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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找一个词来形容香港，最恰当不过的可能是——“洋买办”。清代五口通商地区被西方人雇佣来从事贸易活动的中国人，葡萄牙人为其取名“ComDrar”，对应的英文是“Comprador”，中文翻译过来便是“买办”。这类买办因其工作的特殊性，经常游走在欧美商人与本地商人之间，故而被华商戏称为“洋买办”。对于西方人而言，香港是不折不扣的华人：对于中国人而言，香港又是识讲“两文三语”的国际商埠。这样的香港，在2013年巴塞尔艺术展的母公司MCH集团（MCHGrouD）进驻亚洲时，几乎没花太多时间就被选中。为什么是香港？——当时许多曾被考虑、测评过的城市，例如台北、新加坡和东京，都提出过同样的质疑。时任香港巴塞尔亚洲总监的任天晋（Magnus Renfrew）就市场成熟度和艺术表达自由度两方面回应了记者的提问。而他略去不讲的，更是巴塞尔落地香港的直接原因——以自由港为承托的自由贸易集散地，同时拥有便捷的运输与仓储系统——兜兜转转，看透不说透的始终是“洋买办”三个字。
如果商埠不通关，“洋买办”自然做不了生意。如果说2019年香港政治时局的连连波动引发了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参展商的隐忧，那么2月3日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的“2月4日零时起再关闭4个陆路口岸”则让众人的信心跌到了谷底。此措施一经实施，香港入境口岸只剩下机场、港珠澳大桥和深圳湾三个。港府紧接着宣布的是，“2月8日零时起，任何从内地入境或抵港前14天曾赴内地的人士，均需要强制接受隔离14天。”这项措施变相禁制的是内地旅客访港，因为持香港旅游签注最多只可在香港逗留7天。谁能料想到，作为中西方商贸交汇商埠的香港，成败皆出自“开埠”。港府宣布“强制14天隔离”的入境措施后，无疑彻底打消了欧美藏家的购买念头——你无法让一个早上在苏黎世喝咖啡、下午在东京谈并购生意的跨国商人，仅仅为了出席香港巴塞尔的VIP酒会，耽误他第二天一早在纽约纳斯达克敲钟。
《纽约时报》的青年评论人伊丽莎白·阿里斯（ElizabethA.Harris）在2月13日（纽约时间）的报道中，一改常态地用“Squeeze”（挤压）这个稍显情绪化的动词来形容中国艺术市场目前的处境。之后被笔者邮件问及此词所用何故的时候，她直言不讳地说，“从近几年中国藏家在拍卖市场的后退已经意识到市场在走下坡路，但是没想到事情会变坏得如此之快。”她原本计划今年3月前往香港巴塞尔报道展览，除了大画廊的邀请制派对，香港还有令她期待的游艇出海游，以及好吃不贵的中式点心。可这一切，如今都落了空。
媒体人的焦虑，跟主办方的“割肉”相比，或許根本算不上什么。香港巴塞尔主办方至今未透露取消这届艺术展将造成多大的损失。然而，假如我们参照前例
2001年“9·11事件”之后，首届迈阿密海滩的艺术展被取消的情况，当时组织者损失超过400万美元，而计入通货膨胀与赔付参展画廊的实际遭遇，香港巴塞尔的损失数字只会更多。尽管香港巴塞尔组办方在2月7日凌晨（北京时间）宣布取消展会的同时，就第一时间提交了“活动取消保险”的索赔，但在获得这笔赔偿之前，他们仍需率先支付对展场商75%的展位费退款。有趣的是，本届香港巴塞尔取消的热议早在2019年下旬就有端倪，最终在2020年1月中厉为阁画廊（LewGorvy）、里森画廊（LiSSOn）和保拉·库珀画廊（Paula Cooper）在内的24家画廊给香港巴塞尔的组织方写了一封联名信中，这些参展商诉诸的矛头还是在于政局不稳而引起的展会藏家、赞助商数量的骤减。然而，真正让巴塞尔取消的并不是西方知名画廊的“联名上书”，甚至也不是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武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而是紧随这项宣布之后的各国针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出入境管控。假设香港巴塞尔如期举办，并且顺利地向藏家派发了不需要强制隔离的签注。然而，作为一个14天内到访过“疫区”的人，他仍然极有可能碰上笔者2月中旬返回美国时的遭遇——被邀请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的小黑屋里进行详细排查。更不消说，藏家需要做多少心理建设才愿意冒着旅途上潜在的风险踏上他的香港之旅。
