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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于1861年1月，跟随向导走入丛林深处去看一片古迹，无意中在原始森林中发现宏伟惊人的古庙遗迹。
他的笔记使得全世界开始关注这座隐藏在密林中的古城，经过清理后的吴哥古迹如璞玉初露，成为柬埔寨的骄傲，与长城、金字塔、婆罗浮屠并称“东方四大奇迹”。
然而，很多人所不知的是，在吴哥王朝的鼎盛时期，曾有一位中国人访问当时的真腊王国，并且居住一年余，归来后写书详细记载了真腊国的建筑、经济、文化习俗、山川、物产……为如今已经消失在丛林、莽野中的吴哥王朝留下一卷记录。
此人便是元人周达观。
扁舟下真腊
周达观的身份，史料记载甚少，不仅《元史》无传，他家乡的方志——《浙江通志》和《温州府志》中，也没有关于他生平事迹的只言片语，只有清人吴翌凤手写本《真腊风土记·跋》说：“达观、一作建观，元人，自号草庭逸民。其表字、官爵，不可得而详也。”
周达观的文字中记载一则当地传说，表现了真腊人对蛇神的敬畏：“其内中金塔，国主夜则卧其上。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每夜（则）见国主，则先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鼔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
历史上一向有“富贵真腊”的说法，其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在《真腊风土记》描述颇为详细，比如水稻的种收，他记载道“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除水稻以外，他还记录道：“山多异木，无木处乃犀象屯聚养育之地，珍禽异兽，不计其数。”书中记载了很多珍贵特产，有翠毛、象牙、犀角、黄蜡、降真、豆蔻、画黄、紫梗、大风子油”等等，除此之外，花果树木、蔬菜瓜果也进行了介绍，比如“茄树有经数年不除者”，“木棉花树高可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鳄鱼大者如船”等等。 如今如果去拜访吴哥寺，我们可以从寺庙上的浮雕，看到周达观所描述的很多细节，比如《真腊风土记》的“服饰”一节写道，“自国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脱去上衣），止以布围腰。出入则加以大布一条，缠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级。国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两者，极其华丽精美。其国中虽自织布，暹罗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其精巧而细样故。”
他描述的这种小布，在吴哥的浮雕中就有体现——浮雕中平民的服装形象中，有一种为带状，环绕腰部，打结后下垂于身前，就是所谓的“小布”即腰布。巴戒寺浮雕中大量人物，比如潜水、征战、角力、杂务等形象，都刻画了这种服饰装束，有鲜明的真腊风貌。
而巴戒寺中大量浮雕表现水中的各种鱼兽，大鱼吃小鱼，鳄鱼吃大鱼，以及群鱼畅游，或者渔人入水捕鱼的场景，正应和了周达观书中“鱼龙”一节之记载“鱼鳖惟黑鲤鱼最多；……鳄鱼大如船者，有四脚，绝类龙特无角耳，肚甚脆美。”
周达观还接触了吴哥上上下下的人物，他的访问记了很多风土人情方面生动的细节，比如日常生活中造锅吃饭的方式：“寻常人家房舍之外，别无桌凳盂桶之类。但做饭则用一瓦釡，作羮又用一瓦铫。地埋三石为灶，以椰子壳为杓。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羮则用树叶造一小碗，虽盛汁亦不漏。又以茭叶制一小勺，用舀之入口，用毕则弃之。”
周达观还参加并记录了真腊国十一月底的新年节日，《真腊风土记·正朔时序》中写道，节日之时，王宫前面搭起一个可容一千人的大平台，装饰着灯笼和鲜花。……它们的顶端，安放烟花爆竹，由政府和贵族家庭支付其费用。当夜幕降临时，国王就来观赏盛景，远处也能看到烟花。在15世纪首都移到金边之后，节日典礼变成著名的水节，这种以放烟火、扎浮筏，王室成员都会参加并出席的节日，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周达观当年的所见与所记无疑成为了这个节日历史溯源的参考。
重新发现
周达观之后，元朝航海家汪大渊1330年到1339年曾游历真腊，著有《岛夷志略·真腊》，1403年，明朝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尹绶出使真腊，此后不到30年，暹罗破真腊国都吴哥，真腊迁都金边，吴哥窟被遗弃，森林逐渐覆盖漫无人烟的吴哥。1431年，后来有些当地的高棉猎户进入森林打猎，无意中发现宏伟的庙宇，也有一些当地的佛教徒在庙旁边搭盖屋寮居住，以便到庙宇中朝拜，但吴哥遗迹多不为世人所知。
1819年懂得汉语的法国人雷慕沙首先将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译成法文，使人兴起寻找遗址之念。1857年，驻柬埔寨马德望省的法国传教士夏尔·布意孚神父著《1848—1856印度支那旅行记：安南与柬埔寨》，报告吴哥状况，但未引人注意。
直到1861年1月，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在寻找新的热带动物标本的过程中，无意中在柬埔寨原始森林中发现了宏伟惊人的古庙遗迹，他在日记中大加宣扬，说：“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
不幸的是，亨利·穆奥在发现吴哥窟的同年，在丛林中感染热病不治身故。他的探险日记被助手完整地保存，并送上远渡重洋的邮轮回到了法国。之后，亨利·穆奥的弟弟将他的日记整理为《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于1862年在巴黎出版。正是这本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吴哥窟的浓厚兴趣，由此开始了西方世界对吴哥窟的修缮保护运动以及对吴哥历史文化的研究。然而，在这一片热闹繁华中，不可忘记的是曾经有一名中国人乘一帆小舟，在吴哥王朝最繁盛的时候来访，并且记下目睹的一切。
