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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军事家周恩来，是我党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人民军队缔造者之一。他的军事思想一直影响着人民军队的成长与发展。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本文仅略谈周恩来在新四军建设方面的部分功绩，以示对伟人的缅怀。
为组建新四军 与国民党艰难谈判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把促进国共合作，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战作为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卢沟桥事变”之前，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多次提起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但由于蒋介石当时存在“溶共”思想，妄想把中国共产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致使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才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在两党谈判中，仍百般刁难，使谈判处于艰难之中。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应像八路军一样，改编为一个军、二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国民党则认为，只能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上前线，而且不发军装。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首席谈判代表，先后在庐山、南京、南昌、武汉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发挥智慧才能，据理力争，最终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上与国民党达成了“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红军游击队绝对领导、国民党军队必须撤出南方红军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红军游击队可采取独立自主的集中整训”等原则协议。
邀请叶挺出面组建新四军
在新四军军长人选上，国共两党僵持不下。此刻，周恩来想到了老朋友叶挺，认为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最合适，国共两党都能接受。
周恩来与叶挺早在1925年在广东时就相识，当年周恩来负责指导组建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时，叶挺从苏联回国，任独立团团长。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叶挺本人被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周恩来与叶挺等人共同领导了南昌起义，后叶挺在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党内受到了委屈，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申诉又遭到冷落，便心灰意冷去了德国，脱离了党的组织。1932年，叶挺怀着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回到澳门，之后又到了上海。1937年8月周恩来与国民党在庐山谈判后途经上海与叶挺见面，动员叶挺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因周恩来亲自邀请，叶挺欣然同意。当时，毛泽东主席对叶挺并不十分了解，对我党路线政策叶挺持何种态度尚不清楚，故邀请叶挺去延安面谈。由于叶挺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正式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赴皖南确定新四军发展方向
新四军组建以后，党中央对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作战方针十分关注。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主席电报指示新四军发展方向：“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1938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又电示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
新四军组建一年来，江北、江南的部队根据中央指示于1938年3月起先后开赴敌后抗日，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从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与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局面相比，与中共中央期望比，还存在着相当差距。在部队的发展上，八路军增加了五倍，新四军仅增加一倍。在根据地的创建上，八路军已开辟十多个，新四军仅有一个茅山。新四军如不加快发展，很难应付新的局面。此时，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后任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对挺进敌后创建根据地尚在犹豫迟疑，甚至产生在皖南创建根据地的想法。党中央于1938年10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落实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为新四军指明发展方向。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召开军部各部门座谈会。周恩来以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的报告，强调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必须独立自主、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建新的活动地区。三是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指国民党及其军队）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同时指出：“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作战主要的方针”。至于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周恩来经过反复思考，明确概括成三句话：“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后中共中央把这一方针明确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周恩来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提出，符合新四军当时实际情况，也得到了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的赞同。
后由于项英在实际工作中对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后地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周恩来提出的并经中共中央肯定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不力。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向北战略转移，项英犹豫不决，一拖再拖。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周恩来为“皖南事变”质问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怒斥何应钦是千古罪人，并在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调解叶挺与项英之间矛盾