在疫情面前，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的经济。倘若“自由行”不自由，那么香港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自由行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03年“非典”暴发那一年，旅游业首先遇冷，访港旅客出现断崖式下降——4至6月，就比2002年同期下降57.9%。时任特首的董建华为了快速恢复经济，推动开放“自由行”。这一举措确实在十年内为香港旅游业迎来了辉煌时期。然而，这个“辉煌”的背后是香港旅游客源发生结构性转变的重要节点——香港开始从“洋买办”变成“中买办”——1997年，内地旅客仅占香港整体旅客的21%，而回归后到2002年，内地旅客占比增至41%，2003年之后该数字跃升到55%，而在2009年开放深圳居民“一签多行”之后，一路升至今天的80%。同样伴随着“自由行”而来的是香港市民对本地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政府未能因应需求提供更多的公众空间，也未能适时纾解购物型旅客在元朗、大埔和靠近罗湖口岸等地的密集活动。几乎每年到了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时候，上述地区所属的新界东选区都是一片“红海”——各个党派角力不断，议员们围绕着内地旅客“抢奶粉”、“抢学位”、“倒卖水货”的历史遗留问题反复争执。到了2019年，面对4377万的内地旅客，大部分打着两份工、起早贪黑“供楼”的香港市民，内心的承受能力已濒临极限。
阿甘本（GiorgloAgamben）在2月25日刊载在《宣言报》（il manifesto）上的社论，。尽管看上去有些不近人情，但他对政府假借治理疫情的机会建构“例外状态”的论述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地方政府对着媒体发表抗疫宣言时，他们承诺之事未必能被履行。政府究竟在说什么？这一情况多数时候不为人知。快速抗疫，似乎成为了又一个可以高度集中权力的合理借口，同时也让官员们有了相互推脱责任的说辞。 据笔者在拍卖行工作的朋友透露，租赁香港会展中心单日单层的价格是1000万港币，而这还是在2016年的价格。同样在2016年，笔者曾经在开展首日采访过几乎所有重要的香港画廊以及在香港设立空间的国际画廊（与徐丹羽合写，发表在2016年3月24日的《艺术新闻/中文版》），当时包括张颂仁、冷林、周晓雯、龙玉、帕斯卡·德萨（Pasca deSaRhe）在内的诸多香港画廊主、经理人都对销售成绩表示满意，从他们的话里可以明显听出对一年一度香港巴塞尔的重视，这里既是他们的“主战场”，也是他们“创收”的重要途径。实际上，香港画廊业积极的中西融合之声，几乎充斥着“非典”之后十年的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吊诡的是，这一市场的崛起几乎与“非典”疫情平复之后的“自由行”政策同步发生——2004年10月，香港苏富比（Sotheby's）举办了第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品专场拍卖会，总成交额是295万美元。这个数字到了2006年春拍，已经翻了将近四倍，飙升到1.3亿港币。而到了2014年，“现当代亚洲艺术”在最重要的夜场上拍，成交额达到6，7亿港币。“非典”之后的十年，可谓是中国当代艺术在拍卖市场的黄金十年——即使是在2008，环球金融危机那一年，苏富比春拍上的张晓刚《血缘：大家庭三号》依旧以创纪录的4736.7万港币成交。
这届停办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之所以能引发我们的思考，某种意义上与香港作为举办地本身的属性与处境息息相关——“洋买办”在自由行之后愈发重视内地市场，与此同时，香港与西方核心艺术圈似乎也在渐行渐远。即便香港仍保持零关税、自由港的优势，西方大藏家在进行顶级艺术品交易时，仍然选择性地遗忘了香港。
