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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紧密结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实际问题，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当前，我们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一要警惕“西化”中国，二要警惕“僵化”中国，三要警惕“儒化”中国。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色；理论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19-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伟大创举，必须体现自己的理论特色，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不是言必称外国人怎么想，动不动西方人怎么说。所谓理论特色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理论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大跃进”、“十年文革”等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等，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特别是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大冲击。要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要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就必须大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第一次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把发展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单纯追求GDP的增长速度，较少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过于关注怎么把蛋糕做大，较少关心如何公平分配蛋糕等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重新审视传统的发展观，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了前无古人、艰苦卓绝的伟大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炼升华，上升为理论，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个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
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当前，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要特别注意三点：
一要警惕“西化”中国。当前，有些人热衷于按照西方流行的学术思想、观点和话语体系来分析研究中国问题，并以此为时尚。这种“西化”教条主义是荒谬的。他们鼓吹私有化，鼓吹走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民主之路，本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企图是“和平演变”中国。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改旗易帜的邪路”。
二要警惕“僵化”中国。目前，有些人习惯于把书本凝固化、绝对化，甚至还拿书本抵制思想解放。这种“僵化”教条主义是荒唐的。他们针对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主张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道路，回到计划经济的封闭僵化时代，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封闭僵化的老路”。
三要警惕“儒化”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上各种思潮蜂起，其中之一便是“儒学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继承和发扬。然而，近年来，在“儒学热”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人公开打出了“儒化中国”的旗号，甚至企图用儒家学说来改造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把儒学说成是人类的最高智慧，是指导人类未来发展的“圣道”，也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良药。他们提出，中国“当前的现实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合法性”，出路只有一个，便是“儒化中国”，把中国建成“儒教国”。他们还设计了一套把中国变为“儒教国”的具体方案，提出总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具体策略是“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双管齐下”。所谓“上行路线”，就是“儒化共产党”，把共产党变为“儒士共同体”。所谓“下行路线”，就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儒化社会”。很显然“儒化中国”论者的思想、主张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儒学热”的范围，已经不是从思想文化上研究、弘扬儒家文化，所提出的也不是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计划，而是要把“儒学热”从思想文化研究活动、从学术活动引向政治活动，实现其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独掌国家大权的政治主张，实现其“和平演变”中国的险恶用心。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儒化”教条主义是荒诞的。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轮回交替，近代中国百余年的积贫积弱，表明儒家学说不可能承担起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崇高使命。能够担当这个使命的，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莫属。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指针，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不断推出适合现实需要的理论创新成果来。
总之，实践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这个根本方向，必须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出适合现实需要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国防大学丛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8年。
[3]编写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作者简介：
郝东升（1982-），男，汉族，籍贯，河北平山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党的创新理论研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色；理论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19-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伟大创举，必须体现自己的理论特色，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不是言必称外国人怎么想，动不动西方人怎么说。所谓理论特色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理论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大跃进”、“十年文革”等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等，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特别是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大冲击。要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要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就必须大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第一次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把发展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单纯追求GDP的增长速度，较少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过于关注怎么把蛋糕做大，较少关心如何公平分配蛋糕等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重新审视传统的发展观，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科学发展观。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了前无古人、艰苦卓绝的伟大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炼升华，上升为理论，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个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
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当前，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要特别注意三点：
一要警惕“西化”中国。当前，有些人热衷于按照西方流行的学术思想、观点和话语体系来分析研究中国问题，并以此为时尚。这种“西化”教条主义是荒谬的。他们鼓吹私有化，鼓吹走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民主之路，本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企图是“和平演变”中国。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改旗易帜的邪路”。
二要警惕“僵化”中国。目前，有些人习惯于把书本凝固化、绝对化，甚至还拿书本抵制思想解放。这种“僵化”教条主义是荒唐的。他们针对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主张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道路，回到计划经济的封闭僵化时代，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封闭僵化的老路”。
三要警惕“儒化”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上各种思潮蜂起，其中之一便是“儒学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继承和发扬。然而，近年来，在“儒学热”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人公开打出了“儒化中国”的旗号，甚至企图用儒家学说来改造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把儒学说成是人类的最高智慧，是指导人类未来发展的“圣道”，也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良药。他们提出，中国“当前的现实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合法性”，出路只有一个，便是“儒化中国”，把中国建成“儒教国”。他们还设计了一套把中国变为“儒教国”的具体方案，提出总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具体策略是“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双管齐下”。所谓“上行路线”，就是“儒化共产党”，把共产党变为“儒士共同体”。所谓“下行路线”，就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儒化社会”。很显然“儒化中国”论者的思想、主张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儒学热”的范围，已经不是从思想文化上研究、弘扬儒家文化，所提出的也不是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计划，而是要把“儒学热”从思想文化研究活动、从学术活动引向政治活动，实现其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独掌国家大权的政治主张，实现其“和平演变”中国的险恶用心。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儒化”教条主义是荒诞的。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轮回交替，近代中国百余年的积贫积弱，表明儒家学说不可能承担起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崇高使命。能够担当这个使命的，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莫属。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指针，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不断推出适合现实需要的理论创新成果来。
总之，实践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这个根本方向，必须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出适合现实需要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国防大学丛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8年。
[3]编写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作者简介：
郝东升（1982-），男，汉族，籍贯，河北平山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党的创新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