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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二元 Logistic模型，分析浙江省358户农户安全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知道剂量的合理性、是否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安全施药行为，而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安全施药行为。因此，建议政府加强农药知识的普及，提高农户农药认知水平，同时，还应该努力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
关键词：安全施药行为;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大众的身体健康。农药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农户施药行为是否安全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最直接原因是农户施用农药时态度的不端正和操作的不恰当。特别是一些农户为了追求农作物的经济利益而不顾是否安全生产，擅自改变农药的施用剂量、配比以及频率。甚至有些农户只把施药后的效果当做判断农药好坏的唯一标准，而去施用被明文禁止的，高风险性的农药。因此，研究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并找出其影响因素，对促进农产品安全生产和政府制定农业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以往文献关于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农户个人特征因素、生产特征因素和农药认知因素方面展开研究。
（一）个人特征因素
关恒达等学者认为农户年龄与其是否安全施药呈负相关，岁数越大的农户操作越不规范。但马晓旭等学者却认为农户年龄越大其生产经验越丰富，更能准确的施用农药，即年龄与农户安全施药的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有学者认为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安全施用农药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但王志刚等通过分析得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与安全施药行为没有显著关系。傅新红等学者认为男性比女性的安全施药的倾向更加明显，因为男性比女性对农药的认知和农业生产的技能更加了解，对农产品生产方面知识的学习的欲望更加强烈。但李红梅等学者分析发现，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在施药过程中保护自己，原因在于男性更怕麻烦和浪费时间。贾雪莉等学者表明，农户务农经验即从事农业年限越久，对自己的生产习惯，农药施用习惯更加自信，从而不去学习了解新的知识与技术，会越不注意施药的规范性。江激宇等学者的研究中也引入了农户蔬菜种植年限变量，但研究结果表现为农户的蔬菜种植年限对农户采用安全的施药行为影响不显著。
（二）生产特征因素
王志刚等学者认为施药行为还受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农产品种植面积越大，安全施药的可能性就越高。但张伟等学者论证表明农作物生产规模与农户安全施药行为没有关联。傅新红等认为作为合作社的成员，施药的错误理念会得到修正，施药方法会得到指导，从而在施药时会更加规范合理。与此相反，魏欣等则认为参加专业合作社对提高农户安全施药的可能作用微弱。有研究表明，技术培训对农药使用量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也有研究表明：技术培训对农药使用量作用微弱。
（三）农药认知因素
朱雪兰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户对施药时农药剂量合理性的了解程度越高，他们对农药施用量的把握也越准确，因此农药施用行为的安全性也会越高。魏欣等的分析得出，农户对农药毒性的了解与农户是否安全施药之间并无显著关联。这与李红梅等学者提出的农户对农药毒性的了解未对农户是否安全施药产生显著影响的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借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农户安全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农户个人特征因素以及生产特征因素，对农户农药认知因素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二是针对同一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因此，本文利用浙江省农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安全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成员于2016年7月，分别前往丽水、绍兴、杭州地区的乡镇进行数据采集。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选取分层设计与随机抽样相组合的调查方法。根据问卷总体数量，运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知识，共选取6个县，再在各个县里选取4～6个样本村，然后在每个村随机选取15个以茶、果蔬、粮食种植为主的农户以及5个备选农户。确定好调查对象后，先对农户进行电话预约，安排好每户的调查时间。2～3个调查者组成的一个小组再前往农户家中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认字的农户自行填写问卷，不认字的农户则由调查者朗读题目和选项并根据农户回答进行填写，最后整理汇总得到调查数据。共发放问卷380份，回收有效问卷358份。为了数据采集与课题调查更加全面仔细，我们还对当地的村民进行访谈以及查阅当地的数据文献。
（二）变量描述
结合本文第二部分的文献综述和实地调查结果，选取影响农户安全施药行为的个人特征因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事年限）;生产特征因素（家庭人口数量、种植规模、是否参加合作社、是否参加过政府（组织）举办的农药知识培训）;农药认知因素（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农户是否担心农药对人体的伤害、是否了解农药的毒性、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考虑到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每户农村家庭的户主，而在户主中男性的比例将近于100%，便在分析中剔除性别这一变量。
通过参考大量文献，把农户是否按照推荐的施用剂量（Y1）和施药时是否采用防护措施（Y2）这两个指标相结合当成评判标准，判断农户生产中农药施用行为（Y）是否安全。当以上2项施用农药的行为指标都为1时（把按照推荐的施用剂量赋值为1，否则为0;把采取防护措施赋值为1，否则为0），这时农户施用农药的行为才可以被评判为安全。令 Y= Y1Y2，当 Y= 1时，我们把农户施用农药的行为评判为安全;而当 Y=0 時，则把农户施用农药的行为评判为不安全，具体的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建立
