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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低端人口”，是城市生态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要减少总体规模，最好的办法并不是驱赶“低端人口”，而是通过产业调整，把有关“高端人口”减少一点，由此相当一部分的服务人员能够被带走。
所谓的“低端劳动人口”绝对不都是低技能的，未来也不一定会被经济转型升级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代替，不过有必要制定一个持续培训的机制，让他们能够不断获得学习的机会，拥有综合的劳动技能。大兴火灾的教训也并不是简单关闭违规建筑，而是设法提供一些合规的、能够保证基本居住条件和舒适度的住所，让所谓“低端人口”逐步融入城市，并得到持续的教育培训。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北京等特大型城市都在实施各种各样的措施。尽管地方政府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社会各界纷纷推测是不是这些地方的领导在试图提升本地居民的人口素质，是不是在想方设法驱赶一些所谓的“低端人口”。
这一话题极其复杂，很难有一个定论。我想不妨从分析一些具体的案例开始，尝试得出一些普遍性的结论。最简单的案例就是从身边的事情说起，最直接的就是讲自己的故事。下面我想讲三个我与所谓“低端人口”的故事，再试着提炼出给周边朋友、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层面有关部门的三点思考。
13年前我刚回到北京工作的时候，孩子很小，家里的事非常多，临时从外地请来我的姐姐帮忙，但这也非长久之计。怎么找合适的帮手呢？当时还没有现在社会化的互联网服务，于是大家分头想办法。我的姐姐比较善于跟周边的邻居和小区的其他人员社交，有一天她回家告诉我说：“我们楼道里的一个保洁阿姨做事情很认真，有人无人干事情一样，而且平时穿着干净利索，是一个可靠的老实人。”于是我们先请她在保洁工作完成之后来家里做点小的零散工。果然，这位王阿姨做事认真、可靠，我们就请她来做从早到晚的长期钟点工，同时与物业公司协商，让她住在为小区保洁和物业服务人员专门安排的地下室。
十几年来，一直这样持续着。近年来孩子大了，家里似乎不太需要从早到晚做家务的钟点工了，但是，我仍然坚持要留下王阿姨，主要的原因就是，家里保不齐总会出点临时的紧急状况，多一个帮手非常重要。这个判断确实是对的，家人生病买药、取药，偶尔来个亲戚朋友接送，都是由王阿姨帮助打理。她最能帮助我的还是处理杂事，比如修一下皮鞋（记得前年天津夏季达沃斯年会，两个场子之间赶路，皮鞋的底子跑掉了，极其狼狈，回来请王阿姨把所有的皮鞋底子都找人加固了一番），比如在家里等着装修工人过来清理空调、新风，入户宽带、机顶盒安装维修，交水电费、停车费等等，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让我们能专心于平时的工作。
但是几天前，王阿姨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们，她住的地下室现在要搬空了——北京市出了规定，不许他们这些“闲杂人员”继续住在地下室里，两天内必须搬出，否则强制清场。
十几年前回到北京，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平生第一次买房子、装修房子（之前在美国和香港都是租房子住）。要从头学习相关的知识而且要反反复复跑建材市场，从门把手到地角线都必须自己一项一项决定，这是一个极其耗费精力且很伤脑筋的事。我相信周边的朋友一回想装修的过程，都会颇感头疼。我很快想到一个事后看来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找一个可靠能干、信得过的装修小经理帮忙搞定一切。
周边很多人讲不能全面放手，因为有标准的委托代理问题——这些人是代理人，只要你不监督，就会出现偷工减料的问题。我的答复是，一定要找对人。