周恩来云岭之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解叶、项之间的矛盾。项英在新四军的组建和前期工作中，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在政治上因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思想影响，在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挺进苏南方针方面不够有力。作为新四军党的最高领导人，项英对叶挺尊重也不够。因叶挺不是共产党员，中央一些文件看不到，一些会议不能参加，甚至连叶挺喜欢摄影、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喜欢以马代步等，项英都横加挑剔。葉挺是位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自己当年脱离党组织有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心情，但仍能理智地约束自己，把项英当成党的代表加以尊重，在组织部队开赴敌后抗日及与国民党交涉部队编制、经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心情始终不愉快。在项英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叶挺打电报给长江局并转项英，离开了军部，回了老家广东。 项英没有参加完六中全会，从延安提前回到新四军军部的第二天，就急电中央转周恩来，建议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解决军长继任人。周恩来明确告诉项英：“……希夷（叶挺字）回部是有利的”。
叶挺离开军部后，在国民党反响很大。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央：“蒋介石屡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指共产党）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蒋对新四军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不会派叶剑英去）；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周恩来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中央复电同意。他立即请叶挺回重庆，并推心置腹地与叶挺几次长谈，使叶挺很受感动，表示愿听从党的指示回军部工作，周恩来当场与叶挺说定，由他亲自送叶挺回皖南。
周恩来到皖南后，多次与项英谈话，批评项英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叶挺的政治风范和军事才能，希望能和他搞好关系，合作抗日，你为什么不尊重和团结他呢？叶挺是个好同志，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团结谁呢？不能因为他不是党员，就不信任他，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有利于国共合作，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团结叶挺是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在周恩来的劝导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
但不到半年时间，叶挺再次辞职。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后，1940年5月与叶剑英一起约叶挺到重庆谈话，说服叶挺服从大局，并通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重庆接叶挺回军，当面叮嘱袁国平，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袁国平回新四军后，迫于项英权威，不敢传达。
指导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的组建
新四军第四支队组建时，是新四军中人枪最多、实力最强的支队，也是新四军中唯一一支江北的部队，它由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改编后的第四支队，由于地处江北，归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双重领导。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项英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东南分局归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长江局会议，专门听取傅秋涛（湘鄂赣军区政委、后任新四军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高敬亭（红二十八军政委）、张明河（豫南特委代表）等分别汇报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湘鄂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情况。此后，周恩来向高敬亭宣布鄂豫皖红二十八军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向张明河宣布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团长。
第四支队组建后，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四支队要东进，向皖中、皖东地区发展的要求。4月，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向皖中挺进，在巢湖蒋家河口，四支队九团二营四连仅用20分钟，就将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全部歼灭，新四军无一人伤亡，这是新四军挺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比粟裕指挥的韦岗伏击战早一个月。“皖南事变”后，第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
新四军第五支队是1939年7月1日成立的，该支队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从竹沟挺进皖中、由皖中继续挺进皖东后为基础扩编的，罗炳辉为司令员，八团团长周骏鸣为副司令员。
周恩来对组建后八团非常重视。1938年1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后，明确要求鄂豫边特委要加强对八团的领导，帮助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同时加紧发展党组织。会议还作出八团的行动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归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作战时归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
当时日军已突破黄河，妄图夺取武汉。以竹沟为中心的豫南地区是武汉的大后方，又是中原抗战的战略支点。周恩来曾向党中央建议八团不隨四支队东进，留在竹沟发展河南抗日武装。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对八团的行动问题再次商讨。会议决定：八团以出发到前线为中心，随四支队队部一起东进。为了加强八团，周恩来派朱茂绪、贺德斌、赵启明、成钓等20余名在主力红军担任过营团职务的干部到八团工作。
罗炳辉、彭雪枫是1938年1月先后来到长江局报到的。彭雪枫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罗炳辉留在长江局参谋处任副处长。根据周恩来对八团的一系列指示，彭雪枫将八团由竹沟移防信阳邢集集中整训，健全了团部机构，配齐了团、营干部，营以上的干部除周骏鸣外，都是周恩来派来的主力红军骨干。2月底，八团在邢集整编期间，周恩来又派罗炳辉去邢集，代表长江局视察整训工作，传达长江局关于第八团东进的指示，欢送第八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带去经费5000元。所以说，没有周恩来对八团的高度重视，八团不可能成为新四军的主力团，新四军第五支队也不可能在八团基础上建立起来。
八团东进之际，周恩来审时度势，为了在豫南、豫东迅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需要，果断决定八团留200人，在竹沟设立八团留守处。此后，竹沟地区党政军机关均以竹沟留守处的名义开展工作，为后来中原局组建初期打开华中工作局面、彭雪枫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李先念的新四军豫鄂独立大队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新四军第六支队的前身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它起步于河南竹沟，发展于豫东的西华县杜岗会师，后来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八路军第四纵队、新四军第四师。
谋划新四军第五师中原突围
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新四军豫鄂独立大队，也是在河南确山竹沟组建的。“皖南事变”后，五师在李先念领导下，长期远离军部，孤悬敌后，担负着独立坚持鄂豫边区抗日斗争的任务。