艺博会能够带动的远不止是眼前的艺术品成交额，更多时候，有买家入场意味著盘活整条行业的资金链。画廊作为艺博会的主要服务对象，在近十年来越来越趋向于银行式的发展模式——只有成为一间可以迅速提供现金借贷、可以充当买卖双方支付中介的超级画廊（Mega-Gallerv），才能拥有更稳定、更具财力的客源。这个不成文的规律，也在近期一些大画廊争取艺术家私人基金会代理或处理艺术经理人遗产的事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大型画廊可以像拍卖行一样为大客户支付高额的担保金，并在面对大客户的私人需求时可以提供灵活性的选择。例如，最近一个震惊纽约拍卖行业的消息是，去年辞世的唐纳德·马龙（Donald B.Marron）将近60年收藏中的300多件现当代艺术品（估值4.5亿美元），将同时被高古轩画廊（Gagosian）、阿奎维拉画廊（Acquavella）与佩斯画廊（Pace）联合代理销售。在达成部分交易之前，三家画廊需要支付一笔未透露金额的预付保证金。这三家画廊似乎没有出现在1月的“联名上书”之中，他们并没有为香港巴塞尔能否如期举办而过分担忧。他们反而更在乎的是，香港巴塞尔数日的交易额加起来都无法企及的更大的生意，他们当然也很清楚，像接手马龙收藏的这类生意不大可能发生在香港。
笔者在疫情暴发前刚好从美国东岸返回亚洲，2月初在香港家中待了两周。其间，我曾特意抽了一天前往中环，看看疫情之下，画廊业的状况如何。实际情形与笔者的预期出现了偏差——我原本以为大中型画廊不会因疫情而暂停展览，但实际上，包括高古轩、大卫-卓纳（David Zwirner）、豪瑟·沃斯（Hauser&Wirth）在内的几间画廊都闭门谢客。乍一看，他们是出于安全考虑做出此举，但结合着3月香港巴塞尔的取消，我们感受到的是西方画廊正在对香港丧失信心。或者说，疫情期间冒险营业也不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交易。笔者步入H Queen’s大楼，却怎么也按不下电梯上几家大画廊所在的楼层按钮，那一刻，一种作为香港人生活在此处却又不在此处的感受悄悄涌了出来。德语中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感受——“Weder-Noch”，直译成中文是“既不也不”，或者“非此亦非彼”。疫情之下的香港，由从前骄傲不已的“洋买办”沦落成一个漂泊异乡的“奥德赛”，可它明明生活在自己的土地，却怎么也不再具体。
如果找一个词来形容香港，最恰当不过的可能是——“洋买办”。清代五口通商地区被西方人雇佣来从事贸易活动的中国人，葡萄牙人为其取名“ComDrar”，对应的英文是“Comprador”，中文翻译过来便是“买办”。这类买办因其工作的特殊性，经常游走在欧美商人与本地商人之间，故而被华商戏称为“洋买办”。对于西方人而言，香港是不折不扣的华人：对于中国人而言，香港又是识讲“两文三语”的国际商埠。这样的香港，在2013年巴塞尔艺术展的母公司MCH集团（MCHGrouD）进驻亚洲时，几乎没花太多时间就被选中。为什么是香港？——当时许多曾被考虑、测评过的城市，例如台北、新加坡和东京，都提出过同样的质疑。时任香港巴塞尔亚洲总监的任天晋（Magnus Renfrew）就市场成熟度和艺术表达自由度两方面回应了记者的提问。而他略去不讲的，更是巴塞尔落地香港的直接原因——以自由港为承托的自由贸易集散地，同时拥有便捷的运输与仓储系统——兜兜转转，看透不说透的始终是“洋买办”三个字。
如果商埠不通关，“洋买办”自然做不了生意。如果说2019年香港政治时局的连连波动引发了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参展商的隐忧，那么2月3日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的“2月4日零时起再关闭4个陆路口岸”则让众人的信心跌到了谷底。此措施一经实施，香港入境口岸只剩下机场、港珠澳大桥和深圳湾三个。港府紧接着宣布的是，“2月8日零时起，任何从内地入境或抵港前14天曾赴内地的人士，均需要强制接受隔离14天。”这项措施变相禁制的是内地旅客访港，因为持香港旅游签注最多只可在香港逗留7天。谁能料想到，作为中西方商贸交汇商埠的香港，成败皆出自“开埠”。港府宣布“强制14天隔离”的入境措施后，无疑彻底打消了欧美藏家的购买念头——你无法让一个早上在苏黎世喝咖啡、下午在东京谈并购生意的跨国商人，仅仅为了出席香港巴塞尔的VIP酒会，耽误他第二天一早在纽约纳斯达克敲钟。