经过多方的了解，我找到了一位来自安徽的装修小伙小叶。小叶已经全家都在北京，小孩在上小学。几番交往下来，我发现小叶首先是一个能干人，非常聪明且爱动脑筋，尽管只是初中毕业，各种装修的事情从电工到木工、瓦工、焊工他都懂；而且头脑极其清楚，很多尺寸方面的问题一说他就记得住，很多年以后他还能够回忆得起我家房间每一个角落的尺寸。第二，小叶愿意和我们这些大学老师来往。小叶经常跟我讲起儿子学英语有困难，向我咨询应该怎么办。因此我认为，小叶是愿意跟我长期来往的可靠的装修师傅，他有长期目标，不会搞短期行为。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完全正确，直到今天我跟小叶还经常来往。有了这两个判断，我就形成了我的策略。我跟小叶讲：“装修的细节你来定，我只提使用和装修风格的要求，费用方面的事情，你定，我相信你，等我的装修搞好了，以后我还有其他的朋友要装修的，我都给你推荐。我们长期交朋友。”由于我把小叶当成朋友对待，小叶非常愿意出力，我家装修的很多细节他是反复动脑筋反复测量，用最好最经济的办法解决的。比如说屋顶装的新风系统，小叶动了很多脑筋，在一个关键地方用了一个意大利的消防转头，把整个吊顶就提高了5厘米。很多邻居跑来看，说你家屋顶怎么比我家的高呢？这就是小叶的功劳。
通过小叶这个例子，我深深地感受到，许多所谓的“低端人口”往往是聪明人，而我们经济学教科書里的委托代理问题确实存在，但并不是没有解。解决就在于要紧紧抓住代理人想要什么，怎么能够真正地关心他，和他成为长期的朋友。
我的母亲年事已高，之前长期和我姐姐在国外生活，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养老理念包括中医比国外要好，因此最近几年我反复动员老人家回国养老，终于在一年前，我90多岁高龄的母亲回到国内与我们同住。按理说，我母亲这个曾经在国家机关工作、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今天丧失了劳动能力，吃闲饭了，也应该划作“低端人口”。
老人觉得和儿孙们住一起不方便，大家都忙，没人陪她很孤独，于是闹着要回老家南京与自己的姊妹同住。今年夏天摔了一跤之后，动弹不得，姨妈这些同样的老年人完全束手无策，还得是我反复在北京南京之间高铁、飞机穿梭，安排住院、手术、康复等等。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固执的母亲终于明白了“上帝的旨意”，那就是还必须回北京，和儿子住，有问题好解决，也必须接受有全时护工的生活。 为了挑老人护工，我去了一家专业的保姆公司，三位候选人与我面对面而坐，来了一次集体面试。十几分钟、几个问题一问，我当即决定请一位家庭背景比较简单的保姆阿姨小马。小马家在贵州，孩子上大学了，自己长期在北京工作，初中毕业，虽然受教育水平不高，但是经过了保姆公司认真的培训，人聪明，懂道理，做事麻利。工作了半年下来，老人与小马的关系处得不错。每个周末小马休息，得有个自己放松的空间，她在北京郊区租了一个地方住。最近她愁眉苦脸地跟我讲，那个地方要回收了，她周末没地方去了，煞是苦恼。
这三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我想有三个思考可以分享。
第一点思考送给自己的朋友，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那些所谓的“低端勞动人口”不一定懂得很多的数理化知识，但绝对不都是低技能的，有相当一部分“低端人口”像小叶一样非常聪明，有非常好的不断改善自己生活、改善自己孩子教育的愿望。跟他们真心交朋友，互相帮助，就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方便不少。
人是活在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合作，很多事情虽然自己可以搞定，但是毕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小至送孩子上下学、修龙头、安宽带，大至跑一些文件，请合适的人办了，你自己就可以专心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事。我回北京生活了十几年，身边结交了几十、上百号此类朋友，有给我改装自行车的清华西门的安徽小李、攒电动摩托的东北小张、修摩托车轮胎的小刘、装新风的河北小武、京东快递的小张、上门洗车的小高、改摩托车服拉链的裁缝张师傅、修手机给手机贴膜的湖北小王。每个人的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他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我都留着，时不时会用得上。生活在北京，要学当年的孟尝君，其乐融融。和他们打交道比饭局、论坛交接高端人士轻松、愉快多了。很多朋友都认为家里不应该有外人，自己的隐私一定要保护。这话我原则上同意，但我诚心建议朋友们，如果能够学会认识、鉴别、信任和调动周边人的话，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简单和舒适。同样，这也是为社会多创造一点就业、给周边人多一点收入。
