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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中国共产党党史，有肇始之功、后存争议的陈独秀往往是后人研究较多的对象。其实，他的六个子女，也大多走上革命道路。其中，长子陈延年及次子陈乔年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赴油汤”、“蹈烈火”，为中国解放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惜二人最终碧血染刑场，先后就义于上海龙华，年不满三十。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陈独秀身份和其他复杂因素，陈氏“昆仲成仁”的事迹鲜有介绍。直到80年代，才陆续有党史研究者将相关史料整理刊出，陈氏一门两英烈的生平得以详细还原。
陈延年，可以说是陈独秀子女中最杰出的一个。旅法留学期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先进青年共同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归国后，先后在广州、上海开展革命工作，成为“粤港无产阶级有力的领导者”，并参与组织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一同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年29岁。然而，就在一个多月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陈延年不幸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囹圄之中饱受严刑却坚韧不屈。
陈延年的牺牲异常壮烈。1927年7月4日深夜，他被秘密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最后，陈延年竟被凶手按在地上以乱刀剁死。
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少年自强
1898年，陈延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南水关旧居。在他6岁时，母亲高晓岚就将他送到私塾里读书，辛亥革命后，进新式学校。延年自幼身体壮实，皮肤粗糙黝黑，性格内向，脾气像父亲一样倔强，平时沉默寡言，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家中人因此戏称他为“黑面武生”。
实际上陈延年读起书来日夜不停，好像着了迷一样，不但用功而且头脑聪明，记忆力极强，凡是先生规定读的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还想方设法借更多的书来读。当时，陈家隔壁有位叫汪洋的先生，家中经史典籍颇多，小延年就经常到汪家去借书，并请教国学问题。
他还和当地迎江寺的住持月霞和尚走得很近。月霞和尚本是革命党人，后遁迹空门，此人知识渊博，文笔也不错。陈延年因此常去找他，听他评古论今，受到不少启发，决心以革命党人为学习榜样。
陈延年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陷于苦难深渊之时，陈独秀奔走革命，在家时间甚少，因此与孩子没有多少交流。再加上陈延年12岁那年，陈独秀遗弃原配高晓岚而与小姨子高君曼同居，使得延年对父亲更添了一些怨恨。
陈独秀不仅未能在家庭生活方面给子女带来幸福，还曾因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而一度危及子女生命安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陈独秀协助柏文蔚讨袁。结果“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派倪嗣冲督皖，柏文蔚和陈独秀首当其冲，被倪列为通缉要犯。陈独秀出逃上海并亡命日本，倪嗣冲就派兵抓捕陈延年兄弟。幸好陈家事先得到消息，让两个孩子连夜跑到乡下躲避才免遭毒手。
刚满15岁的延年虽然还不懂政治，但此次遭遇无疑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其日后志向可见，他并未因此而对反动派的迫害产生心理阴影，反成了他决心投身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延年也像当年的陈独秀一样，越来越渴望走出安庆，到外面去求学。1915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并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他接到老家来信，得知延年兄弟俩的心愿，立即表示赞成，并将他们接至上海，接受更多新思想。
初到上海时，延年兄弟俩与父亲及继母高君曼同住。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去法国巡捕房附設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半工半读。
陈独秀以此严苛教法培养儿子的独立生活能力，身为姨母和继母的高君曼却深以为不妥，与陈独秀苦说多次、吵口多次，甚至请好友潘赞化出面劝说也无果，反被斥是“妇人之见”、“姑息养奸”。
有趣的是，陈氏父子虽在感情上有隔阂，在成长问题上却表现一致。陈独秀主张子女自创前程，延年兄弟也偏要自讨苦吃，虽常常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颜色憔枯，人多惜之”，却始终泰然处之。当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看望他们时，不禁疼惜流泪，提出要接济他们，两兄弟却谢绝了祖母好意。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直到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延年兄弟俩也没有回家吃住过。
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
陈延年在上海生活的几年，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到中国，而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陈延年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产生研究兴趣，并与吴稚晖、李石曾等国内无政府主义者交往甚密。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展开，延年兄弟心生向往。时为社会名人的吴稚晖也十分赞赏这对兄弟，就专门写信向法华教育会推荐。当年年底，陈延年和弟弟如愿赴法，一面勤工俭学，一面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活动，对其父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却是颇不以为然。有一次，留学生陈公培将陈独秀的一封信转交陈延年，信中劝他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陈延年只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但是，在巴黎广泛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并在1921年经历了“二二八”求学运动失败、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打内战、留学生争取回到里昂中法大学的努力失败等事件后，陈延年兄弟感到法华教育会的无情、北洋政府的冷漠，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决裂。
与此同时，陈延年在斗争中结识了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共产主义者，同时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终于感悟，过去自己“对于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做革命事业，在乎……力求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一生经历，全用在这个研究之上。”
