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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必修一《荆轲刺秦王》一文,有四处地方写荆轲去燕往秦刺杀秦王,选用了“行”“往”“去”三个近义的动词来叙述荆轲刺秦的行为和心理。由这三个动词的选用以及文本语境义的探究,我们就能看出《战国策》用字的精准。
其实,“行”“往”“去”这三个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在今天区别不大,都是“离开、前往”的意思,但在古代这三个词的含义却有着不小的区别。许慎《说文解字》:“行,人之步趋也。凡行之属皆从行。”“行”就是一般“步趋”前往。《说文解字》对“往”“去”的解释是,“往,之也”,“去,人相违也”。孙钧锡《文言基础知识》(河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版)对二字的区分比较准确,“去,表示离开,没有目的地,只强调离开的行为,与前往的目的地是哪里并无关联”;“往,表示离开前往,目的地很明确”。
《荆轲刺秦王》四处地方写荆轲去燕往秦刺杀秦王。一处是荆轲出发前与燕太子丹计议行刺,荆轲向太子丹求取信物:“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此处《战国策》选用“行”字,表明荆轲“步趋”前往。“步”,先秦时候既可指徒步,也可指马、车行走或凭借马、车代步,比如“步路马必中道”(《《礼记·曲礼》),“见夫人之步马者”(《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步余马兮山皋”(《楚辞·涉江》);“趋,走也“(许慎《说文解字》)“疾行曰趋,疾趋曰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步趋”表明荆轲刺秦的愿望强烈,行动疾速,所以下文荆轲“就车而去”,而非疾行徒步前往。如今一些影视作品中写荆轲傍着萧萧易水而悲壮疾行实在是大错。
第二处是太子丹催促荆轲上路时,荆轲怒斥太子丹:“今日往而不返也,竖子也!……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战国策》在叙述两人对话时选用的是表示目的地很明确的“往”。荆轲刺秦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是时秦已灭韩、赵、魏、楚等,天下诸侯还剩下燕国和齐国。本处在叙述荆轲的言行时选用“往”字,准确地表明荆轲虽然知道燕国危如累卵,但依然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只要行刺条件——入秦信物(樊於期头颅和燕国督亢地图)、淬药匕首、吾客助手等具备,仍能前往秦国进而刺杀秦王。一个“往”字展示荆轲目的明确、行动坚决、谋定后动的侠客义士形象。
荆轲被后人列为“战国四大刺客”之首,无疑是一个计划周详、谋定后动的成熟刺客。然而“荆轲刺秦”故事中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易水诀别”这一细节中,作者在第三处和第四处却都选用了一个强调离开行为而不强调明确目的的“去”字:“(荆轲)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两处都同时选用“去”,似乎有点矛盾,令人费解。但我以为在这两处关键地方选用“去”字,倒十分准确地传达了三个信息。一是暗示义士荆轲此去“刺秦”结果的不确定性,也预示了“刺秦”不果的悲剧性;这种不确定性和悲剧性也恰好印证了前文太子丹刺秦准备工作的短视和仓促——荆轲除了缺少一个得力助手外,还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太子丹的绝对信任和冷静。所以“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二是表明荆轲此行冒死行刺的悲壮和决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唱和、声调悲凉的“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的悲怆场景恰好是这一“去”字含义的外化。第三,义士荆轲的伟大就在于,虽然知道此次刺秦不可为或所为把握不大,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就车而去,终已不顾”,慷慨悲壮、义无反顾地踏上前程未卜的行刺之路。正因为这两处看似费解的“去”字的选用,使《战国策》更充分地向后人传达了荆轲这种言出必行的诚信人格和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避艰险、临危授命、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历来书评者对《战国策》诸多篇什用语生动形象评价的居多,而对选自该书中的《荆轲刺秦王》一文关于荆轲刺秦的行为过程、行动目的、人格精神的叙写和塑造的动词的精准选用却鲜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缺憾。认真研读《荆轲刺秦王》一文中今义区别不大、古义有着明显的目的、行为之分的“行”“往”“去”三个行为动词在本文的精当使用,对引导学生认识和感悟《战国策》用字准确独到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江锐,教师,现居重庆。