抗战胜利后，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开辟的中原解放区已扩展到60多个县，形成了对战略要地武汉的包围态势，与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大战略区之一，犹如一把尖刀直刺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武汉成为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为了打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通道，从1945年8月下旬始，国民党就开始调集20多个师及9个游击队，从四面八方扑向中原解放区。以五师为主体的中原军区根据党中央“坚持中原牵制敌人，支援华东、华北斗争”的战略方针。至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被压缩到东西长约20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的狭长地带，其面积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国民党调动30万大军紧紧包围，准备一举歼灭以五师为主体的约6万人的中原军区部队，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周恩来对国民党的阴谋早有察觉，一直焦灼地关注着中原解放区事态，倾注全身心智慧化解中原之围，从三个方面入手，使五师转危为安。
一是利用新闻媒体，从舆论上使国民党阴谋宣告破产。1946年3月中旬，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让五师遭到国民党围攻的事实大白于天下。3月18日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的报道《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五师被围粮绝》和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载于重庆《新华日报》，引起社会各界对国民党极大愤慨。5月3日，周恩来从重庆飞抵南京，当天晚上在梅园新村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真相，明确指出，首先停止中原内战，以免发展为全国内战……
二是与国民党、美方代表艰难谈判。1946年4月底，周恩来获悉蒋介石密电30万大军，企图一举歼灭李先念部。于5月1日，立即与接替陈诚的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会谈，声明如果进攻第五师，全部责任由国民党负之。同时以同样内容至电美方代表马歇尔（美国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特使）：政府军将在5月5日至9日之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是新的内战，我方将自卫还击。同时希望马歇尔敦促国民党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转移问题。在周恩来努力下，第二天，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与美方代表白鲁德都来到了汉口，周恩来提出要尽快将中原6万部队撤出的同时，并提议到中原军区指挥部巡视后再回汉口研究解决办法。第二天，他亲自陪同美方、国民党代表去礼山县宣化店（今属大悟县、中原军区所在地），8号上午到达后，随即听取李先念等人关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围攻情况的揭发，晚上，即同国民党、美方代表商定停战事宜，10号正式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美方代表白鲁德签订中原停战协议。
三是与五师一起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戰略决策，为成功突围创造条件。面对五师被大军围困出现缺粮缺药的艰难处境，1946年3月5日，周恩来从延安飞赴汉口与李先念见面，传达了中共中央、毛主席与国民党谈判的策略思想和方针原则，询问中原解放区的现状，使李先念等人增强了坚守中原的信心。中旬，周恩来致电太行、晋绥、山东等解放区领导人，“五师困于粮款，顽方又蚕食挑衅，不允我军马上转移，因之五师危急万分，各地均有抢救五师之责任”。月底，周恩来委托董必武到宣化店视察，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中原军区广大军民，并带去各解放区筹措接济款。6月8日，周恩来陪同国民党、美方代表到达宣化店的当天深夜，与李先念等研究突围事宜，并与军区负责人仔细审查了突围方案，对选定的突围路线、地形、敌情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周恩来宣化店之行，赢得了45天的“和平”，有利于中原部队作好突围的各种准备。
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周恩来等人的艰辛努力，新四军第五师顽强进行战略坚持10个月之久，成功地取得了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为全党全军实行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毛泽东主席赞誉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在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周恩来同志的贡献可谓功高望重。 （责任编辑 李赞庭）
为组建新四军 与国民党艰难谈判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把促进国共合作，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战作为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卢沟桥事变”之前，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多次提起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但由于蒋介石当时存在“溶共”思想，妄想把中国共产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致使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才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在两党谈判中，仍百般刁难，使谈判处于艰难之中。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应像八路军一样，改编为一个军、二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国民党则认为，只能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上前线，而且不发军装。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首席谈判代表，先后在庐山、南京、南昌、武汉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发挥智慧才能，据理力争，最终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上与国民党达成了“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红军游击队绝对领导、国民党军队必须撤出南方红军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红军游击队可采取独立自主的集中整训”等原则协议。
邀请叶挺出面组建新四军
在新四军军长人选上，国共两党僵持不下。此刻，周恩来想到了老朋友叶挺，认为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最合适，国共两党都能接受。
周恩来与叶挺早在1925年在广东时就相识，当年周恩来负责指导组建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时，叶挺从苏联回国，任独立团团长。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叶挺本人被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周恩来与叶挺等人共同领导了南昌起义，后叶挺在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党内受到了委屈，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申诉又遭到冷落，便心灰意冷去了德国，脱离了党的组织。1932年，叶挺怀着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回到澳门，之后又到了上海。1937年8月周恩来与国民党在庐山谈判后途经上海与叶挺见面，动员叶挺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因周恩来亲自邀请，叶挺欣然同意。当时，毛泽东主席对叶挺并不十分了解，对我党路线政策叶挺持何种态度尚不清楚，故邀请叶挺去延安面谈。由于叶挺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正式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赴皖南确定新四军发展方向
新四军组建以后，党中央对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作战方针十分关注。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主席电报指示新四军发展方向：“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1938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又电示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
