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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春”与“蠢”音义相同。“蠢蠢”，即爬虫蠕动之样；“蠢蠢欲动”则形声兼会地表达了“春来虫动，危险来临”之意。
可不，中外历史上都不乏病魔在春天肆虐人间的黑色经典。
伦敦和莫斯科的黑色春天
据史料记载，1665年至1666年间，英格兰遭受一场规模空前的淋巴鼠疫，至少有7万多人因此丧生。这个数字大约是当时伦敦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对这场灾难的起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病菌来自两个法兰西海员。这两个海员不知自己染上可怕的鼠疫，坚持出海，抵达伦敦后因身体不适上岸求医，不料昏倒在特鲁里街和朗埃克街的路口，好心的伦敦路人见状热情相助，不幸却通过交互感染导致鼠疫病毒快速扩散。另一说是，鼠疫来自1599年就遭难的荷兰，也是海员带菌传播，且1664年底到1665年初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就已经有人染病，到春天疫情才严重起来。无论何种说法，都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鼠疫大规模爆发是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时节。
这场大瘟疫蔓延速度飞快，三个月后已经遍布整个伦敦城，不到半年当时最为繁华的国际城市伦敦便成为一座寂静得让人可怕的真正的死城——所有店铺全都关门大吉，唯一打破寂静的便是时不时从空旷街道走过的运尸车。染病者都给封闭在屋内，大门上画着红色的十字，每天限时从窗口送给病人食物和水。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纵然有许多神职人员和医生、药剂师，以及热情大于医术的准医务人员夜以继日地与瘟疫抗争，那些被封闭的病人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死神收走。最严重时，一周竟有万人撒手人寰。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及其家人，无奈地匆匆逃离伦敦，暂且栖身牛津郡。
这种状况到了深秋天气变凉，才有所改善，但瘟疫仍然顽固地在流行。真正的转机来自于另一场灾难——1666年9月2日，伦敦遭遇一场持续两天的大火。这场无情的大火在使很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化为乌有的同时，也焚毁了的大部分染病者的房屋。火灾之后重建的伦敦城，才摆脱瘟疫的的魔掌，获得重生。
一百年后，也是在本应繁花似锦的春天，远在伦敦东边的俄罗斯首府莫斯科，又遭受了类似的一场大瘟疫。1770年底，莫斯科已有鼠疫染病者的报告。进入1771年春季，疫情很快蔓延，隔开措施的施行导致市民惊恐万分，机关、工厂、商店纷纷关门，食品短缺，导致市民生活水品下降，有钱人纷纷逃离。所幸的是，由于采取了较为果断彻底的隔离措施，以及为市民提供工作机会、发放食物，稳定社会情绪，这场瘟疫结束得还快。其中有意思的是，法国政府规定，马赛市民与普罗旺斯和其他地方的人有任何往来将处以死刑，并建了隔离墙——这条异乎寻常的强硬隔离措施给莫斯科帮了大忙。
我国历史上的大瘟疫
我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关于疫情的记载，隔一段时期就出现一次。以古代人口高度聚居的皇都北京为例，在元、明、清三个朝代，就发生过多次大瘟疫。
元代的北京，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瘟疫。第一次大瘟疫爆发，是在皇庆二年（1313年）。第二次大瘟疫，是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加上饥荒，甚至出现“民有父子相食者”（据《元史·顺帝纪》）。第三次大瘟疫，发生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疫情十分严重，《元史·后妃传》称顺帝皇后奇氏出赀命官“葬死者遗骼十余万。”
大瘟疫往往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例如，明代北京曾经发生过六次大瘟疫，且都在春季流行。《明史·五行志》记载：北京先后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嘉靖四十年（1561年）正月、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相继发生过六次大的瘟疫。其中，万历十五年那次大瘟疫，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者达109590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京师大瘟疫，疫情也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这六次大疫情爆发时间，最早的在正月，最晚的在五月，换算成公历就是在2月到6月期间。