其实,“行”“往”“去”这三个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在今天区别不大,都是“离开、前往”的意思,但在古代这三个词的含义却有着不小的区别。许慎《说文解字》:“行,人之步趋也。凡行之属皆从行。”“行”就是一般“步趋”前往。《说文解字》对“往”“去”的解释是,“往,之也”,“去,人相违也”。孙钧锡《文言基础知识》(河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版)对二字的区分比较准确,“去,表示离开,没有目的地,只强调离开的行为,与前往的目的地是哪里并无关联”;“往,表示离开前往,目的地很明确”。
《荆轲刺秦王》四处地方写荆轲去燕往秦刺杀秦王。一处是荆轲出发前与燕太子丹计议行刺,荆轲向太子丹求取信物:“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此处《战国策》选用“行”字,表明荆轲“步趋”前往。“步”,先秦时候既可指徒步,也可指马、车行走或凭借马、车代步,比如“步路马必中道”(《《礼记·曲礼》),“见夫人之步马者”(《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步余马兮山皋”(《楚辞·涉江》);“趋,走也“(许慎《说文解字》)“疾行曰趋,疾趋曰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步趋”表明荆轲刺秦的愿望强烈,行动疾速,所以下文荆轲“就车而去”,而非疾行徒步前往。如今一些影视作品中写荆轲傍着萧萧易水而悲壮疾行实在是大错。
第二处是太子丹催促荆轲上路时,荆轲怒斥太子丹:“今日往而不返也,竖子也!……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战国策》在叙述两人对话时选用的是表示目的地很明确的“往”。荆轲刺秦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是时秦已灭韩、赵、魏、楚等,天下诸侯还剩下燕国和齐国。本处在叙述荆轲的言行时选用“往”字,准确地表明荆轲虽然知道燕国危如累卵,但依然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只要行刺条件——入秦信物(樊於期头颅和燕国督亢地图)、淬药匕首、吾客助手等具备,仍能前往秦国进而刺杀秦王。一个“往”字展示荆轲目的明确、行动坚决、谋定后动的侠客义士形象。
荆轲被后人列为“战国四大刺客”之首,无疑是一个计划周详、谋定后动的成熟刺客。然而“荆轲刺秦”故事中最为精彩的片段之一“易水诀别”这一细节中,作者在第三处和第四处却都选用了一个强调离开行为而不强调明确目的的“去”字:“(荆轲)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两处都同时选用“去”,似乎有点矛盾,令人费解。但我以为在这两处关键地方选用“去”字,倒十分准确地传达了三个信息。一是暗示义士荆轲此去“刺秦”结果的不确定性,也预示了“刺秦”不果的悲剧性;这种不确定性和悲剧性也恰好印证了前文太子丹刺秦准备工作的短视和仓促——荆轲除了缺少一个得力助手外,还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太子丹的绝对信任和冷静。所以“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二是表明荆轲此行冒死行刺的悲壮和决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唱和、声调悲凉的“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的悲怆场景恰好是这一“去”字含义的外化。第三,义士荆轲的伟大就在于,虽然知道此次刺秦不可为或所为把握不大,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就车而去,终已不顾”,慷慨悲壮、义无反顾地踏上前程未卜的行刺之路。正因为这两处看似费解的“去”字的选用,使《战国策》更充分地向后人传达了荆轲这种言出必行的诚信人格和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避艰险、临危授命、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历来书评者对《战国策》诸多篇什用语生动形象评价的居多,而对选自该书中的《荆轲刺秦王》一文关于荆轲刺秦的行为过程、行动目的、人格精神的叙写和塑造的动词的精准选用却鲜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缺憾。认真研读《荆轲刺秦王》一文中今义区别不大、古义有着明显的目的、行为之分的“行”“往”“去”三个行为动词在本文的精当使用,对引导学生认识和感悟《战国策》用字准确独到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江锐,教师,现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