由上文可知，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安全施药有两种选择，即安全施药（Y=1）和不安全施药（Y=0），因此选取二元选择模型。在数据符合二项分布的情况下，本文选取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ln=b0+bi xi+μ
其中，字母p代表农户安全施药的概率，即Y=1的概率;p/（1-p）代表农户安全施药的概率与农户不安全施药的概率比值，称为事件发生比。b0代表常数项，b1、b2、…、b11为回归系数，即11个影响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因素的回归系数;X1、X2、…、X11为农户安全施药行为的11个影响因素，包含农户个人特征因素、农户生产特征因素以及农户农药认知因素这三大类影响因素，具体依次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从事年限、家庭成员数、种植规模（亩）、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参加过政府（组织）举办的农药知识培训、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是否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是否了解农药的毒性、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μ为相互独立且均值为0的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整体来看，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具体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X11）达到5%的统计检验显著水平;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X8）、是否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X9）更是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户主年龄（X1）、户主受教育程度（X2）、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X8）、是否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X9）、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X11）这些因素对农户安全施药的行为有显著影响。
在农户个人特征因素中，农户年龄这一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农户安全施药的可能性越低。这与关恒达、吕建兴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户的年龄的越大，越不容易接受新的生产思想和技术，始终保持着以往的不正确的施药理念。错误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导致了岁数越大的农户安全施药可能性越低的结果。农户受教育程度这一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农户安全施药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与吴林海、傅新红以及宋汶庭等学者分析结果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汲取的农业知识更全面更科学，农业生产操作更加规范，在农药的施用上越会注重其安全性。
在农户农药认知因素中，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的回归系数为正，即对农户安全施药行为产生了正的影响。因为知道剂量合理性的农户比不知道其合理性的农户对农药的认知更高，会更注重施药时农药剂量的配比。他们知道说明书上的剂量配比都是通过科学的实验而得出的结果，从而安全的施用农药，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施药效果而任意增大剂量。是否担忧农药残留对人体的危害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的农户比不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的安全施药的可能性高。因为农户意识到不安全的施药行为会给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时，就会在施药时采取防护措施。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的农户比不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的安全施药可能性高。因为知道禁用农药种类的农户不再以施药后的效果作为是否选择该农药的唯一标准，他们会考虑到农药的安全性，合法性，故而安全的施用农药。是否了解农药的毒对农户是否安全施药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与李世平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农户一般施用的农药的毒性在短时间不易发觉，因为农药在体内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即使表现出中毒的症状与一般头疼、疲倦症状相似，常被忽视。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农户安全施药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个人特征中的农户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安全施药行为，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农户对农药的认知因素中是否知道剂量的合理性、是否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安全施药行为。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加大农药知识的宣传，农技推广部门可以通过培训传播农药知识，提升农户对农药的药效、毒性和使用说明的全面了解。让农户更加了解安全生产、安全施用农药的意义，在思想上改变农户对农药使用的固有的错误认识。第二，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返乡创业，加强对大学生务农的扶持力度。第三，加强对农药市场和农业生产环节的监管，同时加强农业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加大对农药经销商的管理力度，增强农药经销商的农药认知水平，提高其推荐农药的准确性，也是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的重要对策。
参考文献：
[1]VAN ASSELTED，MEUWISSEN MPM.Selection of Critical Factors for Identifying Emerging Food Safety Risks in DynamicFood Production Chains[J].Food Control，2010（21）：919-926.