清朝的《清史稿·灾异志》记载，全国大小瘟疫149宗。其中，道光四年（1824年）北京的平谷、清苑等地区，发生了大瘟疫，但城里没有出现大的瘟疫，这得益于清朝京师的防治瘟疫措施比元、明为好。
据史料载，1661年2月5日，顺治皇帝因患天花不治身亡，时年仅24岁。自此，康熙、雍正、乾隆等尤其重视天花等传染性疾病的防疫措施。
清朝兴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热河的木兰围场，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让蒙、藏王公、喇嘛在此觐见皇上，以防范天花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康熙幼年时为防天花，曾被隔离在福佑宫三年并且不能与父母见面。康熙任上北京曾流行天花，他便命令在广宁门外设立隔离患者的“避痘所”，遏制疫情蔓延；还规定在京城四方各定一村，集中患者隔离，就是皇太子也要强制隔离。加上一些救济、减赋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这与莫斯科大瘟疫的遏制措施异曲同工。
为什么春季多发疾病疫情
俗话说：“百草回芽、百病发作。”
从自然规律来讲，春天主生发，各种生命体都在这个时节焕发生机活力，病菌也不例外，春季往往也是各种病菌最为活跃的时期。
从人的个体来讲，经过漫长的寒冬，人的免疫力或多或少都会下降，加上春季乍暖还寒的气候特点，习惯了寒冷的人体各个系统却还一时难以适应春季冷暖的快速更替而出现不适。
由此可见，虽然人体在春天也会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但是个体差异导致并非人人都能适应乍暖还寒的气候特点快速调节适应能力，或者不能迅速增强自身免疫能力，或者不注意个人卫生，尤其是老人、儿童等抵抗力较弱的人，就容易成为蠢蠢欲动的病菌进攻目标。
可见，“春天”是多发疾病疫情的客观原因，“免疫力不强”或“不注意个人卫生”则是多发疾病疫情的主观原因。因此，防范春季疾病疫情，最根本的是必须从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做起，加强身体锻炼、提高免疫能力、注意个人卫生、多吃蔬菜水果、合理安排作息等，并且按照专家的指导，针对春季多发病、常见病，做好防范的各项准备。
这样，小虫奈我何？
可不，中外历史上都不乏病魔在春天肆虐人间的黑色经典。
伦敦和莫斯科的黑色春天
据史料记载，1665年至1666年间，英格兰遭受一场规模空前的淋巴鼠疫，至少有7万多人因此丧生。这个数字大约是当时伦敦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对这场灾难的起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病菌来自两个法兰西海员。这两个海员不知自己染上可怕的鼠疫，坚持出海，抵达伦敦后因身体不适上岸求医，不料昏倒在特鲁里街和朗埃克街的路口，好心的伦敦路人见状热情相助，不幸却通过交互感染导致鼠疫病毒快速扩散。另一说是，鼠疫来自1599年就遭难的荷兰，也是海员带菌传播，且1664年底到1665年初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就已经有人染病，到春天疫情才严重起来。无论何种说法，都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鼠疫大规模爆发是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时节。
这场大瘟疫蔓延速度飞快，三个月后已经遍布整个伦敦城，不到半年当时最为繁华的国际城市伦敦便成为一座寂静得让人可怕的真正的死城——所有店铺全都关门大吉，唯一打破寂静的便是时不时从空旷街道走过的运尸车。染病者都给封闭在屋内，大门上画着红色的十字，每天限时从窗口送给病人食物和水。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纵然有许多神职人员和医生、药剂师，以及热情大于医术的准医务人员夜以继日地与瘟疫抗争，那些被封闭的病人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死神收走。最严重时，一周竟有万人撒手人寰。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及其家人，无奈地匆匆逃离伦敦，暂且栖身牛津郡。
这种状况到了深秋天气变凉，才有所改善，但瘟疫仍然顽固地在流行。真正的转机来自于另一场灾难——1666年9月2日，伦敦遭遇一场持续两天的大火。这场无情的大火在使很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化为乌有的同时，也焚毁了的大部分染病者的房屋。火灾之后重建的伦敦城，才摆脱瘟疫的的魔掌，获得重生。