陈延年的信仰出现了质的转变，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自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终竟也与父亲殊途同归。
为了革命工作需要，陈氏兄弟在巴黎街头开办了一家小书店，出售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刊，其中有陈独秀主办的出版物《新青年》杂志等。书店吸引着大批进步的工读学生和华工，也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聚会所。周恩来等人与陈延年、陈乔年一起商讨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事宜以及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2年6月22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人。赵世炎当选少共书记，陈延年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之一，担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还负责刻蜡板。
在陈乔年、肖子璋（肖三）等人的共同帮助下，《少年》杂志办得有声有色，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旅欧少共”也成为旅欧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
1922年8月，经当时的法国共产党员阮爱国（即后来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的介绍，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由于法共和中共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不管加入哪个支部，党籍均可互相承认。不久，中共中央也去信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党籍，并指示旅欧少共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考虑到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急需培养骨干，中共中央决定在旅欧同志中抽调一部分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3年3月18日，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从巴黎出发，经比利时、德国去苏联。
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后，陈延年学习认真刻苦，经常与赵世炎、王若飞等人传阅笔记，交流心得。平素沉静、不苟言笑的陈延年在讨论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看法时，总是热烈发言，还为了弄清一些重大问题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同学们佩服他的精神，就称他为“小列宁”。
苦行僧老陈
1924年夏，由于革命工作需要，陈延年奉调回国，与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委员长的陈独秀团聚。久别重逢的父子却不像旁人想象中那么亲热，话也不多。陈独秀没有把儿子留在身边，赞成他到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地方——广州去历练。
9月底，陈延年到达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与奉调从法国回到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一起工作。中共四大后，1925年2月，陈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为止。
初到广州时，陈延年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常到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被工友们亲切称为“老陈”。
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陈延年看到后，反而很高兴，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
广州的党内同志在接触陈延年以前，都以为这个喝过洋墨水的总书记儿子一定是西装革履、架子很大的人，后来才发现，皮肤粗黑的陈延年生活中竟如此朴素，坚持只领取党组织发的最低生活费，“服装只冬装一套，夏装两套，穿着黑统皮鞋，经常不穿袜子”（赖先声语）。一起工作的同志就给他归总了“六不”生活作风：不影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食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
党史研究者孙其明在搜集陈延年生平资料时，发现关于陈的婚恋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从未恋爱，原因也有两说，一是他长得其貌不扬，得不到年轻姑娘青睐；一种是他工作太忙，无暇恋爱。
据说陈延年曾和友人聊天时说：“中国女人的心里，真是不可思议的标准。强健的体格是一个重要条件，在苏联，面孔白白的，没有胡子的男人，会被女人遗弃的，但中国女人偏喜欢小白脸，所以我的大黑脸，在中国就永远找不到女人了。”也有人说，陈延年和南昌起义负责人之一谭平山的妹妹谈过恋爱。这些已无从考证，但陈延年确实没结过婚。
陈延年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建立党课制度，着力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到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陈延年也是党内较早重视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高级领导人之一。1924年11月，他协助周恩来建立以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
在广州工作的3年多，是陈延年短暂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许多当年和他共事过的同志认为，其最突出的功绩是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如今史书上多见邓中夏和苏兆征是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但其实主要在幕后策划和指挥的陈延年也是重要领导人，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直接参与或领导下作出的。他偶尔公开露面给罢工共人做报告，也是用化名。
其时，陈延年兄弟均是中央委员，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平时在党的会议上，父子间均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1926年，廣州“三二○”中山舰事件前后，陈独秀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采取了姑息退让政策，引起陈延年的无比愤慨。一次，他在与邓中夏、张太雷谈起陈独秀的错误时，气愤地说：“老头子（指陈独秀）糊涂，看不出蒋介石的阴谋，看不见工农的力量，竟把无产阶级当作革命的苦力。”又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还曾向陈独秀当面表示不满，进行争论。
宁死不跪