[2]DASGUPTA S，LAPLANTE B，MEISNER C，WHEELER D，YAN J P.The Impact of Sea Level Ris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A Comparative Study[J].Climatic Change，2009，93（3-4）：379-388.
[3]关桓达，吕建兴，邹俊.安全技术培训、用药行为习惯与农户安全意识——基于湖北 8个县市1740份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08）：81-86.
[4]马晓旭，杨洁.稻农无公害农药使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34-39.
[5]吴林海，卜凡，朱淀.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消费偏好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10）：13-23.
[6]傅新红，宋汶庭.农户生物农药购买意愿及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0（06）：120-128.
[7]王志刚，吕冰.蔬菜出口产地的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对农民健康的影响——来自山东省莱阳、莱州和安丘三市的调研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9（11）：72-80.
[8]李红梅，傅新红，吴秀敏.农户安全施用农药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四川省广汉市214户农户的调查与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05）：99-104.
[9]贾雪莉，董海荣，戚丽丽，等.蔬菜种植户农药使用行为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林业经济问题，2011（03）：266-270.
[10]江激宇，柯木飞，张士云，等.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藁城市151份农户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2（05）：35-42.
[11]王志刚，李圣军，宋敏.农业收入风险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来自西南地区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5（04）：46-50.
[12]张伟，朱玉春.基于Logistic模型的蔬菜种植户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3（04）：216-220.
[13]魏欣，李世平.蔬菜种植户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24）：116-118.
[14]王建华，马玉婷，王晓莉.农产品安全生产：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04）：54-62.
[15]朱雪兰，洪潇伟，李世杰，等.农户用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海南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13）：5720-5723.
（作者單位：齐蓉，石河子大学;何娇艳，浙江农林大学;扶玉枝，海南师范大学）
关键词：安全施药行为;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大众的身体健康。农药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农户施药行为是否安全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最直接原因是农户施用农药时态度的不端正和操作的不恰当。特别是一些农户为了追求农作物的经济利益而不顾是否安全生产，擅自改变农药的施用剂量、配比以及频率。甚至有些农户只把施药后的效果当做判断农药好坏的唯一标准，而去施用被明文禁止的，高风险性的农药。因此，研究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并找出其影响因素，对促进农产品安全生产和政府制定农业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以往文献关于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农户个人特征因素、生产特征因素和农药认知因素方面展开研究。
（一）个人特征因素
关恒达等学者认为农户年龄与其是否安全施药呈负相关，岁数越大的农户操作越不规范。但马晓旭等学者却认为农户年龄越大其生产经验越丰富，更能准确的施用农药，即年龄与农户安全施药的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有学者认为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安全施用农药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但王志刚等通过分析得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与安全施药行为没有显著关系。傅新红等学者认为男性比女性的安全施药的倾向更加明显，因为男性比女性对农药的认知和农业生产的技能更加了解，对农产品生产方面知识的学习的欲望更加强烈。但李红梅等学者分析发现，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在施药过程中保护自己，原因在于男性更怕麻烦和浪费时间。贾雪莉等学者表明，农户务农经验即从事农业年限越久，对自己的生产习惯，农药施用习惯更加自信，从而不去学习了解新的知识与技术，会越不注意施药的规范性。江激宇等学者的研究中也引入了农户蔬菜种植年限变量，但研究结果表现为农户的蔬菜种植年限对农户采用安全的施药行为影响不显著。
（二）生产特征因素
王志刚等学者认为施药行为还受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农产品种植面积越大，安全施药的可能性就越高。但张伟等学者论证表明农作物生产规模与农户安全施药行为没有关联。傅新红等认为作为合作社的成员，施药的错误理念会得到修正，施药方法会得到指导，从而在施药时会更加规范合理。与此相反，魏欣等则认为参加专业合作社对提高农户安全施药的可能作用微弱。有研究表明，技术培训对农药使用量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也有研究表明：技术培训对农药使用量作用微弱。
（三）农药认知因素
