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现代悲剧》，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等著作。
（2）可参见田俊武《“迷茫时代”的道德歌手——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叙事》（《外语教学》2011年第1期）、苏索才《约翰·斯坦贝克其人其作》（《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等文中的相关介绍。
（3）国内斯坦贝克的研究情况，可参看田俊武等《国内外斯坦贝克研究的进展和缺失》（《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廖欢：《十年来国内关于约翰·斯坦贝克的研究综述》（《咸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等文献。国外斯坦贝克研究最新的进展情况，可参看Kathleen Hicks 的Steinbeck Today。更多的信息，则可参见美国Steinbeck Review半年刊。
（4）《路加福音》第6章有言：“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本文《圣经》引文，悉从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版《圣经》）这里的“贫穷”显然就是指物质匮乏的意思。但《马太福音》第5章所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云云，则当强调“贫穷”为“灵性的贫穷”一面的意思。
（5）恩格斯在书中说：“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4页。）斯坦贝克未必熟知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但《愤怒的葡萄》的确从艺术层面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6）转引自董衡巽：《论斯坦贝克的兴与衰》，《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第34页。
（7）斯坦贝克相关的描写、评论很多，可特别参看《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等处。
（8）如其短篇小说《突袭》中年轻的社会主义者鲁特对向自己施暴凶手的宽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9）斯坦贝克的集体观念，受到海洋生物学家里克兹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在其作品中所宣扬的“集体主义”思想，可能是调和基督教、社会主义、里克兹相关学说而形成的。不过这不是讨论的重点，在此便不细加考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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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加利.圣法兰西斯和他的世界[M].周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美]斯坦贝克.煎饼坪[M]//斯坦贝克.斯坦贝克选集·中短篇小说选（一）.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70.
[11][法]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M].卢汇，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岳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