第二点思考是讲给地方政府领导的。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要减少总体规模的话，最好的办法并不是驱赶“低端人口”，而是能够把有关“高端人口”减少一点。尤其是北京，要剥离非首都功能的话，就要从那些非首都功能的“高端人口”开始，只要他们离开了北京，相当一部分的“闲杂”人员能够被带走，这里面是有一个乘数效应的。同时，北京郊区大兴火灾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并不是简单地去关闭那些违规建筑，而是要想方设法提供一些合规的、符合人性原则的、能够保证基本住宿条件和舒适度的住宅。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将他们纳入城市人的生活轨道，让他们都有很体面的生活，得到很好的健康保障。
第三个我想讲的思考，是给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有必要制定一个持续培训的机制，让那些所谓的“低端劳动人口”能够不断获得学习的机会，拥有不断提升的综合劳动技能。像小叶这样很聪明的劳动者，如果能向他们传授一些电工、水暖工知识，他们马上就能够发挥作用。
未来，“低端人口”也不一定会被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代替。我相信50年以后，在机器人高度发展的时代，这三位为我家服务过、被称为“低端人口”的劳动者仍然会被社会所需要。机器人不可能代替王阿姨所做的各种繁杂工作，小叶精打细算的工作更不用说，而像小马这样照顾老年人的工作，机器人也很难代替。像我母亲这样的老年人，他们一定希望有个可以经常和他们谈话交流的人来陪伴。如果能有与时俱进的持续教育培训，那些所谓“低端人口”未来仍然可以融入城市。
所以，我在此呼吁，要实现十九大报告所描绘的伟大宏图，教育是关键，提高人口的素质是关键，处理好养老问题是关键。除了正规地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之外，还必须制定一些为社会真正需要的劳动者提供终身学习和培训的机制。一个城市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是城市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不断的培训和提高。这一点在政府未来的决策中必须得到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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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低端劳动人口”绝对不都是低技能的，未来也不一定会被经济转型升级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代替，不过有必要制定一个持续培训的机制，让他们能够不断获得学习的机会，拥有综合的劳动技能。大兴火灾的教训也并不是简单关闭违规建筑，而是设法提供一些合规的、能够保证基本居住条件和舒适度的住所，让所谓“低端人口”逐步融入城市，并得到持续的教育培训。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北京等特大型城市都在实施各种各样的措施。尽管地方政府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社会各界纷纷推测是不是这些地方的领导在试图提升本地居民的人口素质，是不是在想方设法驱赶一些所谓的“低端人口”。
这一话题极其复杂，很难有一个定论。我想不妨从分析一些具体的案例开始，尝试得出一些普遍性的结论。最简单的案例就是从身边的事情说起，最直接的就是讲自己的故事。下面我想讲三个我与所谓“低端人口”的故事，再试着提炼出给周边朋友、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层面有关部门的三点思考。
第一个故事，钟点工王阿姨
13年前我刚回到北京工作的时候，孩子很小，家里的事非常多，临时从外地请来我的姐姐帮忙，但这也非长久之计。怎么找合适的帮手呢？当时还没有现在社会化的互联网服务，于是大家分头想办法。我的姐姐比较善于跟周边的邻居和小区的其他人员社交，有一天她回家告诉我说：“我们楼道里的一个保洁阿姨做事情很认真，有人无人干事情一样，而且平时穿着干净利索，是一个可靠的老实人。”于是我们先请她在保洁工作完成之后来家里做点小的零散工。果然，这位王阿姨做事认真、可靠，我们就请她来做从早到晚的长期钟点工，同时与物业公司协商，让她住在为小区保洁和物业服务人员专门安排的地下室。