1927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准备反对蒋介石为中心内容的《中共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到上海执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三天，陈延年到达上海，不久接替罗亦农任江浙区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以后决定江浙省委分开，陈延年被委任为江苏省委书记。从两广区委到江浙省委、江苏省委，陈延年都勇挑重担，担负着繁重、艰巨、危险的任务。
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时，上海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党和工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王若飞、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省委机关开会。会议中间，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秘密交通员被捕，而此人了解省委机关的地址！
陈延年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3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再次回到恒丰里104号探视，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不料不到半小时，省委机关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陈延年等以桌椅板凳与敌搏斗，结果他和韩步先等四人寡不敌众被捕，另二人逃离。
起初，国民党兵不清楚陈延年真实身份，当时陈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敌人断料不到，这个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的人，竟是中共省委书记。
中共地下组织得知陈延年等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后，便指示济难会中的党员，通过关系疏通敌办案人员，商定以800元大洋将他们赎出。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则收到一封署名“陈友生”的信，上写：“鄙人于6月26日被捕，现拘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心急如焚的汪找胡适帮忙。
胡适遂托他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出面疏通各方关系。岂料所托非人，此时的吴已成为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又对陈延年当初“背叛”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怀恨在心。接到胡适的信后，吴欣喜若狂：“老陈（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出贺信，称“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催促杨虎立即杀除。
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致电国民党26军政治部，指示需“切实讯明为要”。杨虎立即驱车前往龙华看守所提审陈延年。由于韩步先叛变，当场指证了陈延年，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
陈延年身份暴露后，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傲然挺立、宁死不跪的陈延年最终被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乱刀砍死。蒋介石唯恐舆论谴责，又气急败坏，亲自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瘫倒在椅子上。
据说，当陈独秀得知长子被害的消息，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陈独秀身份和其他复杂因素，陈氏“昆仲成仁”的事迹鲜有介绍。直到80年代，才陆续有党史研究者将相关史料整理刊出，陈氏一门两英烈的生平得以详细还原。
陈延年，可以说是陈独秀子女中最杰出的一个。旅法留学期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先进青年共同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归国后，先后在广州、上海开展革命工作，成为“粤港无产阶级有力的领导者”，并参与组织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一同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年29岁。然而，就在一个多月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陈延年不幸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囹圄之中饱受严刑却坚韧不屈。
陈延年的牺牲异常壮烈。1927年7月4日深夜，他被秘密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最后，陈延年竟被凶手按在地上以乱刀剁死。
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少年自强
1898年，陈延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的南水关旧居。在他6岁时，母亲高晓岚就将他送到私塾里读书，辛亥革命后，进新式学校。延年自幼身体壮实，皮肤粗糙黝黑，性格内向，脾气像父亲一样倔强，平时沉默寡言，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家中人因此戏称他为“黑面武生”。
实际上陈延年读起书来日夜不停，好像着了迷一样，不但用功而且头脑聪明，记忆力极强，凡是先生规定读的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还想方设法借更多的书来读。当时，陈家隔壁有位叫汪洋的先生，家中经史典籍颇多，小延年就经常到汪家去借书，并请教国学问题。
他还和当地迎江寺的住持月霞和尚走得很近。月霞和尚本是革命党人，后遁迹空门，此人知识渊博，文笔也不错。陈延年因此常去找他，听他评古论今，受到不少启发，决心以革命党人为学习榜样。
陈延年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陷于苦难深渊之时，陈独秀奔走革命，在家时间甚少，因此与孩子没有多少交流。再加上陈延年12岁那年，陈独秀遗弃原配高晓岚而与小姨子高君曼同居，使得延年对父亲更添了一些怨恨。
陈独秀不仅未能在家庭生活方面给子女带来幸福，还曾因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而一度危及子女生命安全。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陈独秀协助柏文蔚讨袁。结果“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派倪嗣冲督皖，柏文蔚和陈独秀首当其冲，被倪列为通缉要犯。陈独秀出逃上海并亡命日本，倪嗣冲就派兵抓捕陈延年兄弟。幸好陈家事先得到消息，让两个孩子连夜跑到乡下躲避才免遭毒手。
刚满15岁的延年虽然还不懂政治，但此次遭遇无疑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其日后志向可见，他并未因此而对反动派的迫害产生心理阴影，反成了他决心投身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延年也像当年的陈独秀一样，越来越渴望走出安庆，到外面去求学。1915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并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他接到老家来信，得知延年兄弟俩的心愿，立即表示赞成，并将他们接至上海，接受更多新思想。
