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上世纪70 年代末，跟全国一样，广东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彼时，贫穷、落魄的广东与毗邻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的刺激下，广东边境的农民外逃出港成为突出现象。
　　1977 年11 月，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广东省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个情节后来被认为是为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贫穷而生的强烈的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1979 年2 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老家，那里的贫穷和破败令吴南生震惊。“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吴南生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找来香港商界的朋友们帮忙出主意，他们建议说，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区，这样最快，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马上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
　　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立即开会研究此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吴南生说，“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 个地方搞。”习仲勋要求他们写一个报告，当年4月他到北京开会，当面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央同意了广东的建议。最后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地划出一定地区试办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但这些地方的名字还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建设要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邹尔康对媒体回忆说，深圳当时就是一穷二白，基础设施条件极差，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宾馆，什么也没有。“你总得搞一些基础设施。第一个难关就是资金问题，广东省领导到中央去，希望中央给点钱。小平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血路怎么来的？中央给了几个政策，允许外来资本，允许银行贷款，从各种渠道筹钱。后来才知道钱能生钱，这个理念是香港人带进来的。”邹尔康举例说，有个外商在深圳建一个楼，规划是建5 层，第3 层建好了，就开始卖，一路建，一路卖房子，就这样滚动。“钱能生钱，这就是市场经济。”
　　但万事开头难，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他原想借助外商先把基础设施建设给做起来，但外商不肯。
　　那年冬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深圳，吴南生陪着一路看，当时正在修路，到处灰尘滚滚。他对谷牧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谷牧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 万，3000 万你一年也够用了。”靠着这3000 万，吴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条主干道深南大道。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立法。香港总商会的人建议吴南生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外国人最怕。”吴南生深以为然，立即主持起草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
　　一年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条例一宣布，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深圳人不再出逃香港，相反，香港的有钱人却跨过罗湖桥来赚钱了。吸引他们的是深圳的商机，这里税收便宜、工资便宜、土地便宜……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份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吴南生形容说，那是藏龙卧虎之地。“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您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深圳的工资远高于内陆地区，对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谷牧有一次到深圳来，在酒店吃饭，他问一个服务员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服务员回答说：“450。”谷牧开玩笑说，“哎呀！你比我还多，那你要请客。”
　　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例如，“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等等。
　　吴南生生前对媒体回忆说，“1982 年最困难的时候，邓小平来到广东过年，任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吴南生说，这之后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都压在我身上，因为主要是对着特区来的。压力不但来自北京，还有我们这里一些人‘造反’，你毫无办法。”
　　关键时刻，谷牧一直为他顶着。“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就大祸临头。”吴南生认为，中国办特区，谷牧是大功臣。另一方面，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是否真的长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半信半疑。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切的问题一直等到特区成立5 年以后，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才得以解决。
　　吴南生回忆，邓小平到了深圳，他們给他汇报工作，完了请他作指示，邓小平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
　　“把大家都吓坏了。”吴南生说，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
　　深圳立刻派人到广州等邓小平从珠海回广州，找他题字。等了三天，大年三十这一天早晨，小平从外面散步回来，邓榕把纸和墨都准备好了说，人家专门赶来要请你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
　　邓小平最后题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题字以后，“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所有市长书记都要求办特区，过去都把特区看作是另类的，现在知道是对的。”全国城市的干部们分批到深圳学习，深圳正在发生的一切令他们感到新鲜。中央也邀请外国使节分批分次地到深圳来考察，他们相信，中国真的要改革开放了。
　　同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在四大特区之外又批了从大连到北海的14 个沿海开放城市，沿用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 年也因此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最为关键的一年。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陈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