十几年来，一直这样持续着。近年来孩子大了，家里似乎不太需要从早到晚做家务的钟点工了，但是，我仍然坚持要留下王阿姨，主要的原因就是，家里保不齐总会出点临时的紧急状况，多一个帮手非常重要。这个判断确实是对的，家人生病买药、取药，偶尔来个亲戚朋友接送，都是由王阿姨帮助打理。她最能帮助我的还是处理杂事，比如修一下皮鞋（记得前年天津夏季达沃斯年会，两个场子之间赶路，皮鞋的底子跑掉了，极其狼狈，回来请王阿姨把所有的皮鞋底子都找人加固了一番），比如在家里等着装修工人过来清理空调、新风，入户宽带、机顶盒安装维修，交水电费、停车费等等，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让我们能专心于平时的工作。
但是几天前，王阿姨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们，她住的地下室现在要搬空了——北京市出了规定，不许他们这些“闲杂人员”继续住在地下室里，两天内必须搬出，否则强制清场。
第二个故事，装修师傅小叶
十几年前回到北京，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平生第一次买房子、装修房子（之前在美国和香港都是租房子住）。要从头学习相关的知识而且要反反复复跑建材市场，从门把手到地角线都必须自己一项一项决定，这是一个极其耗费精力且很伤脑筋的事。我相信周边的朋友一回想装修的过程，都会颇感头疼。我很快想到一个事后看来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找一个可靠能干、信得过的装修小经理帮忙搞定一切。
周边很多人讲不能全面放手，因为有标准的委托代理问题——这些人是代理人，只要你不监督，就会出现偷工减料的问题。我的答复是，一定要找对人。
经过多方的了解，我找到了一位来自安徽的装修小伙小叶。小叶已经全家都在北京，小孩在上小学。几番交往下来，我发现小叶首先是一个能干人，非常聪明且爱动脑筋，尽管只是初中毕业，各种装修的事情从电工到木工、瓦工、焊工他都懂；而且头脑极其清楚，很多尺寸方面的问题一说他就记得住，很多年以后他还能够回忆得起我家房间每一个角落的尺寸。第二，小叶愿意和我们这些大学老师来往。小叶经常跟我讲起儿子学英语有困难，向我咨询应该怎么办。因此我认为，小叶是愿意跟我长期来往的可靠的装修师傅，他有长期目标，不会搞短期行为。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完全正确，直到今天我跟小叶还经常来往。有了这两个判断，我就形成了我的策略。我跟小叶讲：“装修的细节你来定，我只提使用和装修风格的要求，费用方面的事情，你定，我相信你，等我的装修搞好了，以后我还有其他的朋友要装修的，我都给你推荐。我们长期交朋友。”由于我把小叶当成朋友对待，小叶非常愿意出力，我家装修的很多细节他是反复动脑筋反复测量，用最好最经济的办法解决的。比如说屋顶装的新风系统，小叶动了很多脑筋，在一个关键地方用了一个意大利的消防转头，把整个吊顶就提高了5厘米。很多邻居跑来看，说你家屋顶怎么比我家的高呢？这就是小叶的功劳。
通过小叶这个例子，我深深地感受到，许多所谓的“低端人口”往往是聪明人，而我们经济学教科書里的委托代理问题确实存在，但并不是没有解。解决就在于要紧紧抓住代理人想要什么，怎么能够真正地关心他，和他成为长期的朋友。
第三个故事，老人看护小马
我的母亲年事已高，之前长期和我姐姐在国外生活，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养老理念包括中医比国外要好，因此最近几年我反复动员老人家回国养老，终于在一年前，我90多岁高龄的母亲回到国内与我们同住。按理说，我母亲这个曾经在国家机关工作、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今天丧失了劳动能力，吃闲饭了，也应该划作“低端人口”。
老人觉得和儿孙们住一起不方便，大家都忙，没人陪她很孤独，于是闹着要回老家南京与自己的姊妹同住。今年夏天摔了一跤之后，动弹不得，姨妈这些同样的老年人完全束手无策，还得是我反复在北京南京之间高铁、飞机穿梭，安排住院、手术、康复等等。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固执的母亲终于明白了“上帝的旨意”，那就是还必须回北京，和儿子住，有问题好解决，也必须接受有全时护工的生活。 为了挑老人护工，我去了一家专业的保姆公司，三位候选人与我面对面而坐，来了一次集体面试。十几分钟、几个问题一问，我当即决定请一位家庭背景比较简单的保姆阿姨小马。小马家在贵州，孩子上大学了，自己长期在北京工作，初中毕业，虽然受教育水平不高，但是经过了保姆公司认真的培训，人聪明，懂道理，做事麻利。工作了半年下来，老人与小马的关系处得不错。每个周末小马休息，得有个自己放松的空间，她在北京郊区租了一个地方住。最近她愁眉苦脸地跟我讲，那个地方要回收了，她周末没地方去了，煞是苦恼。
三点思考
这三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我想有三个思考可以分享。
