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横贯的一脉山峦，车道线模糊的柏油路连着我和故乡，沿着路往下开去，我和那些院子离得越来越近了。
　　约莫十几年前，那时我大概四岁，正是开始记事的年纪。相比于文字道理，小孩总是肯把记忆花在五彩斑斓的空间上，幸得院子使我过的并不无趣。
　　头一个要说的院子，自然是自小长大住的地方。对当时四岁的我来说，已经足够成为各种游戏的合格后花园。院子里的楼一栋七层，不高，吃过晚饭想叫朋友出来玩，站在底下吼一嗓子就行。走到窗户对应的楼下，使劲叫一声朋友的名字，不过半分钟，你就能满意的看到那扇窗户的窗纱，摩擦吱呀着挪去另一侧，探出一个毛绒脑袋，应一声经常听不见后半音的话，闪回窗户里去了。前院有个大停车场，紧靠着的是一条葡萄藤走廊，那经常是我们的第一据点。小时候见了什么都觉得大，爷爷喝茶的玻璃杯拿在手里觉得又沉又烫，奶奶擦手的润肤油也觉得沉沉一罐，所以葡萄藤走廊里看到那些昆虫便觉得如同怪物一般奇异又庞大。每每看到此等庞然大物，又惊又喜。两个毛脑袋凑在一块儿，新奇地看甲壳虫带刺的肢体插着土地行走，两个触角打探着前路。前院的一只尾部带白的甲虫是我们的常胜将军，我们经常用树枝引着它和其他昆虫碰面，“怪物”之间的争斗是小孩子最喜欢看到的，卷起的沙粒土石、在阳光照射下油光的外壳、仰倒过去的“败将”，都是院子里的我对这个世界最开始的探索。院子里还有个两层楼的活动中心，麻将室被大人们占据，隔壁的健身房就是我们的第二据点。摸爬滚打，倒属实是我们的“健身”房。楼底的负一层是锅炉房，那是我们恐惧的地方，由于里面烧热的锅炉太危险，大人是禁止我们这些孩子进去的。越是被禁止就越是好奇，因此常常在房门打开的缝隙向里窥探：铜棕色的锅炉卧在噼里啪啦的煤堆里，底部通红，周身被蒸汽环绕，活像地狱的撒旦。明显高于外界的温度使得门框中分明可见一股热浪，烧锅炉的叔叔抬起被煤渣染黑的手向我们示意禁止，看到这个手势我便高兴极了，窥探完缝隙后消失的好奇心转而被恐惧覆盖，正担心他要是叫我进去可怎么办才好。后院有很多小片的“田地”，种着青椒、番茄等蔬果。熟透的青椒和没熟的番茄是我们认为蔬果最好看的状态，经常猫着腰钻过主人家的窗户底下，哆嗦着伸出手，碰到蔬果的那一刻又小声惊叫，一来二去迟迟未能摘下，却听见窗户里隐隐透来两声主人的咳嗽声，那其实是一种警告，我想。后来在院子里碰见种菜的奶奶，她笑吟吟的看着我们路过，我们却真如做贼似的一下也不敢抬头。用胶水涂着昆虫粘在树叶上做成标本、围在树杈四周等着捉住停在树干下面的蝉，现在想想倒是颇有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之趣。后来趁着放假的时间回老家，再来这院子，多了许多陌生的面庞，我再也无法像儿时那样，见到谁都能张口就问好了。玩伴们也基于学业各奔东西，即便是见到，也不过打打招呼，寒暄两句。儿时的院子里那些欣喜，都被冠上了“以前那时候”的名号，方才明白越是那些丰盈的时日最是无情。
　　另一个院子，是太姥爷太姥姥的院子，它就在名叫南街的巷子的最里面，就索性也叫它南街。父母工作忙的時候，加上放假，我白天的时日就在南街度过。一扇高高的双开铁门，得用门上的锁边敲边叫着老人家开门。但实际上叫开门的不是敲门声，而是一只名叫点点的小狗。它脖子上挂着太姥姥用毛线穿着铃铛打成的项圈，有四岁的我半个腿高，是我在南街最好的玩伴。我猜每每我靠近那扇门，它都能敏锐地察觉我的到来，不然怎么会在我敲门前就透过铁门欢快地向我摇着它的铃铛。确定是我在敲门之后，它急切地叫着，提醒太姥爷来给我开门。大概是因为半人高的我使得它更容易亲近，太姥姥总说只有见着我，它才是人走到哪跟到哪。吃饭的时候它蹲坐在我脚边，我悄悄给它丢一两块盘里的肉，它竟也懂事地悄悄吃着，当然，也许是为了更顺利地获得再一次的投喂。南街的房子前有个不大的前院，我在那踢键子，太姥姥搬着个小凳子打毛衣，太姥爷快活地点着烟锅锅砸吧砸吧嘴，点点绕着我直跑。这样岁月静好的画面，现在想起，便觉得无比珍贵了。今年在老家过年假的一个夜晚，回家的路上特地让父亲绕去南街看看。我知道那里早已面目全非了，拆迁和旧房屋的改造让以前的南街彻底被推翻。但令我意外的是，如今的南街竟如同从未是我的世界一般，我透过车窗望着父亲指着的那条路，他告诉我这就是南街，可它陌生的叫我无法与回忆相联系，哪怕是与以前一个模样的一棵树、一段台阶也没有。那天我失落极了，生命的消亡并不是真的消亡，真正的消亡是它曾经的存在再也未被任何人记起。
　　离开求学再返回，这样的循环年复一年，南街和小时长大的家属院的面目已经消散在这十年里，但顺着那条车道线模糊的柏油路，我总会一次又一次觉得自己又正向着它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