新四军组建一年来，江北、江南的部队根据中央指示于1938年3月起先后开赴敌后抗日，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从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与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局面相比，与中共中央期望比，还存在着相当差距。在部队的发展上，八路军增加了五倍，新四军仅增加一倍。在根据地的创建上，八路军已开辟十多个，新四军仅有一个茅山。新四军如不加快发展，很难应付新的局面。此时，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后任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对挺进敌后创建根据地尚在犹豫迟疑，甚至产生在皖南创建根据地的想法。党中央于1938年10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落实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为新四军指明发展方向。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召开军部各部门座谈会。周恩来以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的报告，强调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必须独立自主、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建新的活动地区。三是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指国民党及其军队）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同时指出：“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作战主要的方针”。至于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周恩来经过反复思考，明确概括成三句话：“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后中共中央把这一方针明确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周恩来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提出，符合新四军当时实际情况，也得到了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的赞同。
后由于项英在实际工作中对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后地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周恩来提出的并经中共中央肯定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不力。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向北战略转移，项英犹豫不决，一拖再拖。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周恩来为“皖南事变”质问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怒斥何应钦是千古罪人，并在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国民党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调解叶挺与项英之间矛盾
周恩来云岭之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解叶、项之间的矛盾。项英在新四军的组建和前期工作中，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在政治上因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思想影响，在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挺进苏南方针方面不够有力。作为新四军党的最高领导人，项英对叶挺尊重也不够。因叶挺不是共产党员，中央一些文件看不到，一些会议不能参加，甚至连叶挺喜欢摄影、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喜欢以马代步等，项英都横加挑剔。葉挺是位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自己当年脱离党组织有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心情，但仍能理智地约束自己，把项英当成党的代表加以尊重，在组织部队开赴敌后抗日及与国民党交涉部队编制、经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心情始终不愉快。在项英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叶挺打电报给长江局并转项英，离开了军部，回了老家广东。 项英没有参加完六中全会，从延安提前回到新四军军部的第二天，就急电中央转周恩来，建议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解决军长继任人。周恩来明确告诉项英：“……希夷（叶挺字）回部是有利的”。
叶挺离开军部后，在国民党反响很大。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央：“蒋介石屡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指共产党）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蒋对新四军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不会派叶剑英去）；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周恩来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中央复电同意。他立即请叶挺回重庆，并推心置腹地与叶挺几次长谈，使叶挺很受感动，表示愿听从党的指示回军部工作，周恩来当场与叶挺说定，由他亲自送叶挺回皖南。
周恩来到皖南后，多次与项英谈话，批评项英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叶挺的政治风范和军事才能，希望能和他搞好关系，合作抗日，你为什么不尊重和团结他呢？叶挺是个好同志，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团结谁呢？不能因为他不是党员，就不信任他，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有利于国共合作，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团结叶挺是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在周恩来的劝导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
但不到半年时间，叶挺再次辞职。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后，1940年5月与叶剑英一起约叶挺到重庆谈话，说服叶挺服从大局，并通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重庆接叶挺回军，当面叮嘱袁国平，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袁国平回新四军后，迫于项英权威，不敢传达。
指导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的组建
新四军第四支队组建时，是新四军中人枪最多、实力最强的支队，也是新四军中唯一一支江北的部队，它由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改编后的第四支队，由于地处江北，归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双重领导。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项英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东南分局归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长江局会议，专门听取傅秋涛（湘鄂赣军区政委、后任新四军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高敬亭（红二十八军政委）、张明河（豫南特委代表）等分别汇报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湘鄂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情况。此后，周恩来向高敬亭宣布鄂豫皖红二十八军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向张明河宣布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团长。