朱雪兰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户对施药时农药剂量合理性的了解程度越高，他们对农药施用量的把握也越准确，因此农药施用行为的安全性也会越高。魏欣等的分析得出，农户对农药毒性的了解与农户是否安全施药之间并无显著关联。这与李红梅等学者提出的农户对农药毒性的了解未对农户是否安全施药产生显著影响的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借鉴，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农户安全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农户个人特征因素以及生产特征因素，对农户农药认知因素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二是针对同一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因此，本文利用浙江省农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安全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二、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成员于2016年7月，分别前往丽水、绍兴、杭州地区的乡镇进行数据采集。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选取分层设计与随机抽样相组合的调查方法。根据问卷总体数量，运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知识，共选取6个县，再在各个县里选取4～6个样本村，然后在每个村随机选取15个以茶、果蔬、粮食种植为主的农户以及5个备选农户。确定好调查对象后，先对农户进行电话预约，安排好每户的调查时间。2～3个调查者组成的一个小组再前往农户家中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认字的农户自行填写问卷，不认字的农户则由调查者朗读题目和选项并根据农户回答进行填写，最后整理汇总得到调查数据。共发放问卷380份，回收有效问卷358份。为了数据采集与课题调查更加全面仔细，我们还对当地的村民进行访谈以及查阅当地的数据文献。
（二）变量描述
结合本文第二部分的文献综述和实地调查结果，选取影响农户安全施药行为的个人特征因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事年限）;生产特征因素（家庭人口数量、种植规模、是否参加合作社、是否参加过政府（组织）举办的农药知识培训）;农药认知因素（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农户是否担心农药对人体的伤害、是否了解农药的毒性、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考虑到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每户农村家庭的户主，而在户主中男性的比例将近于100%，便在分析中剔除性别这一变量。
通过参考大量文献，把农户是否按照推荐的施用剂量（Y1）和施药时是否采用防护措施（Y2）这两个指标相结合当成评判标准，判断农户生产中农药施用行为（Y）是否安全。当以上2项施用农药的行为指标都为1时（把按照推荐的施用剂量赋值为1，否则为0;把采取防护措施赋值为1，否则为0），这时农户施用农药的行为才可以被评判为安全。令 Y= Y1Y2，当 Y= 1时，我们把农户施用农药的行为评判为安全;而当 Y=0 時，则把农户施用农药的行为评判为不安全，具体的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建立
由上文可知，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安全施药有两种选择，即安全施药（Y=1）和不安全施药（Y=0），因此选取二元选择模型。在数据符合二项分布的情况下，本文选取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ln=b0+bi xi+μ
其中，字母p代表农户安全施药的概率，即Y=1的概率;p/（1-p）代表农户安全施药的概率与农户不安全施药的概率比值，称为事件发生比。b0代表常数项，b1、b2、…、b11为回归系数，即11个影响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因素的回归系数;X1、X2、…、X11为农户安全施药行为的11个影响因素，包含农户个人特征因素、农户生产特征因素以及农户农药认知因素这三大类影响因素，具体依次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从事年限、家庭成员数、种植规模（亩）、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参加过政府（组织）举办的农药知识培训、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是否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是否了解农药的毒性、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μ为相互独立且均值为0的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整体来看，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具体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X11）达到5%的统计检验显著水平;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X8）、是否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X9）更是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户主年龄（X1）、户主受教育程度（X2）、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X8）、是否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X9）、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X11）这些因素对农户安全施药的行为有显著影响。
在农户个人特征因素中，农户年龄这一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农户安全施药的可能性越低。这与关恒达、吕建兴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户的年龄的越大，越不容易接受新的生产思想和技术，始终保持着以往的不正确的施药理念。错误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导致了岁数越大的农户安全施药可能性越低的结果。农户受教育程度这一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农户安全施药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与吴林海、傅新红以及宋汶庭等学者分析结果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汲取的农业知识更全面更科学，农业生产操作更加规范，在农药的施用上越会注重其安全性。