《纽约时报》的青年评论人伊丽莎白·阿里斯（ElizabethA.Harris）在2月13日（纽约时间）的报道中，一改常态地用“Squeeze”（挤压）这个稍显情绪化的动词来形容中国艺术市场目前的处境。之后被笔者邮件问及此词所用何故的时候，她直言不讳地说，“从近几年中国藏家在拍卖市场的后退已经意识到市场在走下坡路，但是没想到事情会变坏得如此之快。”她原本计划今年3月前往香港巴塞尔报道展览，除了大画廊的邀请制派对，香港还有令她期待的游艇出海游，以及好吃不贵的中式点心。可这一切，如今都落了空。
媒体人的焦虑，跟主办方的“割肉”相比，或許根本算不上什么。香港巴塞尔主办方至今未透露取消这届艺术展将造成多大的损失。然而，假如我们参照前例
2001年“9·11事件”之后，首届迈阿密海滩的艺术展被取消的情况，当时组织者损失超过400万美元，而计入通货膨胀与赔付参展画廊的实际遭遇，香港巴塞尔的损失数字只会更多。尽管香港巴塞尔组办方在2月7日凌晨（北京时间）宣布取消展会的同时，就第一时间提交了“活动取消保险”的索赔，但在获得这笔赔偿之前，他们仍需率先支付对展场商75%的展位费退款。有趣的是，本届香港巴塞尔取消的热议早在2019年下旬就有端倪，最终在2020年1月中厉为阁画廊（LewGorvy）、里森画廊（LiSSOn）和保拉·库珀画廊（Paula Cooper）在内的24家画廊给香港巴塞尔的组织方写了一封联名信中，这些参展商诉诸的矛头还是在于政局不稳而引起的展会藏家、赞助商数量的骤减。然而，真正让巴塞尔取消的并不是西方知名画廊的“联名上书”，甚至也不是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武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而是紧随这项宣布之后的各国针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出入境管控。假设香港巴塞尔如期举办，并且顺利地向藏家派发了不需要强制隔离的签注。然而，作为一个14天内到访过“疫区”的人，他仍然极有可能碰上笔者2月中旬返回美国时的遭遇——被邀请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的小黑屋里进行详细排查。更不消说，藏家需要做多少心理建设才愿意冒着旅途上潜在的风险踏上他的香港之旅。
在疫情面前，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的经济。倘若“自由行”不自由，那么香港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自由行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03年“非典”暴发那一年，旅游业首先遇冷，访港旅客出现断崖式下降——4至6月，就比2002年同期下降57.9%。时任特首的董建华为了快速恢复经济，推动开放“自由行”。这一举措确实在十年内为香港旅游业迎来了辉煌时期。然而，这个“辉煌”的背后是香港旅游客源发生结构性转变的重要节点——香港开始从“洋买办”变成“中买办”——1997年，内地旅客仅占香港整体旅客的21%，而回归后到2002年，内地旅客占比增至41%，2003年之后该数字跃升到55%，而在2009年开放深圳居民“一签多行”之后，一路升至今天的80%。同样伴随着“自由行”而来的是香港市民对本地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政府未能因应需求提供更多的公众空间，也未能适时纾解购物型旅客在元朗、大埔和靠近罗湖口岸等地的密集活动。几乎每年到了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时候，上述地区所属的新界东选区都是一片“红海”——各个党派角力不断，议员们围绕着内地旅客“抢奶粉”、“抢学位”、“倒卖水货”的历史遗留问题反复争执。到了2019年，面对4377万的内地旅客，大部分打着两份工、起早贪黑“供楼”的香港市民，内心的承受能力已濒临极限。