他的笔记使得全世界开始关注这座隐藏在密林中的古城，经过清理后的吴哥古迹如璞玉初露，成为柬埔寨的骄傲，与长城、金字塔、婆罗浮屠并称“东方四大奇迹”。
然而，很多人所不知的是，在吴哥王朝的鼎盛时期，曾有一位中国人访问当时的真腊王国，并且居住一年余，归来后写书详细记载了真腊国的建筑、经济、文化习俗、山川、物产……为如今已经消失在丛林、莽野中的吴哥王朝留下一卷记录。
此人便是元人周达观。
扁舟下真腊
周达观的身份，史料记载甚少，不仅《元史》无传，他家乡的方志——《浙江通志》和《温州府志》中，也没有关于他生平事迹的只言片语，只有清人吴翌凤手写本《真腊风土记·跋》说：“达观、一作建观，元人，自号草庭逸民。其表字、官爵，不可得而详也。”
周达观的文字中记载一则当地传说，表现了真腊人对蛇神的敬畏：“其内中金塔，国主夜则卧其上。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每夜（则）见国主，则先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鼔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
历史上一向有“富贵真腊”的说法，其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在《真腊风土记》描述颇为详细，比如水稻的种收，他记载道“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除水稻以外，他还记录道：“山多异木，无木处乃犀象屯聚养育之地，珍禽异兽，不计其数。”书中记载了很多珍贵特产，有翠毛、象牙、犀角、黄蜡、降真、豆蔻、画黄、紫梗、大风子油”等等，除此之外，花果树木、蔬菜瓜果也进行了介绍，比如“茄树有经数年不除者”，“木棉花树高可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鳄鱼大者如船”等等。 如今如果去拜访吴哥寺，我们可以从寺庙上的浮雕，看到周达观所描述的很多细节，比如《真腊风土记》的“服饰”一节写道，“自国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脱去上衣），止以布围腰。出入则加以大布一条，缠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级。国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两者，极其华丽精美。其国中虽自织布，暹罗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其精巧而细样故。”
他描述的这种小布，在吴哥的浮雕中就有体现——浮雕中平民的服装形象中，有一种为带状，环绕腰部，打结后下垂于身前，就是所谓的“小布”即腰布。巴戒寺浮雕中大量人物，比如潜水、征战、角力、杂务等形象，都刻画了这种服饰装束，有鲜明的真腊风貌。
而巴戒寺中大量浮雕表现水中的各种鱼兽，大鱼吃小鱼，鳄鱼吃大鱼，以及群鱼畅游，或者渔人入水捕鱼的场景，正应和了周达观书中“鱼龙”一节之记载“鱼鳖惟黑鲤鱼最多；……鳄鱼大如船者，有四脚，绝类龙特无角耳，肚甚脆美。”
周达观还接触了吴哥上上下下的人物，他的访问记了很多风土人情方面生动的细节，比如日常生活中造锅吃饭的方式：“寻常人家房舍之外，别无桌凳盂桶之类。但做饭则用一瓦釡，作羮又用一瓦铫。地埋三石为灶，以椰子壳为杓。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羮则用树叶造一小碗，虽盛汁亦不漏。又以茭叶制一小勺，用舀之入口，用毕则弃之。”
周达观还参加并记录了真腊国十一月底的新年节日，《真腊风土记·正朔时序》中写道，节日之时，王宫前面搭起一个可容一千人的大平台，装饰着灯笼和鲜花。……它们的顶端，安放烟花爆竹，由政府和贵族家庭支付其费用。当夜幕降临时，国王就来观赏盛景，远处也能看到烟花。在15世纪首都移到金边之后，节日典礼变成著名的水节，这种以放烟火、扎浮筏，王室成员都会参加并出席的节日，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周达观当年的所见与所记无疑成为了这个节日历史溯源的参考。
重新发现
周达观之后，元朝航海家汪大渊1330年到1339年曾游历真腊，著有《岛夷志略·真腊》，1403年，明朝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尹绶出使真腊，此后不到30年，暹罗破真腊国都吴哥，真腊迁都金边，吴哥窟被遗弃，森林逐渐覆盖漫无人烟的吴哥。1431年，后来有些当地的高棉猎户进入森林打猎，无意中发现宏伟的庙宇，也有一些当地的佛教徒在庙旁边搭盖屋寮居住，以便到庙宇中朝拜，但吴哥遗迹多不为世人所知。
1819年懂得汉语的法国人雷慕沙首先将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译成法文，使人兴起寻找遗址之念。1857年，驻柬埔寨马德望省的法国传教士夏尔·布意孚神父著《1848—1856印度支那旅行记：安南与柬埔寨》，报告吴哥状况，但未引人注意。
直到1861年1月，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在寻找新的热带动物标本的过程中，无意中在柬埔寨原始森林中发现了宏伟惊人的古庙遗迹，他在日记中大加宣扬，说：“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
不幸的是，亨利·穆奥在发现吴哥窟的同年，在丛林中感染热病不治身故。他的探险日记被助手完整地保存，并送上远渡重洋的邮轮回到了法国。之后，亨利·穆奥的弟弟将他的日记整理为《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于1862年在巴黎出版。正是这本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吴哥窟的浓厚兴趣，由此开始了西方世界对吴哥窟的修缮保护运动以及对吴哥历史文化的研究。然而，在这一片热闹繁华中，不可忘记的是曾经有一名中国人乘一帆小舟，在吴哥王朝最繁盛的时候来访，并且记下目睹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