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又到楼下的门房去问，有没有他的信。没有。他给所有的朋友都写了信，没有一个人回他。他打开床头的抽屉，里面已经没有一分钱。
　　1956年，《观察家报》被封了，哥伦比亚已经不可能寄钱给他。马尔克斯缩在“三个公学旅馆”的阁楼上，他交不出房租，也没钱吃饭。
　　60年之后，我来寻访马尔克斯困守的这个小旅馆。小旅馆在索邦大学旁边一条叫“Cujas”的路上。门边的墙上挂着一个马尔克斯的小雕像。旅馆里的小厅里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法语和西班牙语的马尔克斯的书。1957年，马尔克斯在这里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他说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
　　说这话的马尔克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因为不是没有人给上校写信，而是没有人给他，给29岁的马尔克斯写信，确切地说，是没有人给他寄钱。
　　马尔克斯已经饿得没办法了。他到处收集旧报纸和空酒瓶去换钱，或者去捡法国人不吃的肉骨头、猪下水，回来煮一煮。既便这样，他还得写作。因为写作才是希望。
　　他在写他的外公，那个每周去邮局等信的上校。他小时候是跟外公外婆过的。对于外公这个古怪的行为，他一直当成一个笑話。当他拿起笔的时候，他是想写一个喜剧的。可是在巴黎，在他天天等朋友们的救济的时候，他把喜剧写成了痛彻肺腑的悲剧。
　　马尔克斯把小说写成的时候，已经是1957年。他改了9遍。因为除了改小说，也做不了其他事。他写得累了，饿了，就会下楼，到旁边的卢森堡公园里去转一转。公园很近，离这里只有几百米。
　　我从他的小旅馆出来，往右拐到圣米歇尔大街。沿着街再往左，走几步，就看到了卢森堡公园。就在这短短的街道上，在1957年，在一个下着雨的春日，一位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一顶棒球帽的老人，生气蓬勃地走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出来的学生当中。马尔克斯在街道的对面看到了他，认出了他，他用双手圈在嘴上激动地朝他大喊：“大——大——大师！”那人回过头，朝他挥挥手，回应到：“再见，朋友。”这个人是海明威。30多年前，他和马尔克斯一样，在卢森堡公园用散步来抵挡饥饿。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相遇。我站在这些曾经为潦倒的海明威和馬尔克斯遮蔽风雨的梧桐树的底下，突然间，仿佛洞悉了命运的秘密。
　　马尔克斯在他的小阁楼上，几乎研读了海明威所有作品，用他的“冰山理论”，刚刚写出了《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而就在此刻，海明威竟然真的从他的眼前走过了。马尔克斯的激动，并不只是景仰，而是觉得他从他的手里，接过了什么。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海明威的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虽然人们意识到这一切，还要再等十年，等他写出《百年孤独》。
　　在小说里，上校已经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妻子怕别人知道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放了石头在锅里煮。可是上校仍然不肯把那只斗鸡卖掉。他要等斗鸡上场比赛，他认为斗鸡一定能赢。
　　“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妻子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领子，使劲地摇晃，“你说，吃什么？”
　　上校活了75岁——用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75岁——才到了这个关头。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吃屎。”
　　那只宁可饿死也不肯卖的鸡，就是马尔克斯的文学梦。
　　离开巴黎20多年后，马尔克斯重又回到他曾居住的小旅馆。当年走的时候，他身无分文，付不了房租。好心的房东没有难为他，只是祝他好运。现在，他刚刚获了诺贝尔奖，就专门来还这笔房租和多年的利息。可是，房东已经不在了，房东夫人还在。房东夫人流了泪。因为他是唯一记得来还房租的人。她没有收他的钱，她说：“就算我们为世界文学尽一份力吧。”
　　（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