阿甘本（GiorgloAgamben）在2月25日刊载在《宣言报》（il manifesto）上的社论，。尽管看上去有些不近人情，但他对政府假借治理疫情的机会建构“例外状态”的论述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地方政府对着媒体发表抗疫宣言时，他们承诺之事未必能被履行。政府究竟在说什么？这一情况多数时候不为人知。快速抗疫，似乎成为了又一个可以高度集中权力的合理借口，同时也让官员们有了相互推脱责任的说辞。 据笔者在拍卖行工作的朋友透露，租赁香港会展中心单日单层的价格是1000万港币，而这还是在2016年的价格。同样在2016年，笔者曾经在开展首日采访过几乎所有重要的香港画廊以及在香港设立空间的国际画廊（与徐丹羽合写，发表在2016年3月24日的《艺术新闻/中文版》），当时包括张颂仁、冷林、周晓雯、龙玉、帕斯卡·德萨（Pasca deSaRhe）在内的诸多香港画廊主、经理人都对销售成绩表示满意，从他们的话里可以明显听出对一年一度香港巴塞尔的重视，这里既是他们的“主战场”，也是他们“创收”的重要途径。实际上，香港画廊业积极的中西融合之声，几乎充斥着“非典”之后十年的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吊诡的是，这一市场的崛起几乎与“非典”疫情平复之后的“自由行”政策同步发生——2004年10月，香港苏富比（Sotheby's）举办了第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品专场拍卖会，总成交额是295万美元。这个数字到了2006年春拍，已经翻了将近四倍，飙升到1.3亿港币。而到了2014年，“现当代亚洲艺术”在最重要的夜场上拍，成交额达到6，7亿港币。“非典”之后的十年，可谓是中国当代艺术在拍卖市场的黄金十年——即使是在2008，环球金融危机那一年，苏富比春拍上的张晓刚《血缘：大家庭三号》依旧以创纪录的4736.7万港币成交。
这届停办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之所以能引发我们的思考，某种意义上与香港作为举办地本身的属性与处境息息相关——“洋买办”在自由行之后愈发重视内地市场，与此同时，香港与西方核心艺术圈似乎也在渐行渐远。即便香港仍保持零关税、自由港的优势，西方大藏家在进行顶级艺术品交易时，仍然选择性地遗忘了香港。
艺博会能够带动的远不止是眼前的艺术品成交额，更多时候，有买家入场意味著盘活整条行业的资金链。画廊作为艺博会的主要服务对象，在近十年来越来越趋向于银行式的发展模式——只有成为一间可以迅速提供现金借贷、可以充当买卖双方支付中介的超级画廊（Mega-Gallerv），才能拥有更稳定、更具财力的客源。这个不成文的规律，也在近期一些大画廊争取艺术家私人基金会代理或处理艺术经理人遗产的事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大型画廊可以像拍卖行一样为大客户支付高额的担保金，并在面对大客户的私人需求时可以提供灵活性的选择。例如，最近一个震惊纽约拍卖行业的消息是，去年辞世的唐纳德·马龙（Donald B.Marron）将近60年收藏中的300多件现当代艺术品（估值4.5亿美元），将同时被高古轩画廊（Gagosian）、阿奎维拉画廊（Acquavella）与佩斯画廊（Pace）联合代理销售。在达成部分交易之前，三家画廊需要支付一笔未透露金额的预付保证金。这三家画廊似乎没有出现在1月的“联名上书”之中，他们并没有为香港巴塞尔能否如期举办而过分担忧。他们反而更在乎的是，香港巴塞尔数日的交易额加起来都无法企及的更大的生意，他们当然也很清楚，像接手马龙收藏的这类生意不大可能发生在香港。
笔者在疫情暴发前刚好从美国东岸返回亚洲，2月初在香港家中待了两周。其间，我曾特意抽了一天前往中环，看看疫情之下，画廊业的状况如何。实际情形与笔者的预期出现了偏差——我原本以为大中型画廊不会因疫情而暂停展览，但实际上，包括高古轩、大卫-卓纳（David Zwirner）、豪瑟·沃斯（Hauser&Wirth）在内的几间画廊都闭门谢客。乍一看，他们是出于安全考虑做出此举，但结合着3月香港巴塞尔的取消，我们感受到的是西方画廊正在对香港丧失信心。或者说，疫情期间冒险营业也不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交易。笔者步入H Queen’s大楼，却怎么也按不下电梯上几家大画廊所在的楼层按钮，那一刻，一种作为香港人生活在此处却又不在此处的感受悄悄涌了出来。德语中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感受——“Weder-Noch”，直译成中文是“既不也不”，或者“非此亦非彼”。疫情之下的香港，由从前骄傲不已的“洋买办”沦落成一个漂泊异乡的“奥德赛”，可它明明生活在自己的土地，却怎么也不再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