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7月，我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开始近十年的新疆生活。我会在每年选择几个地方，依托当地边防团前往边防连队采风。进入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近距离观察戍边军人和边民的生活细节，积累创作素材。
这些年，有几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第一位是2009年8月，在石河子市屯墾主题游览园遇见的一位外地务工的阿姨。那天到游览园参观，看见烈阳下一位约摸五十岁的女人头戴草帽，蹲在一个新挖好的地窝子跟前夯木桩子。我走过去跟她搭讪，问她老家在哪？为什么到新疆来？身体怎么样？每个问题，她都三五个字作答，期间一直没停手中的活计，不曾抬起一下眼皮。我稍事停顿，准备继续向她提几个问题。话刚出口，她放下手里的锤子，偏过头来看着我说，姑娘，你打从进来我就看到了，你老想跟我说话，可有什么好说的？咱俩没有共同命运，就没有共同语言。阿姨说完又扭过头去接着敲木桩了。
没有共同命运，就没有共同语言。这句话给我的震撼一直到今日都未曾减弱，是那一日的交谈教会我，如果我想写一个有由来和根据的人物，面对面的交谈必不可少。
从那往后的每一次采访和交谈，我都会尽可能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以此塑造人物个性，而不敢凭空设想。阿姨在酷烈的阳光下仰起头，一字一句说出那句话，叫人想起俄国作家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写到“这样坚定、自信和内心力量似乎令人羡慕。然而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列米佐夫只不过领略了人类的一切不幸罢了”。是的，不可以小看任何一位外表平平无奇、沉默寡言的人，因为不到他们开口说话，无法了解他们是否已有领教命运多次出手而有幸见招拆招的丰富经验，也难以得知他们在与岁月的较量中，那些或胜利或失败，堪称死里逃生的可贵经历。
在一次夏天的博乐之行中，我在卡昝河连队与军医一同到连队护边员谢尔扎提家出诊，谢尔扎提大哥带我们出门帮他找羊。狂风中，他驾驶摩托车上了山路，我在后座，军医骑马。不多时，风裹着细颗粒的冰雹和冰雨浇落。隔着棉衣，寒气刺骨。大风和冻雨中，一对年轻的哈萨克青年男女牵着手，缓步走在雪线附近的山地上。他们头顶，一侧是墨蓝色的雨雾，一侧是天光渐明的奶白色天际。这时，谢尔扎提大哥扭过头问我，小妹妹，你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他就很遗憾地说，妹妹，要找一个，等你死的时候就有人问你，你狠狠地爱了没有？老天爷跟前这个话说不说得出来？你咋说呢？我爱了嘛，我就去天堂了。
歌德说，真理和神性一样，是永不肯让我们直接认识的。我们只能在反光、譬喻、象征里面观照它。那样一个冰雨淋浇的哈萨克青年男女牵着手逆狂风散步的情景，展示出这个星球其乐融融、不可参透的神秘。而谢尔扎提的提问，包含着人类想要回答一切、拥抱神性的坚定愿望。地球是圆的是平的，下冰雹或者狂风骤起，说真的，并不会影响他们对幸福或者痛苦的体认。我将他在生活中与事与物的自洽，写进《旱獭》中，尽量保留他那种微醺、松弛的灵魂节奏，一股越出堤岸的水流的形态。他们从游牧生活中习得了一种特殊的智慧，一种天真。那并不是幼稚或者平庸，而是一种对万物的直感，一种内心的纯洁。
有人说，作家的职业就是这样，只要动手创作，就要竭力从门缝里窥探别人的生活。职业的便利使我不必从身边的门缝向内窥视，不少人很愿意向路过此地，短暂停留的我吐露心声。他们毫无保留地倾诉烦恼，像念追悼词，像对着树洞说话。听他们说话，随便说任何话，我都会笑或在心里掉下眼泪。
