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团体，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与工商业的相互融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商业职业教育的引入与倡导、理论探讨、教育实践和推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关键词：留学生 工商业 职业教育近代职业教育从根本上说是近代工商业大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教育团体，自然而然把工商业的职业教育当作其事业的重中之重。一、参与中华职教社工业教育活动工业教育是近代职业教育的本色，中华职业教育社中的留学生王达三、钱亦石等人把工业职业教育看成职业教育的重心。不过，在中华职教社各种事业活动中，明确指向工业教育的活动很有限。在这有限的活动中，却真正做到了理论探讨和教育实践相结合，留学生出身的工业教育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理论探讨方面，先后设立中华职业学校工科指导委员会和淞沪工业补习教育委员会等专门的工业教育研讨机构，还曾多次在年会中专门设立工业教育组，对工业教育进行理论探讨和教育规划。留学生积极参与这些机构和活动，并起到主导作用。如1926年工科指导委员会建立之初，给予答复的八个委员中有六个委员是留学生出身。此外，胡庶华（留德）、黄朴奇（留美）、杨卫玉（留美）、刘湛恩（留美）、顾树森（留欧）、凌竹铭（留美）等也常参加该会议，为中华职业学校工科建设建言建策。同年成立的淞沪工业补习教育委员会的主席阮介藩，副主席杨卫玉也都是留学生出身。教育实践方面，主要表现在中华职业学校内工业科建设上，中华职业学校很自然的把工业教育放在首位，先后设立铁工科（后改为机械科）、木工科、钮扣科、珐琅科、土木科、工科等从属于工业教育性质的科目。其总体设科中，“机械（开办时称铁工科）、商、土木三科，虽设科先后不同，却一直继续办理，而为现在（笔者注：1947年）的主科”，其中机械、土木两科都属于工业教育的范畴。对于这种中华职业学校内的工业教育实践，留学生出身的职业教育家，一方面部分地主导促进了这些科目的设置和运行，留学生出身顾树森（留欧）、黄伯樵（留德）、杨卫玉（留美）、贾佛如（留日）、贾季英（留日）、金一新（留日）五人先后担任过中华职业学校校长（或主任），黄伯樵、黄朴奇等先后担任工科主任。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基层教学和讲演。沈寿宇（留美）、舒震东（留德）、阮介藩（留德）、杨卫玉（留美）等都曾在此任教或讲演工业内容。在中华职教社的工业教育的活动中，留学生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参与中华职教社工业教育活动，更多地倾向于理论探讨、教育规划方面，而对基层教学管理方面，留学生更大的作为在中华职教社社外的各种工业学校内。二、参与中华职教社商业教育活动商业的发达是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商业教育是近代职业教育的重镇，以致于出现“普通学校附设职业科往往偏于商科一门”的现象。中华职教社的商业教育活动主要有商业补习教育联合会的系列活动和中华职业学校内的职业教育实践、研讨活动，此外还有中后期设立的系列商业补习学校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教学实践。第一，商业补习教育联合会的系列活动。早在1921年，为“扶助上海商界青年增进商业知识，养成商业适当人才”，中华职教社与上海商科大学合作组织上海补习教育联合会，以该会为中心而进行的系列活动，成为中华职教社早期商业教育活动的主体。留学生在这个联合会及其系列活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们是该联合会的主要发起者、筹备者，该会提议之初的两大合作单位的六个原始委员中有三个是留学生出身的人士。后“经主任郭君秉文、干事刘君树梅一面制定会章，一面从事调查”，使得“会章已拟就，调查已略有端倪”。而刘树梅（留美）和郭秉文（留美）都是留学生出身的职业教育家。其次，他们是该联合会活动的主导者。该联合会的主任郭秉文、会计钱新之（留日）、干事刘树梅和日常会议主席郭秉文都是留学生出身，他们无疑主导了该会活动。第三，他们是该会的重要参与者，笔者一共查到该会的十四个委员，其中有七个是留学生出身，占总数的一半。第二，中华职业学校内的商业教育研讨实践活动。早在1920年8月，中华职业学校就设立了商科，而后一直贯穿民国期间，成为中华职业学校三大主科之一。为完善商科设施“未尽完善之处”，1926年设立商科指导委员会，探讨规划商科建设问题。初期，在除了顾树森、黄伯樵（主任）的关怀外，留学生对于中华职业学校内的商业教育实践和研讨活动参与较少。1925年王志莘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出任商科主任后，留学生逐渐成为商科发展的主导力量。1926年最初给予商科指导委员会答复的八大委员中，有四个是留学生出身。商科指导委员会的日常会议的三大主导者——会议主席李权时、商科主任王志莘、中华职业学校校长潘仰尧中，前两个都是留美出身，此外，程其保（留美）、潘序伦（留美）、顾树森等留学生出身的人士都积极参与商科规划和讲演，甚至一线教学。第三，中华职教社中后期的商业教育活动。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在二十年代中后期日益凋敝，中华职教社的商业教育活动也越来越偏向于商业补习教育，1925年后举办了多所商业补习学校。当时留学生的商业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东南大学商科、上海商科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商科教学管理实践上。1946年9月，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商科开始招生，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留学生主持教学工作，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总体上说，在中华职教社的商业教育活动中，留学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只是中华职教社商业教育活动层次较低和补习商业教育非正规性，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留学生在实际教学方面的参与力度。参考文献：[1]《中华职业学校新消息》，民国日报，1926年2月21日.[2]《二十九年来之中华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202期，1947年.[3]《申报》，1933年7月19日.[4]《上海商业补习教育会简章》，《教育与职业》第31期，1921年.[5]《上海商业补习教育会第三次开会》，《教育与职业》第31期，1921年.[6]《上海补习教育会第三次开会》，《教育与职业》第31期，1921年；《申报》，1921年8月19日.[7]《四年来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教育与职业》第202期，1947年.作者简介：侯林（1983—）男。河南焦作人。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和思想政治教育部。讲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歷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留学生群体与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例”（2016SJD77001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