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世懋虽然在明代末五子之列，但他并未真正地属于任何一个派别，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诗话专著《艺圃撷余》之中。本文围绕其以“性情”为核心的诗歌本体论来阐述其诗学思想，王世懋从诗抒性情的规律出发，对七子格调派进行了摒弃，提倡“本性求情”，以性情作为创作的先导，从而形成了性灵说的雏形;要求以不露痕迹为抒情的宗旨，开创了神韵说的先河。
　　关键词：王世懋;本性求情;性灵说
　　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悠久的抒情传统，王世懋重新强调诗抒性情，正切中当时诗歌创作的时弊，故而愈发显现其诗学品格的难能可贵。王世懋在其诗论专著《艺圃撷余》中有二十多次提到了“情”，可见“情”之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而诗歌作为一门言说生命之思、之感、之悟的语言艺术，它所表达的是诗人对生存的感悟、情感的品尝、生命的思考和想象世界的期待，其本质特征是抒发人的性情，在创作上更是不可能脱离情感而独立存在。
　　在诗论《艺圃撷余》中，王世懋开篇就以《诗经》作为正面依据指出：“《诗》四始之体，惟《颂》专为郊庙颂述之作，其他率因触物比类，宣其性情”，明确《诗经》四始之主体《风》《大雅》《小雅》《颂》皆以“触物比类，宣其性情”作为本质特征。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诗歌有抒发情感的作用，文人墨客才会遭遇不如意之事而抒发感慨于诗。后世的学者也是凭借诗歌能抒人性情的功能，才能“以意逆志”，阅古人之诗想见其为人，这一点在今天我们也是深有体会的。我们读着李白、杜甫的诗歌，就仿佛亲眼目睹了李白的潇洒丰神、杜甫的忧国忧民之心，这难道不是诗歌魅力之所在吗？
　　王世懋所主的性情并非是在诗歌中肆意的表达，随意的宣泄。他认为诗歌的抒情有其特殊的规律性，他反对露骨率直的去抒情，这或许也源于儒家“温柔敦厚”观念的影响。此外，王世懋在诗歌创造的艺术上也追求不露痕迹。诗抒性情须在“无意求工”中来实现的。虽然创作诗歌的目的，就是抒发心中情感，但这情感也需自然流露出来，即作诗要有神情，才能随份自佳。只有立足于“本性求情”，诗抒性情才是自然的，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感。所谓“发于性情者不可强也”，即是强调创作者抒发性情时无意而为，那样才不会导致情感的变形扭曲，从而真正忠实于诗人的情感。故而在风格上，王世懋就理所当然地转向对自然美的推崇。
　　王世懋关于“性情”的提法并非首创，是针对时弊而重新提出的，而“性灵”一词则是在明代中后期之交才开始频繁出现在诗文批评之中的，可以说，王世懋是性灵说的倡导者和应和者。他在《李惟寅贝叶斋诗集序》中称其诗为“稍稍纵其性灵，时复翕然自得”，又说诗乃是“性灵所托”，这里他所提到的“性灵”与“性情”大体相同，论诗重性情，并不能称之为性灵说。“性灵”之成为性灵说，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观、创作观，则是明代隆庆、万历以后特有的文学现象，以公安派的袁宏道为代表。
　　王世懋对性灵的推崇是基于诗抒性情且不露痕迹的基础上提出的，也可以说这是他对诗歌审美的一种追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艺圃撷余》第二十五则中，尤其是他对徐祯卿（字昌榖）和高叔嗣（字子业）的赞赏上。王世懋推崇高子业在于“高能以深情胜，有秋闺愁妇之态”，又云“高季迪才情有余，使生弘正李、何之间。绝尘破的，未知鹿死谁手”，他认为高氏能够超越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其赞语可以说已经很高了，而究其原因则在于高叔嗣在創作上的“深情”与“才情”。高诗不仅富有才情，而且别具一格，这也是王世懋推崇他的原因。
　　相比较而言，王世懋更加推崇徐祯卿，这一点与王世懋的诗学审美追求是相吻合的，甚至可以说是王世懋借用了徐祯卿在诗歌创作上审美追求。他在《艺圃撷余》中评论道：“徐能以高韵胜，有蝉蜕轩举之风。”所谓的“高韵”，即是诗的神韵;“蝉蜕轩举”，则是形容诗歌的超俗冲淡之韵。
　　王世懋论诗注重诗趣，这里的“趣”指的是诗歌具有优游不迫、冲淡隽永的风致。王世懋于唐诗人推崇“王孟”，即在于其诗有“隽永”之趣。所谓“有意无意之间”、“不深不浅”、“莫可捉着”，则显然是指诗“韵”、诗趣的含蓄蕴藉，“有深远无穷之味”。这是王世懋对诗“韵”亦即神韵的认识，其思想被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所承继。
　　总之，王世懋从诗抒性情的规律出发，对七子格调派进行了摒弃，真正实现了“莫理论格调”的大胆突破，一方面他提倡“本性求情”，以性情作为创作的先导，从而形成了性灵说的雏形;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以不露痕迹为抒情的宗旨，开创了神韵说的先河。虽然王世懋所谓的抒情方式有所限定，但其对性情的标榜，却是他对诗歌抒写性情的充分认识和执着追求的鲜明体现。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M].台北：学生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