《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一书中，马蒂厄谈到外部世界的改造有其极限，而这些外部改造对于我们的内部幸福所起的作用也有其极限。外部条件、物质条件的好转或损坏，固然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幸福，但是最终，我们不是机器，幸福或者不幸的是精神。对于当下的边防连队来说，居住和饮食等硬件条件较往常有了很大改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难以平静和满足。远离亲友、挚爱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总像是不加色彩的素描草稿，一种“未完成”。
他们在广袤荒凉的西部边陲工作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通过接触会发现，以有些人的年纪和能力，在内地城市过世俗意义的“好日子”很容易。然而，他们重视荣誉，看重这身军装，想过理想至上的生活。而当他们面对家庭，却发现很多事是需要金钱和社会关系来解决的。有人笑称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这些戍边军人离家又何止三丈五丈？遇到家中有事，能做的也就是找个没人的山头坐着发呆。也有的家属，不辞辛苦带着孩子来到丈夫驻地，可丈夫天天在山上驻守或忙于机关工作，这期间家庭的运转还是只能由妻子一个人扛着，要是碰上孩子处于叛逆期，学坏了，身为父亲也会深感愧疚与自责。现在有人认为边防一线有新营房，有暖气、电视和手机信号，戍边的生活不那么苦了。但其实戍边最大的痛苦在于这种内心的矛盾。追求荣誉和理想没有错，家人和爱人想要美好安逸的生活也没有错。精力投入家庭太多，觉得对不起组织;全心扎在工作上，又觉得愧对家人。南疆某边防连队的机要参谋，李参谋。就在一个下午的聊天中，给予我讲述《科恰里特山下》这篇故事的灵感。
狮子的欢乐，麻雀的悲哀，谁能说得清哪个更值得一说呢？在李参谋篇幅不长的人生故事和其讲述的口吻中，没有怨气也没有对所谓幸福的执念，只有平静和从容。他的回忆像一盏车灯，在缓缓行驶中，一会儿照亮路边曾经住过的房屋，一会儿掠过妻儿欢笑时的面容，偶尔投向晦暗无明的夜的深处，也只是短暂的一瞥。谈话间，他谈的一切似乎都表明，他也不知该怎么圆上生活既有的缺角，但他平淡无奇的嗓音清醒而有力，这种力量透露出他生命是如此罕见的坚忍。在荒滩戈壁，路边最常见的植物是红柳和骆驼刺，两种长相野蛮、不讲章法的植物。它们就像我在边境上接触到的有些人，看起来灵魂有刺、精神荒芜，双脚却牢牢地扒住土地，以一种幼稚、执拗到可笑的姿势，坚持原地生活，抵御岁月的进攻。那些人的心理世界常常在某一个下午或者凌晨时刻向我洞开，之后迅速紧闭，留下的只是仿佛接受草在长，水在流这样一件事情的平和心态，只是光秃、单调的长久静默。而这些人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又是如此炫目：他们在生活粗鄙、不讲究的套路下，摸索和坚持了教养的高贵、自尊的体面。
2018年底，曾在某旅里和一位宣传科长聊天，他说，小董我问你，你听过这么多人身上的事，不觉得沉重、不会有感觉心里背不动的时候吗？我回答他，是的，会沉重，也有感觉背不动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他又问。我说，我在心里有一个柜子，像中药房里抓药的墙柜，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的抽屉，有时敞开，有时关上。当很难从情绪中抽离时，就闭上抽屉，在柜子前坐一小会。而说到底，只有当我以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完成他们的纸上人生，这份牵挂和负疚感才会得以减轻，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所谓的安慰和宽和。
在中国古代，记录天象的人形容太阳黑子“如枣如卵如飞鹊”。那如今该如何形容我心目中的文学呢？以前我以为作家是处理词语的木匠，现在我以为，卡夫卡提到的是作家应该努力做到的：“我想，我们应该只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也许，再过一百年，不同命运的人也不会有共同语言，但他们却会如过去几千年中人们所经历的，在某本书的字里行间，迎面撞上出乎预料的一段雄心、梦想或是病痛和死亡，抬起手背拭去不为自己而哭的眼泪。