第四支队组建后，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四支队要东进，向皖中、皖东地区发展的要求。4月，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向皖中挺进，在巢湖蒋家河口，四支队九团二营四连仅用20分钟，就将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全部歼灭，新四军无一人伤亡，这是新四军挺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比粟裕指挥的韦岗伏击战早一个月。“皖南事变”后，第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
新四军第五支队是1939年7月1日成立的，该支队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从竹沟挺进皖中、由皖中继续挺进皖东后为基础扩编的，罗炳辉为司令员，八团团长周骏鸣为副司令员。
周恩来对组建后八团非常重视。1938年1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后，明确要求鄂豫边特委要加强对八团的领导，帮助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同时加紧发展党组织。会议还作出八团的行动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归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作战时归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
当时日军已突破黄河，妄图夺取武汉。以竹沟为中心的豫南地区是武汉的大后方，又是中原抗战的战略支点。周恩来曾向党中央建议八团不隨四支队东进，留在竹沟发展河南抗日武装。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对八团的行动问题再次商讨。会议决定：八团以出发到前线为中心，随四支队队部一起东进。为了加强八团，周恩来派朱茂绪、贺德斌、赵启明、成钓等20余名在主力红军担任过营团职务的干部到八团工作。
罗炳辉、彭雪枫是1938年1月先后来到长江局报到的。彭雪枫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罗炳辉留在长江局参谋处任副处长。根据周恩来对八团的一系列指示，彭雪枫将八团由竹沟移防信阳邢集集中整训，健全了团部机构，配齐了团、营干部，营以上的干部除周骏鸣外，都是周恩来派来的主力红军骨干。2月底，八团在邢集整编期间，周恩来又派罗炳辉去邢集，代表长江局视察整训工作，传达长江局关于第八团东进的指示，欢送第八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带去经费5000元。所以说，没有周恩来对八团的高度重视，八团不可能成为新四军的主力团，新四军第五支队也不可能在八团基础上建立起来。
八团东进之际，周恩来审时度势，为了在豫南、豫东迅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需要，果断决定八团留200人，在竹沟设立八团留守处。此后，竹沟地区党政军机关均以竹沟留守处的名义开展工作，为后来中原局组建初期打开华中工作局面、彭雪枫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李先念的新四军豫鄂独立大队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新四军第六支队的前身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它起步于河南竹沟，发展于豫东的西华县杜岗会师，后来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八路军第四纵队、新四军第四师。
谋划新四军第五师中原突围
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新四军豫鄂独立大队，也是在河南确山竹沟组建的。“皖南事变”后，五师在李先念领导下，长期远离军部，孤悬敌后，担负着独立坚持鄂豫边区抗日斗争的任务。
抗战胜利后，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开辟的中原解放区已扩展到60多个县，形成了对战略要地武汉的包围态势，与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大战略区之一，犹如一把尖刀直刺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武汉成为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为了打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通道，从1945年8月下旬始，国民党就开始调集20多个师及9个游击队，从四面八方扑向中原解放区。以五师为主体的中原军区根据党中央“坚持中原牵制敌人，支援华东、华北斗争”的战略方针。至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被压缩到东西长约20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的狭长地带，其面积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国民党调动30万大军紧紧包围，准备一举歼灭以五师为主体的约6万人的中原军区部队，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周恩来对国民党的阴谋早有察觉，一直焦灼地关注着中原解放区事态，倾注全身心智慧化解中原之围，从三个方面入手，使五师转危为安。
一是利用新闻媒体，从舆论上使国民党阴谋宣告破产。1946年3月中旬，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让五师遭到国民党围攻的事实大白于天下。3月18日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的报道《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五师被围粮绝》和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载于重庆《新华日报》，引起社会各界对国民党极大愤慨。5月3日，周恩来从重庆飞抵南京，当天晚上在梅园新村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真相，明确指出，首先停止中原内战，以免发展为全国内战……
二是与国民党、美方代表艰难谈判。1946年4月底，周恩来获悉蒋介石密电30万大军，企图一举歼灭李先念部。于5月1日，立即与接替陈诚的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会谈，声明如果进攻第五师，全部责任由国民党负之。同时以同样内容至电美方代表马歇尔（美国调停国共军事冲突特使）：政府军将在5月5日至9日之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是新的内战，我方将自卫还击。同时希望马歇尔敦促国民党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转移问题。在周恩来努力下，第二天，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与美方代表白鲁德都来到了汉口，周恩来提出要尽快将中原6万部队撤出的同时，并提议到中原军区指挥部巡视后再回汉口研究解决办法。第二天，他亲自陪同美方、国民党代表去礼山县宣化店（今属大悟县、中原军区所在地），8号上午到达后，随即听取李先念等人关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围攻情况的揭发，晚上，即同国民党、美方代表商定停战事宜，10号正式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美方代表白鲁德签订中原停战协议。
三是与五师一起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戰略决策，为成功突围创造条件。面对五师被大军围困出现缺粮缺药的艰难处境，1946年3月5日，周恩来从延安飞赴汉口与李先念见面，传达了中共中央、毛主席与国民党谈判的策略思想和方针原则，询问中原解放区的现状，使李先念等人增强了坚守中原的信心。中旬，周恩来致电太行、晋绥、山东等解放区领导人，“五师困于粮款，顽方又蚕食挑衅，不允我军马上转移，因之五师危急万分，各地均有抢救五师之责任”。月底，周恩来委托董必武到宣化店视察，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中原军区广大军民，并带去各解放区筹措接济款。6月8日，周恩来陪同国民党、美方代表到达宣化店的当天深夜，与李先念等研究突围事宜，并与军区负责人仔细审查了突围方案，对选定的突围路线、地形、敌情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周恩来宣化店之行，赢得了45天的“和平”，有利于中原部队作好突围的各种准备。
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周恩来等人的艰辛努力，新四军第五师顽强进行战略坚持10个月之久，成功地取得了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为全党全军实行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毛泽东主席赞誉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在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周恩来同志的贡献可谓功高望重。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