在农户农药认知因素中，是否知道推荐剂量的合理性的回归系数为正，即对农户安全施药行为产生了正的影响。因为知道剂量合理性的农户比不知道其合理性的农户对农药的认知更高，会更注重施药时农药剂量的配比。他们知道说明书上的剂量配比都是通过科学的实验而得出的结果，从而安全的施用农药，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施药效果而任意增大剂量。是否担忧农药残留对人体的危害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的农户比不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的安全施药的可能性高。因为农户意识到不安全的施药行为会给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时，就会在施药时采取防护措施。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的农户比不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的安全施药可能性高。因为知道禁用农药种类的农户不再以施药后的效果作为是否选择该农药的唯一标准，他们会考虑到农药的安全性，合法性，故而安全的施用农药。是否了解农药的毒对农户是否安全施药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与李世平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农户一般施用的农药的毒性在短时间不易发觉，因为农药在体内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即使表现出中毒的症状与一般头疼、疲倦症状相似，常被忽视。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农户安全施药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个人特征中的农户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安全施药行为，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安全施药行为;农户对农药的认知因素中是否知道剂量的合理性、是否担心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是否知道禁用农药的种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安全施药行为。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加大农药知识的宣传，农技推广部门可以通过培训传播农药知识，提升农户对农药的药效、毒性和使用说明的全面了解。让农户更加了解安全生产、安全施用农药的意义，在思想上改变农户对农药使用的固有的错误认识。第二，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返乡创业，加强对大学生务农的扶持力度。第三，加强对农药市场和农业生产环节的监管，同时加强农业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加大对农药经销商的管理力度，增强农药经销商的农药认知水平，提高其推荐农药的准确性，也是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的重要对策。
参考文献：
[1]VAN ASSELTED，MEUWISSEN MPM.Selection of Critical Factors for Identifying Emerging Food Safety Risks in DynamicFood Production Chains[J].Food Control，2010（21）：919-926.
[2]DASGUPTA S，LAPLANTE B，MEISNER C，WHEELER D，YAN J P.The Impact of Sea Level Ris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A Comparative Study[J].Climatic Change，2009，93（3-4）：379-388.
[3]关桓达，吕建兴，邹俊.安全技术培训、用药行为习惯与农户安全意识——基于湖北 8个县市1740份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08）：81-86.
[4]马晓旭，杨洁.稻农无公害农药使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34-39.
[5]吴林海，卜凡，朱淀.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消费偏好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10）：13-23.
[6]傅新红，宋汶庭.农户生物农药购买意愿及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0（06）：120-128.
[7]王志刚，吕冰.蔬菜出口产地的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对农民健康的影响——来自山东省莱阳、莱州和安丘三市的调研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9（11）：72-80.
[8]李红梅，傅新红，吴秀敏.农户安全施用农药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四川省广汉市214户农户的调查与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05）：99-104.
[9]贾雪莉，董海荣，戚丽丽，等.蔬菜种植户农药使用行为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林业经济问题，2011（03）：266-270.
[10]江激宇，柯木飞，张士云，等.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藁城市151份农户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2（05）：35-42.
[11]王志刚，李圣军，宋敏.农业收入风险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来自西南地区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5（04）：46-50.
[12]张伟，朱玉春.基于Logistic模型的蔬菜种植户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3（04）：216-220.
[13]魏欣，李世平.蔬菜种植户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24）：116-118.
[14]王建华，马玉婷，王晓莉.农产品安全生产：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04）：54-62.
[15]朱雪兰，洪潇伟，李世杰，等.农户用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海南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13）：5720-5723.
（作者單位：齐蓉，石河子大学;何娇艳，浙江农林大学;扶玉枝，海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