一百年后，也是在本应繁花似锦的春天，远在伦敦东边的俄罗斯首府莫斯科，又遭受了类似的一场大瘟疫。1770年底，莫斯科已有鼠疫染病者的报告。进入1771年春季，疫情很快蔓延，隔开措施的施行导致市民惊恐万分，机关、工厂、商店纷纷关门，食品短缺，导致市民生活水品下降，有钱人纷纷逃离。所幸的是，由于采取了较为果断彻底的隔离措施，以及为市民提供工作机会、发放食物，稳定社会情绪，这场瘟疫结束得还快。其中有意思的是，法国政府规定，马赛市民与普罗旺斯和其他地方的人有任何往来将处以死刑，并建了隔离墙——这条异乎寻常的强硬隔离措施给莫斯科帮了大忙。
我国历史上的大瘟疫
我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关于疫情的记载，隔一段时期就出现一次。以古代人口高度聚居的皇都北京为例，在元、明、清三个朝代，就发生过多次大瘟疫。
元代的北京，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瘟疫。第一次大瘟疫爆发，是在皇庆二年（1313年）。第二次大瘟疫，是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加上饥荒，甚至出现“民有父子相食者”（据《元史·顺帝纪》）。第三次大瘟疫，发生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疫情十分严重，《元史·后妃传》称顺帝皇后奇氏出赀命官“葬死者遗骼十余万。”
大瘟疫往往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例如，明代北京曾经发生过六次大瘟疫，且都在春季流行。《明史·五行志》记载：北京先后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嘉靖四十年（1561年）正月、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相继发生过六次大的瘟疫。其中，万历十五年那次大瘟疫，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者达109590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京师大瘟疫，疫情也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这六次大疫情爆发时间，最早的在正月，最晚的在五月，换算成公历就是在2月到6月期间。
清朝的《清史稿·灾异志》记载，全国大小瘟疫149宗。其中，道光四年（1824年）北京的平谷、清苑等地区，发生了大瘟疫，但城里没有出现大的瘟疫，这得益于清朝京师的防治瘟疫措施比元、明为好。
据史料载，1661年2月5日，顺治皇帝因患天花不治身亡，时年仅24岁。自此，康熙、雍正、乾隆等尤其重视天花等传染性疾病的防疫措施。
清朝兴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热河的木兰围场，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让蒙、藏王公、喇嘛在此觐见皇上，以防范天花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康熙幼年时为防天花，曾被隔离在福佑宫三年并且不能与父母见面。康熙任上北京曾流行天花，他便命令在广宁门外设立隔离患者的“避痘所”，遏制疫情蔓延；还规定在京城四方各定一村，集中患者隔离，就是皇太子也要强制隔离。加上一些救济、减赋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这与莫斯科大瘟疫的遏制措施异曲同工。
为什么春季多发疾病疫情
俗话说：“百草回芽、百病发作。”
从自然规律来讲，春天主生发，各种生命体都在这个时节焕发生机活力，病菌也不例外，春季往往也是各种病菌最为活跃的时期。
从人的个体来讲，经过漫长的寒冬，人的免疫力或多或少都会下降，加上春季乍暖还寒的气候特点，习惯了寒冷的人体各个系统却还一时难以适应春季冷暖的快速更替而出现不适。
由此可见，虽然人体在春天也会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但是个体差异导致并非人人都能适应乍暖还寒的气候特点快速调节适应能力，或者不能迅速增强自身免疫能力，或者不注意个人卫生，尤其是老人、儿童等抵抗力较弱的人，就容易成为蠢蠢欲动的病菌进攻目标。
可见，“春天”是多发疾病疫情的客观原因，“免疫力不强”或“不注意个人卫生”则是多发疾病疫情的主观原因。因此，防范春季疾病疫情，最根本的是必须从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做起，加强身体锻炼、提高免疫能力、注意个人卫生、多吃蔬菜水果、合理安排作息等，并且按照专家的指导，针对春季多发病、常见病，做好防范的各项准备。
这样，小虫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