第一点思考送给自己的朋友，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那些所谓的“低端勞动人口”不一定懂得很多的数理化知识，但绝对不都是低技能的，有相当一部分“低端人口”像小叶一样非常聪明，有非常好的不断改善自己生活、改善自己孩子教育的愿望。跟他们真心交朋友，互相帮助，就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方便不少。
人是活在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合作，很多事情虽然自己可以搞定，但是毕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小至送孩子上下学、修龙头、安宽带，大至跑一些文件，请合适的人办了，你自己就可以专心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事。我回北京生活了十几年，身边结交了几十、上百号此类朋友，有给我改装自行车的清华西门的安徽小李、攒电动摩托的东北小张、修摩托车轮胎的小刘、装新风的河北小武、京东快递的小张、上门洗车的小高、改摩托车服拉链的裁缝张师傅、修手机给手机贴膜的湖北小王。每个人的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他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我都留着，时不时会用得上。生活在北京，要学当年的孟尝君，其乐融融。和他们打交道比饭局、论坛交接高端人士轻松、愉快多了。很多朋友都认为家里不应该有外人，自己的隐私一定要保护。这话我原则上同意，但我诚心建议朋友们，如果能够学会认识、鉴别、信任和调动周边人的话，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简单和舒适。同样，这也是为社会多创造一点就业、给周边人多一点收入。
第二点思考是讲给地方政府领导的。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要减少总体规模的话，最好的办法并不是驱赶“低端人口”，而是能够把有关“高端人口”减少一点。尤其是北京，要剥离非首都功能的话，就要从那些非首都功能的“高端人口”开始，只要他们离开了北京，相当一部分的“闲杂”人员能够被带走，这里面是有一个乘数效应的。同时，北京郊区大兴火灾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并不是简单地去关闭那些违规建筑，而是要想方设法提供一些合规的、符合人性原则的、能够保证基本住宿条件和舒适度的住宅。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将他们纳入城市人的生活轨道，让他们都有很体面的生活，得到很好的健康保障。
第三个我想讲的思考，是给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有必要制定一个持续培训的机制，让那些所谓的“低端劳动人口”能够不断获得学习的机会，拥有不断提升的综合劳动技能。像小叶这样很聪明的劳动者，如果能向他们传授一些电工、水暖工知识，他们马上就能够发挥作用。
未来，“低端人口”也不一定会被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代替。我相信50年以后，在机器人高度发展的时代，这三位为我家服务过、被称为“低端人口”的劳动者仍然会被社会所需要。机器人不可能代替王阿姨所做的各种繁杂工作，小叶精打细算的工作更不用说，而像小马这样照顾老年人的工作，机器人也很难代替。像我母亲这样的老年人，他们一定希望有个可以经常和他们谈话交流的人来陪伴。如果能有与时俱进的持续教育培训，那些所谓“低端人口”未来仍然可以融入城市。
所以，我在此呼吁，要实现十九大报告所描绘的伟大宏图，教育是关键，提高人口的素质是关键，处理好养老问题是关键。除了正规地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之外，还必须制定一些为社会真正需要的劳动者提供终身学习和培训的机制。一个城市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是城市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不断的培训和提高。这一点在政府未来的决策中必须得到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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