初到上海时，延年兄弟俩与父亲及继母高君曼同住。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去法国巡捕房附設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半工半读。
陈独秀以此严苛教法培养儿子的独立生活能力，身为姨母和继母的高君曼却深以为不妥，与陈独秀苦说多次、吵口多次，甚至请好友潘赞化出面劝说也无果，反被斥是“妇人之见”、“姑息养奸”。
有趣的是，陈氏父子虽在感情上有隔阂，在成长问题上却表现一致。陈独秀主张子女自创前程，延年兄弟也偏要自讨苦吃，虽常常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颜色憔枯，人多惜之”，却始终泰然处之。当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看望他们时，不禁疼惜流泪，提出要接济他们，两兄弟却谢绝了祖母好意。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直到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延年兄弟俩也没有回家吃住过。
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
陈延年在上海生活的几年，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到中国，而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陈延年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产生研究兴趣，并与吴稚晖、李石曾等国内无政府主义者交往甚密。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展开，延年兄弟心生向往。时为社会名人的吴稚晖也十分赞赏这对兄弟，就专门写信向法华教育会推荐。当年年底，陈延年和弟弟如愿赴法，一面勤工俭学，一面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活动，对其父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却是颇不以为然。有一次，留学生陈公培将陈独秀的一封信转交陈延年，信中劝他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陈延年只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但是，在巴黎广泛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并在1921年经历了“二二八”求学运动失败、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打内战、留学生争取回到里昂中法大学的努力失败等事件后，陈延年兄弟感到法华教育会的无情、北洋政府的冷漠，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决裂。
与此同时，陈延年在斗争中结识了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共产主义者，同时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终于感悟，过去自己“对于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做革命事业，在乎……力求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一生经历，全用在这个研究之上。”
陈延年的信仰出现了质的转变，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自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终竟也与父亲殊途同归。
为了革命工作需要，陈氏兄弟在巴黎街头开办了一家小书店，出售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刊，其中有陈独秀主办的出版物《新青年》杂志等。书店吸引着大批进步的工读学生和华工，也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聚会所。周恩来等人与陈延年、陈乔年一起商讨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事宜以及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2年6月22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人。赵世炎当选少共书记，陈延年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之一，担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还负责刻蜡板。
在陈乔年、肖子璋（肖三）等人的共同帮助下，《少年》杂志办得有声有色，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旅欧少共”也成为旅欧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
1922年8月，经当时的法国共产党员阮爱国（即后来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的介绍，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由于法共和中共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不管加入哪个支部，党籍均可互相承认。不久，中共中央也去信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党籍，并指示旅欧少共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考虑到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急需培养骨干，中共中央决定在旅欧同志中抽调一部分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3年3月18日，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从巴黎出发，经比利时、德国去苏联。
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后，陈延年学习认真刻苦，经常与赵世炎、王若飞等人传阅笔记，交流心得。平素沉静、不苟言笑的陈延年在讨论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看法时，总是热烈发言，还为了弄清一些重大问题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同学们佩服他的精神，就称他为“小列宁”。
苦行僧老陈
1924年夏，由于革命工作需要，陈延年奉调回国，与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委员长的陈独秀团聚。久别重逢的父子却不像旁人想象中那么亲热，话也不多。陈独秀没有把儿子留在身边，赞成他到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地方——广州去历练。
9月底，陈延年到达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与奉调从法国回到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一起工作。中共四大后，1925年2月，陈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为止。
初到广州时，陈延年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常到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多次和人力车工人一起躬身拉车，被工友们亲切称为“老陈”。