这些年，有几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第一位是2009年8月，在石河子市屯墾主题游览园遇见的一位外地务工的阿姨。那天到游览园参观，看见烈阳下一位约摸五十岁的女人头戴草帽，蹲在一个新挖好的地窝子跟前夯木桩子。我走过去跟她搭讪，问她老家在哪？为什么到新疆来？身体怎么样？每个问题，她都三五个字作答，期间一直没停手中的活计，不曾抬起一下眼皮。我稍事停顿，准备继续向她提几个问题。话刚出口，她放下手里的锤子，偏过头来看着我说，姑娘，你打从进来我就看到了，你老想跟我说话，可有什么好说的？咱俩没有共同命运，就没有共同语言。阿姨说完又扭过头去接着敲木桩了。
没有共同命运，就没有共同语言。这句话给我的震撼一直到今日都未曾减弱，是那一日的交谈教会我，如果我想写一个有由来和根据的人物，面对面的交谈必不可少。
从那往后的每一次采访和交谈，我都会尽可能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以此塑造人物个性，而不敢凭空设想。阿姨在酷烈的阳光下仰起头，一字一句说出那句话，叫人想起俄国作家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写到“这样坚定、自信和内心力量似乎令人羡慕。然而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列米佐夫只不过领略了人类的一切不幸罢了”。是的，不可以小看任何一位外表平平无奇、沉默寡言的人，因为不到他们开口说话，无法了解他们是否已有领教命运多次出手而有幸见招拆招的丰富经验，也难以得知他们在与岁月的较量中，那些或胜利或失败，堪称死里逃生的可贵经历。
在一次夏天的博乐之行中，我在卡昝河连队与军医一同到连队护边员谢尔扎提家出诊，谢尔扎提大哥带我们出门帮他找羊。狂风中，他驾驶摩托车上了山路，我在后座，军医骑马。不多时，风裹着细颗粒的冰雹和冰雨浇落。隔着棉衣，寒气刺骨。大风和冻雨中，一对年轻的哈萨克青年男女牵着手，缓步走在雪线附近的山地上。他们头顶，一侧是墨蓝色的雨雾，一侧是天光渐明的奶白色天际。这时，谢尔扎提大哥扭过头问我，小妹妹，你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他就很遗憾地说，妹妹，要找一个，等你死的时候就有人问你，你狠狠地爱了没有？老天爷跟前这个话说不说得出来？你咋说呢？我爱了嘛，我就去天堂了。
歌德说，真理和神性一样，是永不肯让我们直接认识的。我们只能在反光、譬喻、象征里面观照它。那样一个冰雨淋浇的哈萨克青年男女牵着手逆狂风散步的情景，展示出这个星球其乐融融、不可参透的神秘。而谢尔扎提的提问，包含着人类想要回答一切、拥抱神性的坚定愿望。地球是圆的是平的，下冰雹或者狂风骤起，说真的，并不会影响他们对幸福或者痛苦的体认。我将他在生活中与事与物的自洽，写进《旱獭》中，尽量保留他那种微醺、松弛的灵魂节奏，一股越出堤岸的水流的形态。他们从游牧生活中习得了一种特殊的智慧，一种天真。那并不是幼稚或者平庸，而是一种对万物的直感，一种内心的纯洁。
有人说，作家的职业就是这样，只要动手创作，就要竭力从门缝里窥探别人的生活。职业的便利使我不必从身边的门缝向内窥视，不少人很愿意向路过此地，短暂停留的我吐露心声。他们毫无保留地倾诉烦恼，像念追悼词，像对着树洞说话。听他们说话，随便说任何话，我都会笑或在心里掉下眼泪。
《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一书中，马蒂厄谈到外部世界的改造有其极限，而这些外部改造对于我们的内部幸福所起的作用也有其极限。外部条件、物质条件的好转或损坏，固然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幸福，但是最终，我们不是机器，幸福或者不幸的是精神。对于当下的边防连队来说，居住和饮食等硬件条件较往常有了很大改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难以平静和满足。远离亲友、挚爱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总像是不加色彩的素描草稿，一种“未完成”。