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手车夫。陈延年看到后，反而很高兴，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
广州的党内同志在接触陈延年以前，都以为这个喝过洋墨水的总书记儿子一定是西装革履、架子很大的人，后来才发现，皮肤粗黑的陈延年生活中竟如此朴素，坚持只领取党组织发的最低生活费，“服装只冬装一套，夏装两套，穿着黑统皮鞋，经常不穿袜子”（赖先声语）。一起工作的同志就给他归总了“六不”生活作风：不影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食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
党史研究者孙其明在搜集陈延年生平资料时，发现关于陈的婚恋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从未恋爱，原因也有两说，一是他长得其貌不扬，得不到年轻姑娘青睐；一种是他工作太忙，无暇恋爱。
据说陈延年曾和友人聊天时说：“中国女人的心里，真是不可思议的标准。强健的体格是一个重要条件，在苏联，面孔白白的，没有胡子的男人，会被女人遗弃的，但中国女人偏喜欢小白脸，所以我的大黑脸，在中国就永远找不到女人了。”也有人说，陈延年和南昌起义负责人之一谭平山的妹妹谈过恋爱。这些已无从考证，但陈延年确实没结过婚。
陈延年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建立党课制度，着力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到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陈延年也是党内较早重视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高级领导人之一。1924年11月，他协助周恩来建立以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
在广州工作的3年多，是陈延年短暂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许多当年和他共事过的同志认为，其最突出的功绩是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如今史书上多见邓中夏和苏兆征是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但其实主要在幕后策划和指挥的陈延年也是重要领导人，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直接参与或领导下作出的。他偶尔公开露面给罢工共人做报告，也是用化名。
其时，陈延年兄弟均是中央委员，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平时在党的会议上，父子间均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1926年，廣州“三二○”中山舰事件前后，陈独秀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采取了姑息退让政策，引起陈延年的无比愤慨。一次，他在与邓中夏、张太雷谈起陈独秀的错误时，气愤地说：“老头子（指陈独秀）糊涂，看不出蒋介石的阴谋，看不见工农的力量，竟把无产阶级当作革命的苦力。”又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还曾向陈独秀当面表示不满，进行争论。
宁死不跪
1927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准备反对蒋介石为中心内容的《中共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到上海执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三天，陈延年到达上海，不久接替罗亦农任江浙区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以后决定江浙省委分开，陈延年被委任为江苏省委书记。从两广区委到江浙省委、江苏省委，陈延年都勇挑重担，担负着繁重、艰巨、危险的任务。
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时，上海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党和工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王若飞、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省委机关开会。会议中间，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秘密交通员被捕，而此人了解省委机关的地址！
陈延年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3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再次回到恒丰里104号探视，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不料不到半小时，省委机关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陈延年等以桌椅板凳与敌搏斗，结果他和韩步先等四人寡不敌众被捕，另二人逃离。
起初，国民党兵不清楚陈延年真实身份，当时陈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敌人断料不到，这个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的人，竟是中共省委书记。
中共地下组织得知陈延年等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后，便指示济难会中的党员，通过关系疏通敌办案人员，商定以800元大洋将他们赎出。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则收到一封署名“陈友生”的信，上写：“鄙人于6月26日被捕，现拘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心急如焚的汪找胡适帮忙。
胡适遂托他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出面疏通各方关系。岂料所托非人，此时的吴已成为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又对陈延年当初“背叛”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怀恨在心。接到胡适的信后，吴欣喜若狂：“老陈（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出贺信，称“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催促杨虎立即杀除。
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致电国民党26军政治部，指示需“切实讯明为要”。杨虎立即驱车前往龙华看守所提审陈延年。由于韩步先叛变，当场指证了陈延年，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
陈延年身份暴露后，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被打得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傲然挺立、宁死不跪的陈延年最终被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乱刀砍死。蒋介石唯恐舆论谴责，又气急败坏，亲自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瘫倒在椅子上。
据说，当陈独秀得知长子被害的消息，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