他们在广袤荒凉的西部边陲工作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通过接触会发现，以有些人的年纪和能力，在内地城市过世俗意义的“好日子”很容易。然而，他们重视荣誉，看重这身军装，想过理想至上的生活。而当他们面对家庭，却发现很多事是需要金钱和社会关系来解决的。有人笑称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这些戍边军人离家又何止三丈五丈？遇到家中有事，能做的也就是找个没人的山头坐着发呆。也有的家属，不辞辛苦带着孩子来到丈夫驻地，可丈夫天天在山上驻守或忙于机关工作，这期间家庭的运转还是只能由妻子一个人扛着，要是碰上孩子处于叛逆期，学坏了，身为父亲也会深感愧疚与自责。现在有人认为边防一线有新营房，有暖气、电视和手机信号，戍边的生活不那么苦了。但其实戍边最大的痛苦在于这种内心的矛盾。追求荣誉和理想没有错，家人和爱人想要美好安逸的生活也没有错。精力投入家庭太多，觉得对不起组织;全心扎在工作上，又觉得愧对家人。南疆某边防连队的机要参谋，李参谋。就在一个下午的聊天中，给予我讲述《科恰里特山下》这篇故事的灵感。
狮子的欢乐，麻雀的悲哀，谁能说得清哪个更值得一说呢？在李参谋篇幅不长的人生故事和其讲述的口吻中，没有怨气也没有对所谓幸福的执念，只有平静和从容。他的回忆像一盏车灯，在缓缓行驶中，一会儿照亮路边曾经住过的房屋，一会儿掠过妻儿欢笑时的面容，偶尔投向晦暗无明的夜的深处，也只是短暂的一瞥。谈话间，他谈的一切似乎都表明，他也不知该怎么圆上生活既有的缺角，但他平淡无奇的嗓音清醒而有力，这种力量透露出他生命是如此罕见的坚忍。在荒滩戈壁，路边最常见的植物是红柳和骆驼刺，两种长相野蛮、不讲章法的植物。它们就像我在边境上接触到的有些人，看起来灵魂有刺、精神荒芜，双脚却牢牢地扒住土地，以一种幼稚、执拗到可笑的姿势，坚持原地生活，抵御岁月的进攻。那些人的心理世界常常在某一个下午或者凌晨时刻向我洞开，之后迅速紧闭，留下的只是仿佛接受草在长，水在流这样一件事情的平和心态，只是光秃、单调的长久静默。而这些人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又是如此炫目：他们在生活粗鄙、不讲究的套路下，摸索和坚持了教养的高贵、自尊的体面。
2018年底，曾在某旅里和一位宣传科长聊天，他说，小董我问你，你听过这么多人身上的事，不觉得沉重、不会有感觉心里背不动的时候吗？我回答他，是的，会沉重，也有感觉背不动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他又问。我说，我在心里有一个柜子，像中药房里抓药的墙柜，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的抽屉，有时敞开，有时关上。当很难从情绪中抽离时，就闭上抽屉，在柜子前坐一小会。而说到底，只有当我以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完成他们的纸上人生，这份牵挂和负疚感才会得以减轻，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所谓的安慰和宽和。
在中国古代，记录天象的人形容太阳黑子“如枣如卵如飞鹊”。那如今该如何形容我心目中的文学呢？以前我以为作家是处理词语的木匠，现在我以为，卡夫卡提到的是作家应该努力做到的：“我想，我们应该只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也许，再过一百年，不同命运的人也不会有共同语言，但他们却会如过去几千年中人们所经历的，在某本书的字里行间，迎面撞上出乎预料的一段雄心、梦想或是病痛和死亡，抬起手背拭去不为自己而哭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